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败而华美的皇城 经历了长期战乱的解放前的北平皇城建筑只能用衰败来形容。解放初期,北平被划分为若干个区,其中第七区由沈勃任区长,91岁的老人对第七区的边界很清晰,在接受采访时反复说道:“东起东单和崇文门,西到西单和宣武门,南到城墙,北到长安街――天安门就在其中,但虽然是中心地带,也感觉满目疮痍,一派废墟景象,尤其是从崇文门到宣武门的南顺城一带,从明代就开始堆积的垃圾堆比城墙还高,天安门广场上野草丛生,垃圾和粪便随地可见,草丛中时不时地可见一两个游民,有的身上还挎着枪,是来不及逃走的溃败下来的国民党散兵游勇。”
当时天安门这一带每天晚上都有抢劫案发生,长安街那时候很狭窄,路边又都是摊贩,“汽车是走不过去的”。因为学生时代常常来这里游行,所以沈勃在上任后的第三天就来到天安门广场上观看,并且思考处理的法子,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做卫生清运工作,“让群众觉得新旧社会的重大差别”。
“对于南顺城一带的垃圾我发动了区里各个单位把他们的卡车弄来,结果有了10多辆卡车,还发动群众,小推车、小驴车全都上阵了,我们区委机关只上半天班,下半天都是去参加义务劳动”。那些小推车可不容易,要走上半天的路,把垃圾运送到城市之外掩埋起来,“好在那些垃圾很多是400多年的陈年旧物,所以基本上只有灰土的味道,没什么异味”。
休息的时候和那些主动来参加清运工作的市民们聊天,他们知道沈勃是区长后,都会觉得,“共产党的干部到底不一样”。
1949年,沈勃的任务很繁重,除了清理保甲制度,兑换金圆券,建立新的街道组织外,还要对付刚刚发生的鼠疫。“我们去各个医院和私人诊所,动员那些医生给病人义务打针,当时的北平城内的卫生状况就这么糟糕。”
1949年底,沈勃就调任当时的地政局任副局长。“当时的北平甚至都没有测绘地形图,水准网的测量也没有。我们开会去向彭真汇报,当时财政困难,拿不出钱来支持测量工作,我一直在竭力劝说,北平要搞建设,没有地形测量图是不可能的,那个会开到了凌晨3点。”
沈勃测绘工作的开始,意味着北平要大搞建设了,不过,反对动北平的人也大有人在。
刘小石1949年开始陪着老师梁思成跑遍了城内城外。刘小石是四川成都人,1947年17岁时考取清华大学建筑系,从同是消费城市的成都来到北平,立刻被这座城市感动了:“我和侯仁之先生不同,他是一下火车,就被前门楼的巍峨震撼了,我是被那种大都市的气氛镇住了。站在高处的城墙上望北平城,中间是巍峨的故宫,中南海和北海蜿蜒成片,通过高梁河与城外的水系连成一片,14个城门,内城9个,外城5个,基本都保留了原始面貌,城内的四合院非常完整,院内全是十几米高的树木。”
做调查的时候,他发现,北平之所以保持了古老城市的面貌,“在于它的城市属性,它只是个古都,自从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北平迅速变成了消费城市,住在北平成为非常舒服的一件事”。
当时北平城内没有一家工厂,“城外也只有清河制衣厂、长辛店机车厂和石景山发电厂等几家不大的厂,所以城内的生活垃圾,废水,包括粪便的处理就非常传统化,垃圾、粪便是靠小推车推出城外的,人口少,只有100万左右,所以传统的处理方式也可以应付,那些粪便在城外晒干,再作为肥料使用,北平周围的农田始终保持了肥沃状态”。
污水则是通过管道进入护城河,排出城外。“我在护城河沿上看见过那些瓦制的大管道,是明朝传下来的,在1949年还在发挥作用,这是一个能够自净的城市系统。”“1949年,全中国只有上海有个污水处理厂在发挥作用,天津也有一个,可是建成后没怎么用,因为处理的费用太高,建得起不一定用得起。上世纪50年代,我们清华大学给排水专业的学生实习的时候也还是去上海,直到80年代北京才建成污水处理厂。”
当时北平城的水系很发达,“正义路一带都是河道,这些四通八达的水道和城外的护城河连成一体,因为水道畅通,也保证了城市里污水的走向畅通,所以最早的北平城市设计非常合理。可是抗战后,北平的市政系统基本废弛,河道堵塞也没人疏通,所以那些排污水的明沟逐渐沦为臭沟”。
1949年时,刘小石在北河沿看见了堆积如山的垃圾,“从抗战开始,清运系统就时断时续,所以北平沦为了废墟”。不过,在废墟中,他仍然感觉到强烈的美,他和沈勃的观感对立起来。“你就说天安门广场,那是个丁字形的小广场,东西各有一座‘三座门’,正南还有大明门,也就是后来的中华门,四门之间红墙相连,封闭起来,非常有围合的空间感。”
