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近代以来，西方通过制度创新、商业扩张和武力征服逐渐建立起在现代国际体系中的中l心地位。五百年来，西方的中心地位经历了从欧洲阶段向美国阶段的转移，并承受着持续不断的内部斗争和分裂。冷战的结束再一次确立了西方在国际结构中的中心地位，却因美国的政策错误和西方的内部问题受到削弱。更为重要的是，非西方世界经过近百年痛苦地学习和适应后积累了相当的现代化知识。伴随着非西方世界的兴起，西方的中心地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衰落。未来的国际格局走向取决于西方的自我调适、非西方世界的发展态势以及西方与非西方能否实现权力共享。
关键词
西方中心
国际结构美国霸权非西方世界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0)02-0001-11
过去几百年以来，西方一直是现代国际体系的中心。西方不仅具有发达的政治经济结构、军事组织方式和社会价值观念，而且还塑造着近代以来国际关系的基本面貌和交往方式，在推进人类迈向工业文明、实现世界现代化方面起着主导性作用。自地理大发现开始，西方逐渐取得了对非西方世界在力量、制度和观念层面的全面优势。在力量上，西方的工业能力、科技水平和军事技能处于遥遥领先的位置；在制度上，现代资本主义的制度安排使得传统的生产方式黯然失色；在观念上则体现为以个人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启蒙。直到现在，以工业化为表征的文明形态在权力结构上仍然以西方大国为中心，在制度观念上依旧以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为主导。
历史地看，十九世纪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第一个高潮，即现代国际关系的欧洲阶段。作为惟一产生了先进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地区，欧洲在十九世纪末以前的数百年里曾是世界最有活力的权势中心。欧洲列强总合起来左右了世界政治的基本格局――以及规范各种国际相互作用方式的国际法体制――而那些历史作用异常巨大的更广泛的国际关系价值观念和思想也是如此。其结果是，欧洲对非欧国家和地区的全面入侵和支配，美洲、澳洲成为欧洲文明的外部延伸，亚洲、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沦为殖民地或附庸国，诸如奥斯曼、中国等古老帝国也未能幸免被半殖民化的命运。随着美国的崛起，国际权力重心经历了从欧洲内部向侧翼边缘的转移，西方中心主义逐渐过渡到以华盛顿为主导的新阶段。不同于霍布斯式的欧洲阶段时期，美国主要通过制度建构、规则设定和议程主导来确立西方的中心主义地位；而美国对自由价值的坚定信仰和强烈推广则为这一时期的西方中心主义刻上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印记。
然而，与西方中心地位确立相伴随的是其内部的分裂，集中体现为一战、二战和冷战。同盟国与轴心国的实力火并、德日对国际体系的挑战以及美苏超级大国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西方作为整体的行动能力和政治意志；战争对抗所造成的敌对情绪和毁灭性破坏也使得西方人对自身文明普遍质疑，甚至自我否定。与此同时，西方在对非西方世界进行殖民掠夺和势力拓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先进技术和现代理念的广泛扩散，构成了后发国家推进现代化的第一动力；西方的内部分裂也为非西方世界的兴起提供了相当空间。因此，当冷战结束以及西方内部分裂重新弥合之时，非西方世界已经通过主动学习积累了强大的现代化能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步入了后冷战时代。
一、美国的全球首要地位与西方中心主义的再确立
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以美苏对峙为基础的两极格局走向终结。尽管学界就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结构是单极还多极争论不休，但美国确实一度确立了其他竞争者无可匹敌的战略优势和首要地位。事实上，美国享受着一种自现代国家体系产生以来未曾见过的不对称权力。在过去，一些领先的国家会在某一个领域占有优势――但是美国则是现代历史上唯一一个这样的大国，它几乎在每个重要的权力领域都建立了明确的领导地位。
在经济层面，自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最发达和庞大的经济体，GDP占世界的比重一直稳定维持在25％。30％之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跃升至50％。冷战结束后，在新技术革命和金融创新的带动下，美国经历长达十年的经济黄金增长期，与日本的经济衰退、欧洲的发展乏力形成鲜明对比，在生物技术、航空通讯、新能源等几乎所有的高科技领域，美国都保持着一马当先的发展势头；美国的教育体系和移民政策鼓励着社会的充分竞争和不断创新；全球化推动的市场整合更为美国企业的全球扩展和商品出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此外，美国经济实力还有着恒定的自然资源、地理条件和地缘位置的优势，国土辽阔，人口总数大而密度低，这些都是俄罗斯以外的国家无法比拟的优越条件。在全球人口急剧膨胀同环境恶化、资源稀缺的矛盾日益激化时，美国这一优势将越来越明显。
