[库恩：一个犹太商人的中国历险] 犹太商人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64岁的美国投资银行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接受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委托，为中国改革30年历程作传。 　　这本名为《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的书，已于2008年岁末出版，而英文版则将由约翰威立出版公司在全球发行。
　　2008年12月22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等数十位部级高官，出席了该书中文版的出版座谈会。而在这本书的“致谢栏”中，则包括了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和上海市市长韩正等人在内的300多名中央、地方要员。
　　此前，库恩在2005年出版了一部前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泽民的传记《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成为中国大陆出版的首部在世最高领导人的传记。
　　多个政府部门的网页显示，库恩在会见中国高官时的身份较为中立――库恩基金会董事长。由此可见，库恩这个名字本身在中国就是一个品牌，超过那些诸如花旗这样的他担任高级职务的跨国大公司。
　　
　　《中国30年》
　　
　　与《江泽民传》历时近4年的写作周期不同，《中国30年》从构想到出炉只有10个月时间。
　　2007年12月9日，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与库恩的一次会谈中问及他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并提到如果由他来写一部关于中国改革30年的书，一定很有意义。对于这个提议，库恩很感兴趣。
　　库恩和搭档朱亚当列出了一份120多人的采访名单，然后一个由10多人组成的团队便开始运作。这个团队的成员包括相当于总制片人角色的朱亚当，12-14名美国顶尖高校中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在读博士和数位居住在中国大陆，精通中国历史、中共党史的学者。团队成员不仅负责收集整理中文资料，还要将这些资料翻译成英文交给库恩。库恩的任务就是把这些资料组织起来，讲述给海外读者。
　　库恩说，这本书得到了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的大力协助。新闻办不仅帮助他联系安排采访、开具介绍信，甚至安排专人按他的要求寻找合适的采访对象，以及提供仅供内部使用的历史资料和一些尚未向公众公开的新解密档案。
　　尽管采访了众多重量级的中国高官，库恩并没有把书做成一本“中国高官访谈录”。他把高官们的访问打散，分插到书中的五个部分――改革的指导原则、历史脉络、运作机制、各部门的改革和未来前景。这样对中国改革的纵向切割，让人颇为惊异作者是一个不通中文的美国人。
　　同样令人好奇的还有库恩在中国的身份。他既是许多跨国公司中国战略的策划者，也是中国在西方的义务宣传员。库恩说，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批评是有偏见的，所以他要写下“真实全景式的中国故事”。在这个意义上，库恩又如同他的几位前辈，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这些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的西方人。
　　然而，一个不通中文的美国人，究竟是如何获得中国政府信任的？从库恩的描述中不难总结出，他在中国有两个“贵人”：宋健和江泽民。是宋健把库恩带到中国，成为在中国的“导师”；而《江泽民传》则几乎成为库恩的标签，和打开中国高层之门的通行证。
　　
　　初到中国
　　
　　1989年，应当时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邀请，库恩第一次来到中国，成为中国国家部委科研机构的改革、资料重组的顾问。
　　当时，朱亚当受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派遣，成为库恩的翻译。在朱亚当的印象中，那时的库恩对中国并不热情，甚至在赵紫阳会见外国顾问时，库恩也没去参加。
　　“库恩是个乒乓球迷，”朱亚当回忆说，“他最感兴趣的是和国家队队员打一场乒乓球赛。”
　　当朱亚当表示有外事纪律时，库恩开始大吵大闹：“我来给你们国家当顾问，一分钱没要，飞机票钱还是我出的，你作为一个年轻人，为什么连这点风险都不敢冒？如果中国的年轻人都像你这样，中国还有什么未来？”
　　在库恩的激将法下，朱亚当偷偷安排了库恩和八一队一名队员进行比赛。“如果不是库恩当时将了我一军，我也不会冒这个风险，”朱亚当说，“我们后来也不会成为朋友。”
　　此后，库恩多次来到中国，中国政府给予他“中国绿卡”。他与国务委员宋健更是私交深厚。