当时长安街两旁也是些矮小的平房,从北京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离休的汪诚当时就在长安街边的几间被国民党占据的民房里办公,现在这里是国家大剧院所在。“当时那里属于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的通讯排,我是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在那里当通讯排的排长,我的房间也就9平方米吧,连办公带住。当时通讯排属于管理稀松的,回家就穿长衫,当少爷,工资是一袋面加若干办公费,养家很难。1949年,我们通讯排属于伙食好的,也就是顿顿窝头熬白菜,熬之前,往里面加点油,偶尔吃顿肉,大家都拉肚子,因为没油水惯了。”身为排长的汪诚和大家一起蹲在地上吃饭。
不过穷有穷的乐子,汪诚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几年的元宵节和七月十五的中元节,虽然解放临近,可是北平城内的鼓楼、东四、西四等公共场所还是挂满了灿烂的灯,鱼灯、莲花灯,璀灿夺目,最穷的人也拿荷叶插个签,上面再插蜡烛,周围都是搭的席棚,里面是卖小吃和各种玩物的,北平一直有专业的搭棚匠,冬天的时候,还能给这些简陋的棚子配上玻璃窗。
1949年,张伍并没有感觉到一个旧北平的即将消失,他是著名作家张恨水的儿子,当时才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特别喜欢在北平城内的公共建筑物里逛来逛去。他说:“大概是受我爸爸的影响,那时候很喜欢去北海和故宫,故宫不收门票,当然也没什么文物展览了,珍宝馆和钟表馆倒是都在开放,在那空阔的宫殿里感觉一下皇家气派,很神秘。北海最适合夏天去,满水面的荷叶传来阵阵清香。”因为人口不多,当时的北海公园和中山公园都没什么人,“特别舒服”。
郊区则常去万牲园,也就是现在的动物园,那时候,“每年春天,父亲会去那里看杏花。那里的杏花和门口看门的一个大高个特别出名,抗战的时候,父亲总给我们讲北平的风物,以至于我1947年回北平的时候,看什么都不觉得特别陌生,特有亲近感”。
北平大大小小的寺庙系统也属于旧时皇城的公共建筑物,可是1949年的时候很多已经丧失了宗教性质,“像我们常说的东庙、西庙,也就是隆福寺和护国寺,当时都已经成为市井红尘之地,每10天左右就开一个庙会,特别热闹”。老北平人总说北平是福地,不因为战争就会受到影响,“所以1949年春天我们照样去看花”。
城墙,包括城墙根,对于张伍而言,还真是一个庞大的公园,梁思成先生当时想把城墙改造成一个环城的空中花园的想法并不是空穴来风。“那时候城墙上长了很多酸枣树,1949年的春天,我们还上去打酸枣,城外则是麦苗青青,墙根处垂柳成带,下面是护城河,我们在里面抓一种叫‘大眼贼’的小鱼,当时河里还有鹭鸶,我们管它叫‘长脖子老等’,因为它总在那里等鱼。”在顽童的眼中,皇城系统的这些公共建筑物,是当时最好的游乐园。
活跃而肮脏的市民区
张伍1947年和父亲从四川长途跋涉回到北平,在前门火车站下车的时候,也是第一眼看见壮观的前门楼。“相比那些辉煌的建筑,四合院里的生活更宁静怡然,先父和先母在现在的赵登禹路附近买了套20多间房的四合院,父亲特别喜欢那院落里的花木扶疏的感觉”。那前后5进的院子里有30多棵树。
这也是1949年北平市民居住的基本形式,刘小石说,当时东城、西城除了公共建筑物外,就是大量的四合院,非常工整,而前门外的崇文和宣武不太工整是因为这两区是从明代才开始建设,规划晚,到1949年的时候还有大片空地。不少贵族家庭有几百间的房产,“解放后不许房租涨价,结果很多人家穷了,无法维修,收的房租还不够维修费用的,所以四合院才衰败了下去,不像我们想象的有那么多大杂院”。杂院一般在南城,“那里的小商贩多”。
出了院门,就是狭长的胡同,胡同有些油盐铺,张伍说:“甚至那油盐铺都是百年老店,里面的老人都是看着你长大的。当时的西城特别安静,即使有租户,也是居住在四合院的一个偏院或者前院,所以基本上很整洁。即使是1948年和1949年的夏天,大家也保持了北平人多年的习惯,开始搭棚,老北平人讲究的是‘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1948年开始金融体系紧张,后面的三者基本消失了,可是搭棚的习惯还是留下来了,一为避暑,二是请客什么的都得搭棚子。搭棚的师傅很有礼貌,上高前都会喊一声,上高了,是为了院落里女眷的方便,他上高了,你也就不要出来上厕所了。”
厕所基本上是旱厕,“有专门的掏粪的,过年时候,他还会上门送礼,两袋大米什么的,因为你家常年的粪他都拿去卖钱了,1949年围城时,掏粪的停止工作,北平城顿时成为臭城”。胡同也有些有公厕,但基本是男厕所。