如果说美国在经济领域保持着领先地位，那么美国的军事能力则更是令人难以望其项背。虽然冷战结束初期，美国一度压缩军费，减小军事开支，但自1998年开始再度增加，并保持了连续12年的增长态势。以2003年为例，美国当年的防御支出占了全球总额的近40％，这一数字是位列第二的中国的7倍。换句话说，美国在防御上的开支与排在它之后的13个国家的总额相等。更为重要的是军事控制和实战能力，美国现在拥有压倒性的核优势、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空军力量、唯一真正的蓝水海军和独一无二的全球军事投送能力；美国建立了覆盖全球的军事联盟基地，牢固地控制着世界上主要的战略通道；而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和灵活的军事战略调整则将美国的军事霸权地位进一步放大。
在地缘政治层面，从1989年到现有的20年里，美国的权力深刻地影响了国际秩序，美国的政治、经济与外交理念是全球行动的起点。华盛顿俨然成为世界上每个大洲里最强大的外来力量。它控制着整个西半球；在欧洲和东亚，它是最重要的外来平衡力量；在中东、中亚和南亚，它都在扩大着自己的影响力。与此同时，美国的霸权现状并没有催生一个反美集团的出现，西方以外的国家既缺乏实力也没有意愿挑战西方的中心地位，相反都以融入西方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为基本战略目标，将改善同美国的关系确立为对外政策的重点。这样，世界上的主要大国大多成为当今美国的盟友。随着新千年的到来，美国已经独自站在世界权力的顶峰。
在国际制度层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通过构建各种国际机制和制度安排确立了其在世界事务中的霸权地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所确立的国际经济机制成为美国赖以控制和管理世界经济的得力工具；在安全领域，美国主导促成了联合国的建立以取代国际联盟，并确立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和大国决定的原则，从而确保了美国在安全领域的至上地位；在军事领域，美国在二战期间及其后在世界各战略要地建立了军事基地，并驻军欧亚，建立了保障自己利益与权力资源的军事战略网。总体而言，在美苏对抗的全球背景下，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网络受到地缘竞争和意识形态对抗的阻碍而难以扩展至全球范围。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迅猛发展使得世界市场真正成为一体，越来越多的后发国家在对外开放和融入世界的政策目标指导下加入了现行国际制度体系。国际制度 的全球扩展事实上强化了美国的霸权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美国参与建立、制定、补充的国际组织、国际公约、协定，同各国发表的双边或多边联合声明，其数量和所涵盖的地理范围、专门领域，都是国际政治历史上空前的。美国构筑和巩固国际机制的努力，降低了维持单极霸权的成本，对维护美国战略利益和经济来说，可谓意义深远。
在文化和软实力层面，美国同样具有统治性地位。美国的电视节目和电影大约占世界市场的四分之三。美国的通俗音乐居于同样的主导地位。同时，美国的时尚、饮食习惯甚至穿着，也越来越在全世界被模仿。互联网的语言是英语，全球电脑的绝大部分敲击动作出自美国，影响着全球会话的内容。然而，美国文化的吸引力绝不止于此，更是来自于这些物化产品所传递出来的价值信仰，如民主、个人自由、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流动性、公开性等。在世界范围内，美国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正在被疯狂模仿，市场、民主、人权成了全球共享的“普世价值”，“华盛顿共识”被认为是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颠簸不变的真理。美国通过大众文化的优势建立起强大的软实力，进而增进了外部世界对美国霸权合法性的认同。
正是上述各个层面美国力量权势的全面领先，使得泛义的西方在美国的领导下实现了统一。西方自近代以来逐渐确立了在现代国际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但一直也面临着内外因素的制约和阻碍。在西方文明内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对抗；在西方以外，则有世界范围内的民族独立运动和新兴力量崛起。苏联的解体意味着来自内部的分裂得到弥合；面对美国的霸权优势，外部世界大都放弃制衡而选择融入西方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这样，世界历史再次进入了稳固的西方中心主义时代。
