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儿童之家”长大的白人孩子 埃德温?卡梅伦的父亲年轻时曾参加南非志愿军，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纳粹俘虏，关押多年回到南非后，因为酗酒妻子离开了他，并将三个孩子――埃德温?卡梅伦和两个姐姐送往“儿童之家”。卡梅伦就是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大姐劳拉12岁时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丧生。
这段经历成为卡梅伦之后很多年摆脱不掉的阴影，“很长一段时间我和二姐珍妮都对我们曾经在‘儿童之家’的过去守口如瓶，我们觉得羞愧、耻辱和自卑。我不想别人知道我来自一个儿童收养机构而歧视我。”
上世纪南非的种族歧视非常严重，而这也得以使白皮肤的小卡梅伦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在自己的努力下，卡梅伦先后在斯坦伦布什、牛津和南非三所大学以一等荣誉生毕业。之后，他选择了一直向往的律师行业，“需要高度智慧的挑战性工作是十分令人兴奋的，投身于法律，从深刻不公正的体系过渡到建立在宪法下的新的公正法律体系，这种参与常常让我有成就感，从而受到更大的鼓舞。”
卡梅伦所生活的南非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它位于非洲最南部，人口4700万，70％以上是黑人，风景秀丽，常年蓝天白云，艳阳高照。可是，这里也是全球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根据南非卫生部之前公布的调查统计数据，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占全国总人口的14％。南非媒体透露，全国12.7％的教师、23％的军人、15.7％的医务人员以及30％的农民、矿工都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南非社会发展部部长斯克韦伊亚说，预料“未来10年内，将会有大约600万南非人因为艾滋病而死亡”。由于艾滋病病毒感染群多为青年和中年人，南非正面临着“艾滋病灭国”的巨大威胁。
而在上世纪80年代，艾滋病还是一个新名词，令人闻之色变。埃德温?卡梅伦就是在这个时候，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隐瞒还是公开，十年的心路历程
1985年，埃德温?卡梅伦的私人医生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擅自对他的血液进行了艾滋病病毒测试，并随之将阳性结果通知了他。卡梅伦之后回忆道：“没有预兆，没有计划，没有要求，也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对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致命打击我毫无准备。他好歹也该斟酌一番，怎么样让我知道、让我接受才比较合适。”
而那个时候，人们认为艾滋病是一种“瘟疫”。当时，艾滋病还没有治疗的药物，卡梅伦感觉非常绝望和无助，同时还有深深的耻辱感：“更令我感到可怕的是我所体会到的内心的一种被玷污感。是的，我非常害怕与人谈及此事，我感到非常羞耻，我被感染了，被玷污了。我的血液和身躯被近代人类史上已知的最引人注目的可耻感染所玷污了。”
作为一名法官，身边人们对他的猜测也影响到了他的工作，他频频被司法部的上级询问是否能做到司法公正。虽然大家知道这位法官生活严谨，不参加聚会，不吸食毒品，没有很多的性伴侣，但仍议论纷纷。埃德温?卡梅伦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因为担心受到来自社会的歧视，他一直保持沉默。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7年，潜伏了12年的艾滋病病毒开始在他体内发作。
“从法官休息室往上走两层就能到达我的办公室，可我却再也走不完这段距离了，我知道得了艾滋病。差不多有3年了，我每天早上喝完茶，都要这么走一走：两段楼梯、4个平台、40级台阶。可是在1997年10月底的那一天，我却走不动了。每一步都好像是无法逾越的障碍。我双腿的力量似乎已逐渐退去。”
卡梅伦这次患的是鹅口疮，因为长在食道里，不能进食也不能消化，他觉得自己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我早已知道医生会说什么。我好像一直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忧虑、惧怕、否认。12年来，这种痛苦一直缠绕着我，包围着我。我嘴部和肺部的变化让我了解到我原本不想知道也不想面对的事实：我得了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人体罕见的痛苦折磨齐聚于此：罕见的肺部感染，异常的癌症，致残的病菌，全身流脓不止――因为免疫系统功能丧失，体力衰竭，濒临死亡。”
但是最终经过药物治疗，卡梅伦奇迹般地康复了。从这之后，他改变了想法，决定不再沉默：“原来，我很怕别人知道我感染了艾滋病，但等我吃了这些药恢复了活力之后，我就决定，绝不再沉默了。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药物，它可以救我们的命。”
让卡梅伦鼓足勇气的原因还有一个――1998年的圣诞节，36岁的南非妇女古古?德拉米尼因在电台公开自己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被社区同胞用乱石和尖刀残忍地杀死。随着这件令人悲痛的惨剧发生，卡梅伦终于决定告诉世人，我也是一个艾滋病人。“如果古古都能说出来，我为什么不能?”