夏天时候,胡同里有卖冰盏和酸梅汤的,“叫卖声非常好听,贩夫走卒的叫卖声写下来就是打油诗,冬天的时候,小贩的叫卖声也有其特点,他们卖硬面饽饽、水萝卜,声音特别凄凉,使你听见就不得不去买,寒夜里随风声传过来,我父亲形容那小贩叫卖的声音像钟声”。1949年的冬天,这种叫卖声也没有停止。
北平的动力交通系统也不发达,“当时有电车,可是不发达,我经常骑小驴去另外的地方,像是通县什么的,赶驴的人集中在城门洞里,你可以让他跟你走,也可以自己走,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这些驴都认识路,你走多远它也不会迷路,到了那里,哪家的驴哪家就有主人上来认领,根据缰绳的挽法还知道你是先付钱还是没付钱”。
当然更多的是人力车,“每个胡同的门口都停着几辆干干净净的人力车,有自备汽车的人家是极少数”。
不过北平离一个现代化城市确实很远,当时人抱怨最多的是,“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张恨水写过打油诗“夫子喟然叹”就是讽刺在大公馆边的区域,马路永远没人修理,电灯也永远不亮,街巷则大多是土路,“无风三尺土,下雨一街泥”。
当时北平主要的商业街道就是东单和西单,刘小石说,胡同是东西走向居多,通到头,则是一条小商业街,南北向的胡同里的商业设施基本上能满足百姓的日常需要,“面条店啊,煤球店啊什么的”。整个格局是不敞开的,“但是有其好处,安全、私密,因为家家都有院落,用不着那么多公共空间”。
东单和西单都只有一个牌坊,故称为单,东四和西四则是有4个牌楼的。1949开始在西单商场的隆大皮鞋店当学徒的史益甫今年73岁,当学徒的那年13岁,可是对西单商场的格局印象清晰,他说:“从南到北一共分为6个商场,但都是平房,我们的皮鞋店在那里算特殊的,以买断和寄售的为主,三接头的男鞋,女鞋有时髦的坡根鞋,前面露出大拇指。”西单北大街有比较出名的完里皮鞋店,可是也是平房。当时西单最高的建筑是日本人开的高岛屋,还有三友实业社,都是三层楼。当时整个西单商场都使用几个水龙头供应的自来水,大家排队去接,而洗澡则去现在大悦城那里的一家澡堂,多是商场伙计消费,很便宜,开澡堂的多是河北衡水地区的人。
在史益甫印象中,西单的路很窄,中间是电车道,但好处是两旁都是大树,所以基本上可以算是林荫道,他常常趁空闲的时候去看戏,听相声。侯宝林就在当时西单第二商场的启明茶社说相声,“我们去看不用花钱,大家都认识,那时候去同仁堂,生点小病抓药人家也不要钱,都是周围邻居,熟悉了,所以免费。不过去茶社从没有喝过茶,坐在那里喝茶听相声的都是中等阶级,他们才有钱消费茶”。
西城的消费是平民百姓式的,东城则是比较洋派的,东安市场有跳舞场和咖啡厅,张伍说当时大家都说东城教会办的贝满女中的女学生是最洋派时髦的,而育英中学则以篮球队闻名。
因为清代不允许在内城办戏园等娱乐场所,所以前门外成为繁盛一时的消费场地,张伍还记得在那里看戏的地方之多,三步一楼,五步一馆,而且还有众多的各省会馆,并不像想象中的南城就是贫民气象,好房子鳞次栉比,“像大栅栏的许多店就像你们今天看起来的那么高大,铁门都传下来300年了”。
剧院“基本上是京剧的天下,当时梆子已经没落,多少名噪一时的名角也到珠市口大街外去唱戏了”。当时的珠市口大街是戏曲演员的分水岭,往北的就是名家名角,往南的天桥一带就是还没唱红的,“雪艳琴、新艳秋她们都是在天桥唱红之后改了名字,再来前门外唱戏的”。天桥出了不少人物,“既是藏龙卧虎,也可以说是藏污纳垢。陶然亭一带就是荒野了,一大片芦苇,1949年秋天,父亲还是照惯例带我去看芦苇”。
当年只有19岁的老生演员马长礼对记者说,那时候是“人多肉少”,剧院虽多,可是演员更多,他当时尚未唱红,“快解放的时候有个京剧演员公会,每天挂出牌子来,唱老生的有唱老生的房间,墙上挂着竹牌,没出名的演员则看上面有没有自己的名字,有名字和地点,就保证了今天他的活已经安排了”。也有一些经纪人,他要是看你的戏好,人老实,就把演员安排在一些固定的剧院”。
当时“1000多人的大场子就有10多个”,仅仅大栅栏里面就有广合、三庆、庆乐等多家剧院,最高的票价1块多,但是老百姓可以在最后大轴的时候进去听蹭戏,不收钱。剧场一个个的他都到过。当时北平的京剧观众极多,“即使是个拉洋车的都能唱几句”。所以他从那时候就刻苦练习,保证在剧场里唱的时候,声音能让最后一排的听众听到。1949年京剧演出并没有缩减,“各个单位都来请,去丰富职工的文化生活,演出比解放前还多,去外地的机会也很多,我就是那时候慢慢红起来的”。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30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