二、变动中的国际结构与西方中心地位的衰落
虽然世界一度进人了以美国霸权定义的单极时刻，但国际力量的互动和消长使得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结构正在发生着复杂深刻的变动，展现出远非美国独霸或西方中心所能全景概括的地缘政治图景。从世界政治领导和被领导的角度，我们把当前的国际结构大致划分为西方和非西方。(如图1所示)
以美国为首先的泛义西方阵营是世界的领导者，在东西和南北关系中占据全面优势，是全球规则的制订者和国际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西方阵营在人口上占世界的百分之十，却拥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类财富和力量。在经济领域，西方在全球经济产值中所占的份额达到百分之六十，几乎垄断了先进技术工业的研究和开发，提供了世界上绝大部分制成品，拥有和操纵着国际金融系统，并主宰了国际资本市场；在军事领域，西方国家在军备数量、武器技术、组织效率等所有领域持续保持着绝对优势，并能够对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武力威胁和军事干预；在现代知识、互联网使用、新闻报道等层面，西方也占据着主导地位，引导着世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
然而，同样明显的事实是西方的中心地位的不断衰落。冷战结束短短十多年的时间，西方尤其是美国在力量结构、国际权威和全球影响上都遭到明显削弱。在力量结构上，步入新世纪的西方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增长乏力期，在发展态势、增长潜力和国际贡献等指标上都表现逊色；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西方在金融领域一统天下的局面发生改变，极端信奉市场的发展模式倍受质疑。虽然西方仍然保持着军事领域的显著优势，但它们通过武力手段来实现其意志的能力严重下降，美国入侵伊拉克和反恐战争的久拖不决即是有力佐证。在国际权威上，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单边行为和霸道逻辑遭遇到非西方世界的强烈反抗；西方在对外事务中的两面做法和双重标准凸显其虚伪本质，导致软实力出现下滑；西方一意孤行和不切实际地推广民主造成了众多后发国家的治理困境和人道主义灾难，其国际形象和道德权威受损严重。在全球影响上，虽然西方在国际秩序和规则上具有垄断性地位，但无论处理传统的大国关系和国际安全，还是功能性的非传统议题，西方的国际动员能力都受到有力限制。
与西方相对应的则是一个相对分裂和弱势的非西方世界。它们在世界权力结构中处于边缘位置，不仅没有制度决定权和利益分配权，还不时受到西方世界的肆意干涉和战略挤压。具体而言，我们把非西方世界划分为五类国家和国家集团_。第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过去20年来，世界经济体系内出现了一大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这些国家在全球市场开放的战略机遇下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从自我封闭走向对外开放，经济效率大大提高，国家实力明显增强，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在经济总量上，新兴经济体目前在全球GDP中的比重已达43.7％(按购买力评价)，到2013年该数字将上升及50.2％；就经济拉动力而言，2008年全球经济增幅的约78％来自新兴经济体，而2009年这一数字可能将升至88％。其中“金砖四国”2008年对全球经济增幅的贡献率超过了45％。在发展态势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新兴经济体在2010年的实际GDP增长预计将达到近5％，而发达经济体同期的增速则只有1.3％。新兴经济体经济实力的增强相应提高了其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他们在国际和地区层面的影响力开始显现，成为改变和塑造现在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
第二，俄罗斯。冷战的结束意味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在版图上终结，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政治和战略遗产，成为国际政治格局中的重要行为体。辽阔的疆域、丰富的资源及不可忽视的战略核武库支撑着俄罗斯的政治大国地位，但这并不能掩盖俄罗斯的极度虚弱和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失控。相伴随苏联解体而来的是国内经济的全面崩溃、社会动荡以及政治层面复杂而激烈的权力斗争。在对外政策上，俄罗斯极力推行“对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以全面融入西方体系为国家目标。但总体而言，俄罗斯的道路选择并不成功，西方不但不接受俄罗斯作为其文明内部的一员，相反却不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随着经济实力的恢复性增长和政治精英的强势领导，俄罗斯开始通过强硬姿态回应西方在其周围地带的战略进攻。俄罗斯的政策动向成为影响未来国际政治变动的重要因素。
