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晚年最大的遗憾是，故宫文物由他带离北京，却最终未能带回。”71岁的台湾著名摄影家庄灵谈起他的父亲――前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庄严先生时充满感慨。 庄灵，1938年出生于故宫文物南迁的路上，此后由于家庭原因，和故宫结下了不解之缘。用他的话说，自己是“和故宫文物一起颠沛流离并伴随成长起来的”。作为故宫文物迁徙所剩不多的亲历者之一，庄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娓娓讲述故宫文物颠沛南迁的故事，以及父辈们在抗战中保护故宫珍宝的艰辛历程。
烽火南迁险象环生
庄灵介绍，其父庄严1924年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后，加入了刚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1925年10月北平故宫博物院成立，与此同时“清室善后委员会”被撤销，庄严从此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而成立不久的故宫博物院命运多舛。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略中国的野心昭之若揭。为保护故宫文物，当时的国民政府从1933年1月开始分三路将国宝南迁，共运出13491箱故宫文物，先后暂存于上海、南京。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故宫文物继续南迁，最终分别藏于贵州安顺（后运往四川巴县）、四川乐山及峨眉山三处。
颠沛流离上万里，如何保证故宫文物“毫发无伤”是文物南迁面临的最大难题。庄灵提供的其父日记和文章对当时故宫文物的装箱和运输都有非常详细的记述。其中，瓷器是最难装箱的，有些薄如纸，有些又大如缸；而铜器，貌似坚固，可有些一碰就碎……
为了找到万无一失的包装方法，故宫工作人员费尽周折，将库中自乾隆以来由景德镇运到宫中原封未动所装载的瓷器箱，打开来看学习方法，随后向琉璃厂各大古玩商讨教，并请他们示范。在此基础上，故宫将装箱的秘诀总结为四字真言：“稳、准、隔、紧”，即用“谨慎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使件件相隔离”，然后包扎成一个“坚实的整体”。结果证明，这套方法是成功的，故宫文物经过上万里迁徙，几乎“毫发无伤”。
在运输途中，故宫文物还数遭险境，所幸均化险为夷。
庄灵介绍，故宫文物曾运到长沙暂存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当时国民政府有意在长沙开挖山洞珍藏宝物。但不久日军轰炸长沙，故宫人紧急将国宝运离，一个星期后，湖南大学图书馆就被炸为平地，故宫文物逃过一劫。
庄严护送的第一路80铁箱故宫文物是精品中的精品，先后被存放在上海、武汉、长沙，再经广西进入贵州，最后于1938年被安置在贵州安顺县城外的一个石灰岩天然洞穴――华严洞之内。1944年底，日军攻陷独山，贵阳告急。为了保护文物安全，国民政府决定将这批珍品撤往四川巴县。出生在安顺的庄灵此时已经6岁了，他非常清楚地记得，在遵义附近，他看到日军侦察机在低空盘旋，一路险象环生，直到四川境内才告平安。
庄灵说，其父非常喜爱一方“老庄老运好”的闲章。除有吉祥之意外，其实也是一语双关，意为故宫文物装箱、运输都安然无事，“父亲为能完成使命感到非常自豪”。
密运台湾内心隐痛
1945年，日军投降。巴县、峨眉、乐山三地的文物被集中到重庆，然后运抵南京。随后因内战形势逆转，国民党政府决定挑选故宫和“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的文物精品运往台湾。
1948年12月底至1949年间，故宫文物先后分三批以军舰、商船运送2972箱抵台。据庄灵回忆，1948年12月，他们兄弟4人随父亲与第一批运台的320箱故宫文物精华，穿过扰攘混乱的南京下关码头，登上灰色的国民党海军“中鼎号”登陆舰启程前往台湾。当时海峡天气阴沉，海面风强浪高，坏了一个推进器的“中鼎号”在海中前进，左右前后上下摇晃，经过四五天的煎熬才终于抵达台湾。
这些文物来台之初，一部分曾暂存在杨梅的铁路局仓库，接着在台中糖厂寄存一年。后来，国民党当局在台中雾峰北沟建造山边库房及防空洞。1950年，国宝才悉数迁藏雾峰。1965年8月，台北外双溪故宫新馆落成。
庄灵讲述了一段关于其父与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故事，揭秘了当时故宫其他文物精品能够保存在大陆的原因。
1948年11月，国民党当局函电在北平的马衡，要其选择留在北平文物中的精华装箱，分批空运南京，以便撤离。马衡院长以患病婉拒南下，对装箱一事则再三吩咐同事“要稳，安全第一，千万别求快”，以致文物装箱极慢。后来，平津战役紧急之际，马院长又下令封闭故宫对外交通，以致精选的文物一件也没运出。后来，马院长留在大陆，继续在北京为故宫服务。
