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随着2月28日的临近，我的心情总是陷入一种莫名的激动中。这个日子总让我想起我的父亲叶纪东，还有众多可敬的先辈们，想起64年前先辈们为了惩治腐败、争取民主自治，投身革命的光荣历程。
去年底，我率团赴台期间，特意再次踏上绿岛这个当年关押所谓政治犯的“恐怖之岛”，拜祭当年被关押，甚至牺牲在那里的父亲当年的战友们。看到当年的“监狱…‘牢房”，以及政治犯服刑时的所用实物、所拍图片及场景复原，特别是看到了许许多多在绿岛被关押、被枪杀的先烈们的遗像，其中就有父亲至亲至爱的战友、同志，这一切让我久久不能平静、也久久难以忘怀。
我的父亲叶纪东(又名叶崇培)，1927年出生在日据时期的高雄市。他在少年时即有着浓厚的反日情绪和朴素的爱国情结，这是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基础。在高雄中学就读期间，他接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联合其他进步学生，抵制日本的奴化教育。中学毕业后，又与其他进步学生一起，结社开办文化补习班，一方面为广大民众补习文化，另一方面向他们传授自由民主的理念。1946年，对国民党统治渐感失望的父亲来到台北，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共产党及进步组织，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理念，“感觉思想突然大开”，遂成为台湾进步青年中的活跃分子。他通过组织读书会、话剧社等活动，团结联络各大院校的进步学生。当时台湾的学生运动与大陆各城市的学生一起，构成了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地下战线，父亲也成为这条战线上的积极分子。
1947年2月28日，由“缉烟事件”引发的官民武力冲突爆发时，台北市进步的学生组织迅速串联。父亲当时是台北延平大学教员、学生领袖，而延平大学的学生组织是串联中重要的学生团组之一。他带领进步学生到各校演讲串联，散发传单，不顾危险，走上街头，呼吁民众理智团结，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要求民主自由。3月4日，台北学生组织在中共台湾地下组织的领导下，秘密筹备武装起义。父亲作为台北延平大学的学生军领队与法商学院领队的陈炳基等分头动员组织各校学生参加起义，同时他还担任起义指挥部联络员(陈炳基任第一大队队长)。这次起义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用自己的行动向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发出了抗击的呐喊。
“二?二八”起义中民众的反抗被镇压了，台湾岛上腥风血雨，人人自危。但父亲和他的战友们没有被吓倒，他们在蒋介石白色恐怖统治下，仍自觉自愿地为了理想和信念坚持斗争。从1947年到1949年内渡大陆之前，父亲一方面躲避国民党的抓捕，辗转流亡各地，一方面仍坚持宣传革命思想，动员身边的进步人士加入到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队伍中来。这期间，他与中共台工委的廖瑞发、钟浩东等人保持密切联系，直到1949年4月为躲避国民党的抓捕由组织安排内渡大陆。
“二?二八”起义是台湾人民爱国主义传统的集中体现，民主和爱国的思想在运动中清晰明鉴，这是先辈们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先辈们最可值得尊敬的高贵品质。我这一代的中青年台胞虽然没有经历过那样的峥嵘岁月，没有经过血与火的洗礼，但我们自豪，因从小深受长辈的教诲，耳濡目染中已经把先辈们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怀融进了血液中。台湾是我们的家乡，是我们可以用毕生精力为之奋斗的家园。
“二?二八”起义中，台湾民众大规模反抗的开展，是台湾民众历史上强烈爱国爱乡意识的集中体现。从17世纪反抗西方殖民统治开始，到甲午战争后50年连绵不断地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台湾同胞从没有向任何殖民者屈服。先辈们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传承，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样的情怀值得代代相传，这样的财富更值得代代继承。
今天，我们也看到，岛内“台独”势力正在极力歪曲“二?二八”起义的历史事实，曲解“二?二八”的精神实质，把反抗独裁统治的“二?二八”起义歪曲成“台湾独立运动”，妄图利用台湾同胞的悲情，扭曲斗争的实质，刻意抹杀台湾同胞的爱国主义精神，剥离“二?二八”起义所展示出的爱国民主精神。
正如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纪念江泽民对台八项主张10周年纪念会上所说的： “‘台独’谬论是对台湾同胞热爱乡土的情怀和当家做主意愿的最大扭曲，是对台湾同胞中华民族意识和中华文化认同的粗暴亵渎，绝不是爱台湾，而是害台湾，绝不是台湾之福，而是台湾之祸。只有在两岸共谋发展、共议统一、共促振兴的正确道路上，台湾同胞才能真正抚平历史的伤痕，获得更大的利益和福祉，真正赢得当家做主的尊严。”
驳斥“台独”的荒谬言论，最好的办法就是还原历史真相!每年“二?二八”起义纪念日，台盟中央、全国台联都会举行纪念集会，目的即重忆历史真实，保持清醒认识；为的是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先辈遗志。先辈们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将代代相承，完成先辈们的未完使命我们将义不容辞。作为在京台胞的第二代，作为“二?二八”起义亲历者的后人，将不辱使命，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尽全力化解与抚平台湾乡亲的悲情意识，消弭隔离两岸乡亲的藩篱，以亲情和乡情拉近两岸同胞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