　　1989年之后，朱亚当赴美留学。巧合的是，当他毕业后，来到一家公司，才知道总裁正是库恩。旧友相逢，非常高兴。经过几年的历练，朱亚当在库恩的日内瓦公司（The Geneva Companies）里担任亚太部经理。更重要的是，两个人由此结成了一对闯荡中国的“黄金搭档”。库恩的优势是具有外国人的视角，对中国“亲善”；而从体制内部出来的朱亚当则谙熟中国国情和政治逻辑。
　　库恩曾经表示，他在中国有两个最重要的人，一个是宋健，另一个就是朱亚当。
　　
　　写作《江泽民传》
　　
　　库恩给人的自我描述中，向世界介绍中国是他的一项重大“爱好”。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库恩在经商的同时，就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科技部、原国家经贸委等许多部门进行广泛接触和合作。
　　但在众多项目中，最终确立库恩在中国声望的则是《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的写作和出版。
　　库恩说，此书的缘起还是在2000年9月。有一天，库恩在家里收看江泽民接受美国哥伦比亚电视网《60分钟》节目主持人华莱士的电视采访。很多西方国家的首脑对华莱士犀利的提问都有几分畏惧，可是看到江泽民镇定自如地侃侃而谈，库恩说，他产生了为江泽民作传的想法。
　　在世界上，曾经有一批人以“反犹太”为职业，德国的希特勒就是如此；如今，则有一批人以反华为职业，库恩称之为“反华公司”。
　　库恩强调，他热爱中国。他要跟“反华公司”对着干。他提出写《江泽民传》，也是出于这样的背景。
　　不过库恩承认，他写这本书没有采访过江泽民本人。在公开场合，他也仅见过江泽民三面：第一次是1993年在古巴国宾馆，当时江泽民正在古巴进行国事访问；第二次是2000年在纽约的一个招待会上；第三次是2003年11月在北京。
　　《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在中国引起了巨大反响，也使库恩在中国获得了空前的荣耀。然而在海外，人们对不通中文、对中国近现代史了解甚少的库恩的“独立”作传能力表示了质疑。
　　虽然库恩的动机常受指责，但他总是强调，他掌握了第一手的资料，与很多中国领导人有过直接对话，而不像他的批评者那样只是坐在华盛顿或某大学政治系的办公桌后面攻击中国。
　　
　　早年库恩
　　
　　1944年，库恩生在美国纽约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父亲是纽约一家时装成衣公司的老板，曾担任美国时装协会主席。母亲则是一个很有教养的犹太女人，婚后便在家相夫教子。
　　和中国人一样，犹太人也格外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库恩的右眼先天性失明，自小便由家庭教师授业。他没有上过小学、中学，15岁就直接进入大学。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人类生物学学士学位后，库恩22岁时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人脑学博士学位，这使得库恩在简历中获得了科学家的身份。
　　库恩会说英文、德文、法文和希伯来文，但不谙中文，只能进行简单交际。
　　在1972-1978年的6年时间里，库恩曾是美国世界上帝教会（Worldwide Church of God）的主要成员。世界上帝教会是美国上世纪70-80年代著名的异端教会组织。
　　库恩的声名鹊起与世界上帝教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72年，他在教会赞助的刊物上发表了名为《为什么人脑和动物脑会有区别》的文章，得到教主赫伯特?阿姆斯特朗（Herbert W. Armstrong）赏识。随后，他成为教会一个结合时事和经文的国际传教电视节目《明日世界》的制片。
　　世界上帝教会不仅是一个宗教组织，更是一个庞大的媒体王国。它拥有最先进的摄影队，通过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发展传教事业。在主教阿姆斯特朗的带领下，世界上帝教会环游全球，与各国政要见面，其中包括推动政要间的私人会谈和到中国访问。这为库恩日后来到中国发展埋下了伏笔。
　　1978年，世界上帝教会因为首领敛财无度，一度被美国加州警方取缔。
　　也正是在这一年，作为教会第三号人物的库恩，推行了一套与教主阿姆斯特朗理论相冲突的系统神学学习项目(STP)，企图接管教会。这一项目很快遭到环游世界归来的阿姆斯特朗的制止，库恩也因此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他脱离教会，来到麻省理工的斯隆商学院进修，这成为了库恩日后从商的契机。
　　在斯隆商学院，库恩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他的同学中有很多日企高管，这使得库恩毕业后转往亚洲发展。
　　上世纪80年代是库恩事业的发端时期。他先后帮助三井、长期信贷银行、住友信托和后来的日商岩井等日本企业大量收购美国资产。在这一系列的并购交易中，库恩获得了他经商的第一桶金。
