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最新的2010年上半年全国经济运行情况。全国GDP增长11.1%。目前,27个已经公布GDP数据的省区中,除新疆、西藏、甘肃低于全国数据外,其他省份都全面超越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增长率。
多年来就是这样了。自1992年中国全面核算GDP以来,地方GDP增长率加权平均,从来都是高于全国GDP增长率;而地方GDP的加总,从1996年以来,从来也都是高于全国GDP总量。
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各省GDP数据之于全国GDP数据,在各省份内部,市县的GDP数据,往往也都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如果有人把全国各地市县一级公布的GDP数据,细细统计相加,将会得出一个惊天的数字。
众所周知,GDP在中国,不仅是数字,更是政绩;统计不仅是科学,还是政治。这个美国经济学家发明的统计标准,究竟是如何在中国统计体系里落地生根,并被日益神化的?中国统计体系是如何杂交苏联和美国统计体系,以适应中国特色的数据需要的?
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中国统计体系由苏式MPS体系转向西方SNA体系,其难度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
中国人都记得,1981年邓小平许下的承诺――到2000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不过到2000年,在论证我国实现这一目标时,稍稍有点麻烦,统计指标变了:工农业总产值换成了GDP(国内生产总值)。而在1981年,中国的国民收入核算中并没有GDP这个概念。
上世纪90年代前,中国经济核算还是以苏式MPS(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为基础,直到1992年才停止。这个体系的核心,正是邓小平所提到的“工农业总产值”。它在计算经济活动时,仅计算物质资料的生产,而举凡金融贸易、医疗卫生、教育科研等一系列国民经济活动,并不计入。
苏式MPS体系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的核心:劳动价值论。而当时西方所采用的SNA(国民账户)体系则基于“要素价值理论”。后来中国统计体系由苏式体系转向西方SNA体系,在实际操作中遇到许多问题。
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同年起逐步恢复“文革”中中断的统计工作,但仍然以苏式MPS统计方式为主。
1985年3月,国家统计局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提出建立国民生产总值(GNP)核算,但在实施过程中以GDP为主。建立国家和省两级GDP核算制度;初期中国仍以MPS的指标为主,以GDP指标为辅但不断加强其地位。
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1993年,中国停止了MPS体系的核算方式,全面转向GDP为核心的SNA体系。
这一转变的难度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的整个会计制度都与西方完全不同。当年数以百万计的企业会计和基层统计人员,竟然不知道“资产负债表”这一目前股民们都耳熟能详的概念。而西方的SNA体系,正是以复式记账法和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等西式会计制度为基础。
从那时开始,国家统计局就在不断上收权力―― 一开始是因为地方统计系统根本不具备足够的知识和能力进行GDP统计,而后则是因为对地方统计数字不信任。
从下管一级到下算一级
县市的GDP需要和省里商定后才能发布,省里数据要和国家商量后才能发布。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统计局三次上收权力。出于对地方统计数据的不信任,国家统计局先把重要城市和抽样选到的县统计局收归国家统计局直辖,由地方“代管”;到2006年,直接把统计局最重要的业务部门“城调队”、“农调队”、“企调队”三队合一。
从2006年开始,媒体就不断报道国家统计局希望搞地方GDP统一核算,但到目前,全国仅能做到“下管一级”。
“全国各级GDP数据都是同时核算的,基础数据出来后,要分别向省、市、县三级填报,各有各的表。但从2006年改革开始,下级统计数据要向上级统计部门负责,在经过上级审查后才能发布。”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向记者表示。
同属湖北省统计系统的某市调查队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有的“下管一级”,说白了就是上级和下级商量着来――县市的GDP需要和省里商定后才能发布,省里数据要和国家商量后才能发布。
他说,县市的数据报到省里,省里总想着“挤水分”。讨价还价后,只能折中,“比我们报的数据低,但是比省平均要高些――低于省平均数,回去不好交差”。省里再往上报数据也一样,“中央要挤他们的水分。省里也要讨价还价,结果各省的数据也是都高于平均数”。