第三，伊期兰世界。伊斯兰世界共有57个国家，总面积约3214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6亿人，在国际上是一支重要的战略力量。_2j J由于区域内各国的历史恩怨、领土争端、宗教矛盾和利益纠葛，再加之区域外大国势力的竞相渗透，伊斯兰世界成为当今世界民族宗教关系最为复杂、战略利益冲突最为激烈的地区。冷战结束后，伊斯兰世界都进行了基于现代化取向的内部变革，加快推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进而提高其整体的国际地位。然而，从传统向现代体制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发展失衡、思潮碰撞和模式竞争加剧了国家内部的治理难度；各国之间民族宗教矛盾复杂交织大大加剧了伊斯兰世界的动荡不安；美国的强行改造和战略挤压则强化了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意识形态对立。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伊斯兰国家经历了宗教复兴运动，逐渐放弃了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努力和尝试，转而回归到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思想教义中寻求解决办法。_2。]就其地位和前景而言，在内部，转型中的伊斯兰世界仍将是各种政治思潮或“主义”碰撞、激荡、试验和发酵的实验场，也是现代与传统、自由与 保守、改良与革命、激进与温和等各派政治力量的“角斗场”，它的未来不可能线性发展。就外部而言，伊斯兰世界是各大战略力量保障安全和获取战略优势必须高度关注并进行相应投入的“战略场”……内部发展与外部变迁激烈互动、对冲，伊斯兰世界将由此成为国际格局中一支不可或缺、难以忽略的战略力量。
第四，反美主义国家(Anti-Americanism states)。冷战结束后，尤其是“9?11”以来，美国在对外政策领域以维持和扩展霸权地位为目标，奉行单边主义的战略取向，不顾一切地推行民主，肆意干涉他国内政，动辄制裁甚至武力威胁“不听话”的国家。美国的霸道做法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强烈反弹，招致声势不断高涨的反美主义浪潮。反美主义是指一种在思想上对特定美国模式的拒斥，在情感上对特定美国价值的抵制，在行动上对美国利益及其行为的袭击。总体而言，反美主义国家都是处于相对弱势的发展中国家，他们通过各种非对称和软制衡的手段来削弱美国的战略地位，打击其国际形象，进而造成美国对外政策的被动窘境。随着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全球反美主义的浪潮有所缓解。但基于美国的全球首要地位和扩张性价值观，反美主义不仅在短期内不会消除，相反还可能因美国政策的强硬转变而进一步激化。因此，反美主义国家也构成了国际格局中一支独特的政治力量，牵动着世界形势的发展走向。
第五，“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失败国家”作为一种国际现象早已有之，并随着冷战后失败国家的大量增生而成为国际社会关切的热点。“失败国家”主要是集中于非洲、中东和中亚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大都经历了殖民统治和民族解放的历史过程，对推进本国现代化和实现民族富强具有强烈的利益诉求。然而，历史遗留难题、政治社会体制虚弱以及不公平的国际秩序使得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尝试困难重重。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化进程负面效应凸显、国际格局转换带来权力真空和内部现代化转型困难等多重背景下，这些国家的治理困境进一步出现了加剧。它们在内部不能为本国公民提供基本的安全与福利，制度软弱无力，法律形同虚设，导致政治腐败丛生，权力斗争激烈和社会秩序的解体；在外部则无法履行基本的国际义务，甚至难以构成独立的国家行为体。前现代、无政府、轻人权和强依附构成了“失败国家”共同的本质属性。“失败国家”引发了大量的人道主义灾难，并破坏了国际秩序的稳定，因而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变动的重要因素。
通过对西方阵营与非西方世界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西方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却出现了不断衰落的趋势。相对集中的国际权力结构正在发生分化和流散，一个更加多元和复杂的地缘政治图景正在形成。
三、西方中心地位衰落的原因探析