　　
　　库恩在华商业利益
　　
　　库恩的妻子、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在参与着库恩的一系列中国项目。他建立的库恩基金会，是一个基于原世界上帝教会基金会的关系网络。
　　通过这个基金会安排，库恩的妻子、钢琴家朵拉?赛维亚里安先后在2005年、2006年与中国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和广州交响乐团合作演出，提高了国际知名度。而库恩的大儿子阿隆是电影剪辑师，小儿子亚当是电影融资制片人，女儿丹妮拉则是一名演员和主持人。他们曾一同为父亲与中国外宣部门联合制作的《探索中国》、《重新发现中国》、《中国》等大型电视纪录片节目工作。
　　库恩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有人说共产党花钱雇用我们写这本书，给共产党树碑立传。我想说的是，谁也雇不起我说心里话。”
　　库恩曾表示自己写书并不是为了赚钱：“在写作《江泽民传》的4年间，我本人在中国没有从事任何商业项目，停止了在中国的一切商业活动，没有收到任何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报酬。”
　　但在库恩写作过程中，其旗下的公司成为了中国一些官方机构在海外联合投资项目中的重要合作伙伴。
　　2006年，库恩接受美国国际管理集团（IMG）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特德?福斯特曼邀请，成为IMG的合伙人。库恩和福斯特曼一同参与制定在中国的发展战略，朱亚当则作为集团的全球高级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总体负责中国区域业务。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福斯特曼曾毫不讳言地说：“中国是IMG发展最重要的国家。所有与中国有关的业务的可行性、理想、创意等，都要优先考虑。”
　　2006年 6月25日上午，IMG与兰州市文化实业发展总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商定在该市“共同投资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在文化产业领域进行广泛的合作，合作期限为20年。公司的组织形式为股份有限公司。合资公司注册资本初步确定为2000万元人民币”。
　　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8天，央视与IMG签约成立推动中国国内体育赛事发展的“央视IMG体育赛事管理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的计划是，从本届奥运会中多发掘几个像姚明、刘翔一样的奥运平民英雄。除了经营包装体育明星外，IMG还负责推广各项知名比赛项目，而奥运会后的体育产业则成为IMG更为着眼的目标。
　　库恩表示，国际管理集团愿意在体育领域与中国相关方面展开进一步合作，这些合作不仅包括北京奥运会前，还包括北京奥运会后。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库恩正在利用自己的声望，帮助IMG大举进入中国的文化产业市场。IMG与山东电视台、山东省体育局合作，旨在山东建立世界顶尖的体育、娱乐、传媒基地；与上海世博会合作，为上海市政府展现国际大都市形象。
　　即使是中国一些中小型城市，IMG也挟其政治资源，迈出了投资的步伐。2008年9月9日，IMG向晋江市政府报告了滨海运动休闲产业带的最终方案，这标志着IMG正向广阔的中国市场全面进军。
　　库恩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库恩的所作所为纯粹是出于激情，他是个很富有的人，不需要靠写书挣钱。2005年《江泽民传》出版后，库恩就通过出版社，将他50%的版税捐给了北京前沿科学研究所、希望工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用于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研究）。
　　朱亚当说，他和库恩正在筹划一个更宏大的“计划”，预计将在2012年面世。他们在中国的历险还将继续下去。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4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库恩：向世界介绍中国和她的领导人
　　刚进入2009年，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来到北京，为他的新书《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做宣传。在接受采访时，库恩清楚地告诉记者他的写作意图，“我通过这本书关注中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为的是达到两个目的：回击中国威胁论，帮助世界了解中国。”