叶青说,“上级部门要为下级的数据质量负责,希望尽量‘挤水分’;但本级统计部门则总希望‘全面反映地方经济的发展’”。而正是上下级之间的心态差异,导致了GDP数据的不吻合。
体现到日常统计工作中,就是基层调查队面临强大压力。“我们最怕漏报和少报。”上述工作人员说。企业报上来的数据,几乎都要经过现场核实,不过主要纠正数据中的“漏报”和“少报”。对“多报”和“谎报”的纠正相对较少,“也就是隔几年来一次统计质量大检查,抓一些典型吧”。
但是,统计质量大检查仅能查出明显造假的数据。在整体的“全面反映地方经济发展”的压力之下,从基础数据的采集开始,工作人员的心态就在于把数据做大,做“全面”。
从今年开始,国家统计局进一步上收权力,从“下管一级”到“下算一级”。这一改革试点目前在北京、深圳等城市开展,预计将在三年内全国推广。
深圳市“下算一级”方案中明确规定,“区级GDP数据由市统计局统一组织核算,各区统计局不得独自核算并公布GDP数据,各区GDP数据之和应等于全市GDP数据。 ”
全世界唯一的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西方SNA体系不能体现许多中国特色的数据需要,苏式MPS体系更适合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
但是,中国GDP统计的问题并不是“下算一级”能够解决的――它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产出法和支出法相结合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基本上,可以把中国的统计体系看成是苏联MPS和西方SNA杂交的产物”,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者告诉记者。由于多年来的体制惯性,直到现在,都无法完全按照联合国公布的SNA的标准进行统计。
按照SNA规则,GDP计算来自对居民和企业的支出或者收入进行统计,绝大多数国家都用支出法进行计算。
而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中,不仅同时存在支出法、收入法,还有大量基于MPS体系的增加值法。尤其在原有的MPS系统中工农业总产值所在的领域――第一和第二产业的GDP核算。
目前,中国以增加值法为主,原有MPS体系中的各项指标依然是最重要的经济统计数据。全国各地公布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等等数据,皆来源自MPS体系。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SNA体系,作为仅反映经济总体运行情况的指标,实际上并不能体现许多中国特色的数据需要。
比如,支出法计算的SNA体系,并不会计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而这一指标,在中国至关重要。政府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是极重要的经济拉动力,各级政府进行宏观决策时,都需要这一数据。2009年经济危机更体现出这一指标的重要性。
SNA体系中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相对应的,是“全社会固定资产形成总额”。这个数据的计算,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要难得多。
例如一条铁路,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计算,仅需计算在这条公路上国家投资了多少钱。但是,要以“全社会固定资产形成总额”计算的话,就要明确,这条公路的投资总额中,购买土地花了多少钱,拆迁又花了多少钱。
但在中国,政府征用土地,往往缴纳更少的土地费用,这些钱是应该以政府的实际开支计算,还是以市场价计算?
“且不说这么做的技术难度,统计局好意思说政府投资10亿的一条公路,实际仅‘形成资本’5亿吗?”一位研究者向记者表示。
苏式MPS体系一开始就更适合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支出法计算的GDP,政府都不知道自己的钱花到哪里去了。而增加值法计算出来的GDP,其细分的重要指标,都是政府能施加重大影响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而增加值法比支出法更适合中国国情。”这位研究者说。
直到现在,因为无法以实物生产的方式进行衡量,国民经济核算中的“第三产业”依然是统计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第二产业中,规模以上企业,全部都计入统计,规模以下才进行抽样调查和估计。而第三产业的数据,基本上都来自估计。
2000年后,国家统计局开始按照纯粹的“支出法”进行GDP统计,但这一数据,因为基础数据的缺失,目前依然是以生产法统计获得的资料进行“推算”。直到现在,中国并没有建立按季度公布支出法GDP统计数据的制度体系。中国每年的支出法GDP数据,仅在第二年年底的“统计年鉴”中公布。
而采访中,有研究者表示,之所以持续采用增加值法而非支出法计算GDP,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各级政府都强烈需要GDP。而用支出法计算,要把国际收支单列一个部门,实际上无法进行GDP的地域切割。
(8月5日《南方周末》,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