冷战结束之初，西方在美国的领导下重新实现统一，并获得全球领导权力。西方从规则制定、议程塑造到国际动员方面都具有无可争议的支配地位。然而，短短十多年的时间，西方中心主义地位就出现了衰落的趋势。美国的战略失误、西方社会整体能力的下降和非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战共同构成了国际结构发生变动的动力机制。
第一，美国的战略失误。冷战的结束奠定了美国在战后的霸权地位，同样也开始了其权力的衰落过程。通过图2，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战略失误的背后逻辑。美国精英层对冷战结束的历史性错误认知构成了其后来一系列战略失误的逻辑起点。冷战结束的直接原因是苏联自动放弃对抗，而非美国战胜苏联；内在机理是苏联的政治和社会体制积重难返，异常僵化，决策者又采取了过于激进的政策措施，致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和整个国家的解体。不可否认，美国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伴演着重要角色，在战略、经济和价值层面施加了多重压力。但是，从国际比较的视野来看，苏联的最终解体源于其内部治理的失败。从结果上来看，美国确实赢得了冷战，成为苏联解体的最大受益者。不幸的是，美国混淆了冷战结束的原因和结果，将二者都视为自由世界的全面胜利。这就导致了美国自信心极度膨胀，傲慢心态无以复加。其集中地体现就是“历史终结论”的提出和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推崇。就前者而言，福山指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人类步入了意识形态一统的时代，自由民主制度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后历史阶段；后者则强调市场的至高无上和对国家的过度怀疑，相信自由市场的力量可以战胜一切困难，解决一切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认知和心态下，美国犯下了一系列战略性错误。在国内，美国大力发展虚拟经济，贬低实体经济的价值，导致了后来的产业泡沫和空心化。同时，政府放松了对市场的监管和约束，导致金融衍生工具泛滥和社会信用丧失，为后来的金融危机爆发埋下了祸根。在外部，美国更是颐指气使，动辄干涉他国内政，随便制造对立威胁，肆意推行美国价值，过度滥用军事力量。这就激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反美情绪和行动，使美国的国家实力出现透支，国际形象严重受损。“9?11”事件既是外部社会对美国霸权的回应，同时也开启了新一轮的反美主义行动。
美国的战性失误使得其国际地位与冷战结束初期的情形已显著不同。这表现在三个层面：其一，新经济的外溢效应(Over-spilling effect)不复存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知识和信息为主体的新经济在美国高歌猛进，全世界的资本像梦游般地涌入美国，刺激并支撑着自由市场的繁荣。随着泡沫的破灭，新经济所带来的外溢效应也随之结束。其二，不再享有冷战结束带来的和平红利。美国挟冷战赢家之威一度可以在世界上发号施令、从者如云，以极小成本维持对其有利的国际秩序。但美国进攻性对外政策和面临的困局使得国际社会对其敬畏感正在消失。随着俄罗斯的公开反抗和伊斯兰世界的正面对撞，美国不费力气就行使国际领导权的日子成为历史。其三，霸权的双重成本难题。“9?11”以前，美国霸权的成本在于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确保世界市场统一和国际秩序稳定；然而“9?11”以后，美国不得不担负起国土安全的沉重成本。为防止第二个“9?11”的出现，美国投入了大量资源，在外部扩展情报系统，增加军力投送，军费开支急剧上升；在内部加强安全措施，也影响到公民的个人权利和社会自由度。所有这些问题都凸显了美国的内外困局，并加剧了西方中心地位的衰落。
第二，西方社会整体行动能力的下降。首先表现为西方社会的内倾化取向。冷战结束后，西方越来越关注其内部问题和需求，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福利制度和人口难题。实行近半个世纪的西方福利制度在令人羡慕的同时，也造成了政府财政负担加重、经济增长停滞、社会竞争力下降、助长民众懒惰情绪等诸多问题。在人口问题上，年龄结构老龄化与种族关系复杂化的趋势并存。面对非西方世界的巨大人口数量，西方通过技术创新积累起来的微弱优势将难以长期维持；而持续不断的移民浪潮及其由此而带来的文化多样性正在冲击着白人的精英主导地位，以及西方的国家特性建构。“我们是谁”的隐忧因此而变得突出。内部治理的优先性限制了西方在外部世界的行动能力和意愿，推卸国际责任甚至从世界事务中抽身成为许多西方国家的政策选择。 其次是西方联盟的团结问题。冷战时期，基于苏联共同的战略威胁，西方联盟内部虽然分歧不断，但在美国的领导下维持了总体团结的局面。后冷战时代的西方联盟却渐行渐远，日渐松散。一方面，西方在推进核心价值观、维持垄断性的国际规则秩序和应对非西方世界兴起等问题上具有共同的利益需求；但另一方面，西方在更为广泛的国际议题、威胁认知和处理方式上却矛盾重重，甚至分道扬镳。以跨大西洋关系为例，美国关心的是霸权维持问题，欧洲则相信各种抽象和后现代的议题更具优先性；美国仍然处在一个实力至上的丛林世界，感觉到威胁无处不在，欧洲则正在摈弃实力，进入一个以法律、规则、跨国谈判与合作进行自我约束的世界；美国人处理国际事务时表现出更强的单边主义而疏离国际法，而欧洲人则更具耐心，坚持以更细腻和复杂的方式解决问题。此外，美欧在国际货币、金融秩序、全球治理等问题上也充满着竞争性。因此，西方内部的问题虽不至于导致联盟解体但也使得其作为整体的行动能力受到制约，进而危及西方中心地位本身。