　　
　　“在不开放的情况下进行改革，在我看来，这是不可能的”
　　记者：很多媒体已经问过你，为何《中国30年》一书很少触及中国的负面问题，你的回答是平衡很重要，但是真实更重要。问题是，如果不触及负面，是否有损于真实性？
　　库恩：在一定程度上，我同意你的观点。我要指出的是，我的书稿涉及中国许多问题，包括收入不均、环境污染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其中，我还花了许多笔墨来写腐败问题。
　　我这本书是写给西方读者看的，向他们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介绍中国领导人的所思所想。所以我会从一个宏大的角度，把中国的负面问题放在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一背景下来看待。总的来说，中国取得的成绩多于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也许成绩熟视无睹，习以为常，但是对于西方人来说，还有待于认识到中国的成绩。
　　记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王洛林对你说：“中国的改革，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外开放推动的。”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你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库恩：我采访王洛林先生的时候，觉得他提出的这个观点非常好。在我看来，中国改革的步骤，首先是思想解放，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步，然后是开放，开放后才认识到世界发展的规律，把这些规律引进中国，然后进行改革。
　　但现在有些中国人说，中国可以在不开放的情况下进行改革，在我看来，这是不可能的。
　　
　　“我对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和将来的领导人都持有乐观的态度”
　　记者：有学者说，从毛泽东时代到胡锦涛时代，中国正在由强人政治向常人政治转变。你如何评价胡温领导集体？
　　库恩：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再到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中国确实是从强人政治走向常人政治。毛泽东逝世以后，一个常人是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的，中国需要一个强人。正是邓小平使中国走向了改革开放。
　　江泽民时代，中国向正常国家转变，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
　　每一代中国领导人都是应运而生的，他们面临的问题不同，领导方式当然也不一样。
　　在我看来，胡锦涛这一届领导集体充满了智慧，我尤其赞赏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这个执政理念。科学发展观不仅仅是科学的政治思想，同时对中国当下复杂的问题有很强的适用性。
　　记者：十七大之后走上中央领导岗位的领导人，大都是在改革开放的岁月中接受高等教育并成长起来的，他们基本都是你的采访对象。在与他们的接触中，你认为他们与老一代领导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库恩：江泽民之前的中国领导人是从革命年代走过来的，江泽民这一代领导人，既经历过革命年代，也经历了上世纪50年代和文革时期，他们是承前启后的一代领导人。
　　相比中美两国领导人，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过一个笑话：美国的领导人大多出身于律师，而中国则是由一些科学家或工程师担当领导人，中美两国领导人不能更好地交流，不是文化上的差异，而是律师和工程师之间的交流障碍。
　　当然，我不是说工程师和科学家当领导人不好，但一个国家不能全都由工程师或科学家担当领导。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现任领导人更加多元化，他们有学经济的、有学法律的，而且大多数人拥有研究生学历，甚至还有博士学位，他们高度职业化，大都管理过两三个省份，有着丰富的经验。
　　这些领导人经历了文革，对中国的问题有很清醒的认识。他们会直面中国自身的问题，不会对中国采取革命式的手段，只会进行渐进式的、考虑周全的改革。他们参与国际事务，不会过分强调中国的国际地位。总之，我对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和将来的领导人都持有乐观的态度。（陈晓萍）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第3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