庄严是马衡的学生，师生情谊深厚。1980年庄严去世后，庄灵听专攻中国美术史的大哥讲，当年庄严已经受命押运文物赴台。马院长在其启程前致函说，如果庄严决定护送文物去台湾，则不惜与之断绝20多年的师生之情。
庄灵说，他―直与父母同住，却从未听父亲谈过此事，也许这是父亲当年徘徊在政府命令与师生情谊间，不得不作抉择而造成的一处最不愿被触及的内心隐痛吧。
保护珍宝殚精竭虑
《宣统出宫我入宫》，这是庄严生前所写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在这篇文章中，他说：“自从宣统出宫，我便入宫，当的不是皇帝，而是一个维护民族文物的老宫人……”
庄灵说，包括父亲在内的“老故宫人”为保护中华文化瑰宝不顾个人利益、生命安全的崇高精神至今让他深深感动。他回忆，父母当年在北平时生活优越，为保护国家珍宝，随文物来到西南偏僻山野华严洞，生活变得十分清苦。由于父亲的薪资经常无法收到，母亲不得不每天步行十多里路到一所中学去教书，薪水大概是每月一担谷子，还要自己设法找地方碾成米。但父亲和故宫同仁都安于过这样清贫的生活。
庄灵告诉记者，庄严一生有两大遗憾和一大得意之事。
得意之事是1933年故宫文物南迁之际，他接令负责把北京国子监的秦代石鼓包裹装箱一同运走。庄严面对又大又重且极易损坏的石鼓很费思量。经过行家指点，庄严召集人手，小心翼翼地将石鼓上已有风化、裂缝的地方，用镊子将极薄极软的湿棉纸，一丝一缝逐步仔细填实，然后再一层层包裹捆扎妥当，花了一个月时间才完成包装工作。此后，石鼓乘坐除飞机外各种运输工具，历经万里行程，二十多年来始终不曾开箱检查。庄严来台后，石鼓留在大陆，无法得知保存情形，以致庄严“每一想起就寝食不安”。直到晚年，庄严辗转从出版物中得知石鼓在大陆开箱的现场情形是：“毡棉包裹重重，原石丝毫无损”，他“不仅如释重负，内心更为狂喜不已，四十多年来对于这批国宝之运迁与维护，终于得到圆满的交待。”
据介绍，庄严的两大遗憾：一是未能使《三希堂法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伯远帖》）重新聚首；另一个最大遗憾就是在有生之年，不能带着南迁来台的故宫文物，重新回到北京故宫，回到他成长求学、立业成家、浸润深耕历代中国文化艺术的永恒故乡。
据庄灵回忆，庄严生前很反感台湾记者采访时问，“战乱时故宫人有没有中饱私囊”。在他看来，这是对“老故宫人”的侮辱。他说，老一代人在枪林弹雨、纷繁离乱中，殚精竭虑、不顾牺牲，就是为了保护中华文化的遗产。政治上的分合是短暂的，中华文化则是永续流传的，让中华文化源远流传和发挥影响是上一代人和他们的职责。
庄灵回忆，1980年春，82岁的庄严弥留之际，嘴里还在吃力地喃喃念叨：“北平，北平……”
“历劫与建业文房并存，平生自诩收藏史；置身在魏晋人物之间，垂死犹怀故国心。”这是著名文学家台静农在庄严去世后送去的一副挽联，或许可以说，这是庄严先生一生的写照吧。
（摘自2月24日《参考消息》，作者为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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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文物知多少
据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冯明珠介绍，1948年至1949年初，国民党当局分三批共将2972箱故宫文物运抵台湾。同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图书馆”及“中央博物院”的文物精品也随之而行，运抵台湾的故宫文物数量虽大约仅是当年故宫文物南迁箱数（13491箱）的22％，但多是精品中的精品。
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与“中央博物院”合并，落户台北外双溪故宫博物院新址，馆藏文物 65万余件。其中，原故宫文物部分有器物 46100件、书画 5526件、图书文献 545797件；“中央博物院”部分有器物 11047件、书画 477件、图书文献 38件。除上述文物外，还有部分来自外界捐赠和收购的文物。
据冯明珠介绍，台北故宫的精品主要集中在书画、瓷器、青铜器等部分。在书法方面，有《三希堂法帖》中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怀素的《自叙帖》、颜真卿的《刘中使帖》等；在绘画方面，有宋朝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李思训的《江山楼阁图》等；在瓷器方面，藏有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及明代官窑瓷器，宋代丁香紫尊、明釉里红菊花大碗等，著名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珐琅彩瓷器绝大多数藏于此；在青铜器方面，商代兽面纹方尊，西周的毛公鼎、散氏盘等重器都十分著名。其中毛公鼎铭文长达497字，是现有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