第三，非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战。西方中心地位的衰落不仅缘于西方内部的问题，更来自于非西方世界中他者的崛起和挑战。首先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挑战。需要指出的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对现行国际体系持满意态度，并没有意愿推翻现有的制度安排，而是寻求在承认现有体系合理性的前提下寻求渐进增量改革，逐步实现国际权力结构的对等和均衡。但从长期趋势来看，这些国家持续的经济发展在客观上对西方的优势地位构成挑战。在这其中，中国的实力增长无疑具有决定性意义。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和实力积累，中国的同家能力得到全面提升；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战略地位，崛起态势进一步明朗化。基于中国的洲级大国规模、巨大能量和文化特性，中国的崛起不仅将影响世界的经济发展和战略格局走向，更塑造着人类对社会发展模式和现代性的理解。
第四，俄罗斯、伊斯兰世界和反美主义国家出现松散联合，进而从地缘政治层面对西方的中心地位提出了挑战。冷战结束后，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被不断挤压，在融入西方的幻想破灭后，俄罗斯很快祭起自主独立的大旗，寻求通过强硬姿态来恢复俄罗斯的大同地位；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民主计划和长期偏袒以色列的行为引起了伊斯兰世界的普遍不满，而随意将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义等同而论更激起了伊斯兰世界强烈的仇美情绪；美国对朝鲜、古巴和委内瑞拉等国的长期制裁不但没有迫使他们放弃革命主义道路，反而更加鼓励了它们原有的反美主义立场。应当说，一开始，三者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他们各自反对美国都不具有战略内涵，其目的在于通过对抗性举措来达到与美国改善关系的目的。然而，在战术性手段没能取得理想效果之后，俄罗斯有意识地加强与后两者的紧密联系，一个以反美为目标的地区联盟正在形成。
值得重视的是，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和以俄罗斯为首的反美联盟“有组织、无纪律”，在稳定性、可预期性方面远不如冷战时期的联盟体系。阵营的核心国家对内部成员缺乏有效控制，这些成员虽然实力水平差异甚大，但都具有强烈的独立性，自我约束能力差。因此，在核心国家的边缘地带将充满着频繁的低烈度战争，人类有可能进入一个既非全面性热战又非大国冷战的“温战时代”。虽然国际金融危机使俄罗斯经济遭受重创，向西方展示“肌肉”的心气有所下降；美国新政府的政策调整一定程度上也缓和了世界范围内的反美情绪，但西方占据主导的国际结构以及美国对前三者的政策立场决定了以美俄为核心的战略对抗仍将长期持续，构成对西方中心地位的持久挑战。
四、国际结构的发展趋势与西方中心主义的未来
不确定性仍然是世界政治发展的常态。当学者们还在为两极还是多极更有利于秩序稳定而争论不休时，苏联的突然崩溃足以让他们跌破眼镜；冷战结束之初将美国霸权自诩为“新罗马帝国”的政治家们也很难想象到西方今天的战略处境。西方仍然在现有国际结构中具有中心地位，但国际权力正在不可避免地发生着转移。这一趋势能否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实现取决于以下两个关键变量。
第一，西方自身的调适能力。国际环境复杂性与人类认知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意味着国家永远不可能在充分信息的条件下做出决策，同时也不能避免错误决策的可能性。问题的关键在于一国是否具备战略反思和自我调适的能力。面对其中心地位的不断衰落，西方必须在政策和心态上做出调整，以适应新的现实需要。在内部，如前所述，西方面临着经济增长乏力、福利制度困境、种族关系复杂化等一系列问题，唯有进行变革调整，释放社会活力、推动制度创新、确立新的身份认同，才能保持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影响力。而这其中美国的政策调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长期的领先地位已经使美国产生了“霸权依赖症”。对美国而言，霸权的维持不仅关乎利益增减，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不到世界人口百分之五的美国人却享受着三分之一的世界资源，形成了超优越的生活条件和消费习惯，美国人已经很难接受再回到发展中国家水平的生活标准。