1999年4月，卡梅伦终于等到了一个合适的机会。当时宪法法院法官刚刚病逝，他的职位需要填补。根据规定，必须举行一个听证会，让4名候选人发表竞选演说。卡梅隆第一个发言，“虽然从法律和伦理上说我可以保持沉默，但我仍然选择在此宣布我是艾滋病人……我希望我今天的决定有助于营造更开放和体贴的社会氛围，能够为所有的南非艾滋病人带来光明和可靠的医疗前景。”
尽管没有得到这个职位，但社会舆论给予卡梅伦积极响应。“说实话我心里充满恐惧。不过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给我拥抱和赞扬……我想，这是因为大家一直都渴望有公众人物挺身而出。不过很遗憾，至今没有第二个非洲的政府公职人员承认自己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有曼德拉公开了他的儿子患艾滋病的消息。”
直到今天，卡梅伦还是唯一主动公开自己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身份的非洲公职人员。
“我一直担心，别人发现之后我会受到很多歧视，大家会拒绝和我接近、交往。但是没想到1999年我公开了自己的身份以后，反而释然了，可以过着非常积极的生活，我接触的人也给予我理解与支持。告诉世人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正面的过程。”
埃德温?卡梅伦的中国之行
经过几年的努力，卡梅伦写了一本书，讲述自己在艾滋病蔓延中的经历。《艾滋病证人》一书中文版的翻译者之一陈家基先生，至今仍清晰记得2005年4月7日晚，他们受邀参加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海德公园的一家书店举办的新书首发式盛况，“在首次被检验出艾滋病病毒阳性以后接近20年，经过治疗以后精神焕发，看不出任何病态的卡梅伦，在发言中感谢了各界朋友在他最困难的日寸刻给予的支持，他热情洋溢和幽默的讲话不时引起热烈的掌声和笑声，场面非常热烈。之后卡梅伦和数不清的朋友打招呼、拥抱和亲吻。”
南非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纳丁?高帝莫专门为此书写了评论：“倘若真理是美丽的，那么这本带着残忍的光辉和充满希望的书也是美丽的。倘若我们对所有南非人以及所有生活在受到艾滋病严重威胁的世界里的人们的更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充满渴望，我们可以信赖这本书的内容。”
2008年11月，埃德温?卡梅伦受联合国 艾滋病规划署邀请访问了北京。之后，他又多次来到中国，走访政府、企业、民间艾滋病公益组织、艾滋病感染者。卡梅伦非常关心中国的艾滋病问题，通过调研，他说：“在南非，艾滋病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说，和中国的形势不大一样。在中非和南非，艾滋病疫情主要是通过异性传播，而在中国的艾滋病流行疫情是在特定的人群里面，比如说同性恋、性工作者，通过卖血和输血感染的。”
但是卡梅伦认为中国和南非在艾滋病防治方面有着共同的问题――公众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由于这些歧视，很多人在我们谈话的同时正在死去，这是完全不应该发生的。”
在做客搜狐回答媒体和网友的提问时，卡梅伦提到，在艾滋病以及受艾滋病影响的人群中，孩子甚至孤儿是一个无保障人群，这个人群包括了单亲家庭，以及虽然是双亲，但是父母有病的孩子和部分孤儿，他们深受艾滋病影响，是弱势中的弱势。卡梅伦是“吉尔德儿童之家”和“麻雀巢儿童之家”等机构的赞助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保障儿童的权利。
2010年3月，南非政府宣布，南非内阁通过一项新的艾滋病防治法案，南非内阁成员将带头自愿接受艾滋病病毒检测，借此呼吁社会高度重视对艾滋病的预防工作，这也是卡梅伦多年来努力斗争的结果。
现在的埃德温?卡梅伦服用药物快12年了，身体状况很好，喜欢爬山，经常骑自行车。人们看到的他总是在精神焕发地奔波忙碌，他目前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消除人们对艾滋病的歧视，“我希望大家看到我这个活生生的例子：艾滋病是可以治疗的，它只是一种疾病而已。我们要与之作战的不仅是艾滋病，还应该是因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所引起的不公正和不公平，这是我过去十年来一直努力的事情。”
埃德温?卡梅伦，南非最高法院法官，曾就读于斯坦伦布什、牛津和南非大学，1983年加入约翰内斯堡律师行业，是南非《艾滋病与HIV权利宪章》的两名起草人之一，与他人共同创办了《艾滋病联合体》机构，为“艾滋病法律项目”提供资金并且是该项目的第一任负责人。
1994年10月，曼德拉总统任命他为高等法院的代理法官，主持处理非法武器交易的委员会。1995年，他被任命为高等法院永久性法官。在1999至2000年间，他当了一年的宪法法院的代理法官，随后任职于最高上诉法院。
曾获得的奖项包括：牛津基布尔学院高级法律研究会荣誉会员：伦敦估计法学研究学会荣誉会员；2000年健康与人权方面的纳尔逊?曼德拉奖；TRANSNET公司的HIV／艾滋病冠军奖；2003年旧金山艾滋病基金会杰出领导奖。2002年，英国与威尔士律师协会因其对国际法理学以及保护人权方面作出的贡献而为他颁发特别奖。
2005年出版了自己的自传《艾滋病证人》，该书获南非非小说类文学作品最高奖――艾伦?佩顿奖。2009年，其中文版由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中国代表处出版。
从1998年起，卡梅伦一直担任南非金山大学理事会主席，同时还是吉尔德儿童之家、索韦托艾滋病议员协会以及社区艾滋病反应等机构的庇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