因此，美国极力通过联盟领导、制度建构和军事领先保持其霸权统治的合法性。然而，非西方世界的兴起使得美国的霸权维持日益困难，是否能够建立新的制度安排，既适应国际结构的变化，又不至影响目前的生活方式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外部，西方需要从固有的道德优越感和中心主义话语中走出来，适应国际结构多极化的现实。这首先取决于西方能否释放新的制度空间，真正接纳新兴大国的崛起。在未来的世界经济格局中，新兴大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普遍高于西方发达经济体，其实力地位和全球份额将进一步提升。反映到国际政治层面，世界将进入一个新老大国并存的阶段，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在利益平衡、规则主导和责任分担等问题上的矛盾大为加剧，发达国家对优势丧失的担忧和新兴大国对现状的不满将同时存在，共同构成了对既有秩序的挑战。因此，西方大国能否为新兴大国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进而新老大国能否合作建立一个基于平等地位和广泛协商基础上的全球性体制，将决定着国际政治的未来基调和发展取向。其次，美国能否实现与俄罗斯的战略和解。俄罗斯在内心上还是希望回到西方大家庭之中，但美国能否抓住缓和美俄世纪性矛盾的历史机遇仍是未知之数。如果不能，俄罗斯将继续在“希望――失望”的情绪循环圈中徘徊，这也决定了美俄关系改善的限度。未来俄美关系的最好状况是两国之间维持冷和平的局面，而最差状况则是俄罗斯组成松散联盟与美国进行正面对抗。其三，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能否得到缓解。伊斯兰世界内部弥漫着强烈的反西方情绪，泛伊斯兰教义对美国为首的西方意识形态构成了公开挑战。美国的政策调整一定程度地缓和了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对立关系，但二者在地缘上的战略矛盾和价值观上的深刻分歧不会在短期内消除，这也决定了西方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不确定性。
第二，非西方世界的发展态势和政策选择。新兴大国虽然能保持高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势头，但在经济结构和创新能力上仍然处于弱势；在目前的国际结构中，新兴大国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但在国际规则和关键议题上仍缺乏塑造能力；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凸显了新兴大国的战略地位，但这主要缘于西方地位的相对下降，而非自身实力的绝对提升。这些因素决定了新兴大国将潜在实力转换成实际影响力的难度。更为重要的是，新兴大国内部普遍面临着诸如政治转型、贫富差距、腐败滋长等一系列治理挑战。内部的制度变革和国家社会关系调整决定了新兴大国的发展态势和未来政策选择。就伊斯兰世界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项在于能否对现有的社会体制结构进行调整，进而在伊斯兰传统和世俗价值、本土文化和西方影响之间达成总体上的平衡。也就是说，伊斯兰世界能否开启内生力量驱动的现代化转型，决定着其未来的前途命运。对反美主义国家来说，对外政策的强硬掩盖不了内部体制的虚弱。这些国家一方面需要在维持自身合法性的同时，渐进推进改革和开放，为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则需要在对外政策领域保持对抗与合作的张力，争取对其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政策空间。失败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在于建立普遍化和有效的权威结构，维持政权和国土的基本统一。同时，在不同的政治派系和武装势力之间达成妥协、寻求共识，建立一个共同遵守的法律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争取国际社会援助。
结语
自近代以来，西方通过制度创新、商业扩张和武力征服逐渐建立起在现代国际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五百年来，西方的中心地位经历了从欧洲阶段向美国阶段的转移，并承受着持续不断的内部斗争和分裂。冷战的结束再一次确立了西方的中心地位，却因美国的政策错误和西方的内部问题受到削弱。更为重要的是，非西方世界经过近百年地痛苦学习和适应后积累了相当的现代化知识。伴随着非西方世界的兴起，西方的中心地位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衰落了。未来的国际格局走向取决于西方的自我调适、非西方世界的发展态势以及西方与非西方能否实现权力共享。从人类的整体福祉出发，最理想的状况是西方内部的成功转型和非西方世界的平稳发展同时实现。果真如此，国际结构将从不平等的西方中心主义时代走向更加均衡合理和平等竞争的局面。我们期待这一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