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青老师秘密护送 我到了延安 1938年年初，被日本侵略军蹂躏的中国大地，到处兵荒马乱，民不聊生。 从江苏连云港向西驶出的一辆货运火车上，一个模样清瘦，三十岁左右的男青年，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夹坐在车厢的货物中间，形同“父女”。女孩儿有一双大眼睛，显得很懂事，很乖巧。为了向西北赶路，他们临时搭乘了货车。
这男青年叫郭青，当时还未婚。他与这小女孩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他们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新安小学的老师和学生。
这个小女孩，就是中共高级干部、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女儿项苏云。
1931年，我在上海出生时，父亲已经到苏区去了。我两岁的时候，母亲看我能离身了，就也去了苏区，和父亲一道投入了革命工作。于是我被托入了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上海英租界办的孤儿院――上海劳工幼儿院。后来，国民党当局看孤儿院经常收一些共产党人的孩子，就强行把这个孤儿院关闭了。陶行知先生只好把我转移到了他在江苏淮安创办的新安小学寄养。
陶行知先生把我交给新安小学的郭青老师时，没敢告诉他我是谁的孩子，只说要好好养着。郭老师对我这个无名无姓的孩子心里没底，就问有什么特殊要求，万一有个意外怎么办。陶先生说，只要你尽了心，就行了，没有人会找你麻烦。当时我还没有名字，陶先生就给我取名苏云，说我是在江苏天空中飘来飘去的一朵云彩。那个时候，我并不叫项苏云，而被改姓张，叫张苏云。因为姓项这个姓的人很少，而项英又是共产党的知名领导人，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如果说是姓项的，太引人注目。我是直到皖南事变后才改叫项苏云的。
1938年年初，日本侵略军大举南进，江苏即将沦陷，新安小学的校长汪达之告诉郭青，要他带上我奔赴西安。郭青虽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但他忠实地执行了校长的嘱托，孤身带着我开始了去西安的长途奔波。
郭青老师带着我，搭货车走了一段，然后再换乘驶往西安的列车，继续西行。我记得，车过陕西潼关的夜间，突然遭到了驻风陵渡日军的炮击，车上的灯顿时全部熄灭，所有乘客都屏住呼吸，不敢发出任何响动，火车在黑暗中疾驰，终于冲出了险境。
到了人地生疏的西安，郭青老师开始苦苦等待着汪校长来信，以从中得到进一步的指示。其间，郭青老师不知投奔何处。我们苦等了多日，他身边的盘缠也所剩无几。这时，他曾暗自打算，若是再没有人来接应，只有先去找个教书的差事，自己挣钱来养活年纪尚幼的我。
就在这时，汪达之校长的信终于寄来了。 他在这封信中，才向郭青老师说明了我的真实身份，并要他带着我去找在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说只要到了那儿，就有办法了。
当时在国民党严密统治下，西安的普通百姓还不敢公开谈论八路军。故而郭老师很是费了一番周折，才打听到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地址。
于是，他带着我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当时办事处的主任是伍云甫。他接待了我们，并听郭青老师详尽叙述了我们一路的艰辛经历。
但出于国共间长期对立的缘故，办事处依然要对我们俩的身份进行严格审查。我们就在办事处住下来，耐心等待着。
后来，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伯伯正好来西安办事处，他与我父亲很熟悉，就亲自给我父亲项英发了一封电报，问明了项英确实有我这么个女儿。至此，组织上才正式批准，由郭青老师带着我奔赴延安。
1938年4月，初春的西北高原仍充满寒意。
当时年仅七岁的我，由郭青老师带着，乘坐一辆从西安开出的卡车，一路颠簸着向延安驶去。一同开往延安的还有四五辆大卡车。当时和我同乘一辆卡车的，还有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的女儿刘力珍，萧劲光的儿子，中共华北局情报部长王世英夫妇和他们的孩子王敏清。另外，还有中共高层领导高岗的儿子、张国焘的儿子，他们原本准备去苏联，但由于国民党的阻挠没能成行，只好又返回延安了。
到了延安后，郭老师进延安抗大学习，我被送进了延安保育小学的前身――鲁迅小学学习。
毛泽东问：“你们在
学习、生活方面还有什么要求吗？”
鲁迅小学，原为鲁迅师范学校附设小学部，是由革命老人徐特立亲自创办的。收留的学生都是革命烈士遗孤，或在白区工作的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子女，还有长征途中参军的红小鬼以及红军干部子弟和少量地方政府干部子女等。
1938年，小学部和延安边区小学合并，改称鲁迅小学，由徐老任第一名誉校长，受延安边区政府教育厅的直接领导，后又改称陕甘宁边区小学部。1939年年初，小学部迁到了安塞县的白家坪村，在这里单独建校。不久，孙中山夫人宋庆龄领导的全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建议，在陕甘宁边区办一所儿童保育院，由全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统一拨发一部分办学经费，于是，边区小学部正式改名为陕甘宁边区保育院小学部，也称延安保育院小学。学生逐渐扩招到了三百多名。
尽管当时延安的物资条件匮乏，但党中央和边区政府还是想办法给孩子们提供生活照顾。当时政府规定一般干部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一斤半小米，二钱油，三钱盐，一斤半煤。对保小的学生的标准就有所优待，多分配一些大米和面粉，服装也比一般人员每年多发一套，冬季再补充被褥和鞋帽。
1938年夏天，一个星期日，我刚刚到小学上学不久，有家的同学都回到父母身边去了，剩下我们这些没有家长来接的孩子，就跟着老师到山上去玩，那漫山遍野的花朵让大家好不开心。一会儿工夫，大家就采来了大捧美丽的山花。
我们好几个同学跟老师说，这些花真漂亮啊，我们把它去献给毛主席，怎么样啊？
老师也很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于是我们一溜小娃娃，排着队，唱着歌，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驻地走去。
我们先来到了毛主席住的窑洞前，毛主席看到是我们一群娃娃来了，非常高兴。当时江青也在场，她从窑洞里拿出一桶饼干让大家吃。一会儿，毛主席又把孩子们领到了一间简朴的会议室，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把刚采来的鲜花献给毛主席。
毛主席热情地招呼着老师和同学们，围着一张大会议桌坐下来，大家一面吃着饼干，一面和毛主席聊了起来，师生们踊跃回答着毛主席询问的学校的各方面情况。
后来毛主席问几个同学：“你们在学习、生活方面还有什么要求吗？”大家愣了一会儿，不知从何说起。我在老师的提醒下，大方地站起来提问：“毛主席，我们能到苏联学习去吗？”
毛泽东认真听完，停了一下，回答说：“是啊，苏联是现在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列宁领导的苏联布尔什维克破除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样的社会制度具有很多优越性，是理想的社会。世界上的劳苦大众都向往那个地方，你们想去那里学习、生活，我可以理解。但是你们想过没有，苏联虽然很大，可也不能容下全世界的劳动大众啊。我看，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按照苏联的方式，团结一切力量，打倒日本，先去推翻自己头上的剥削阶级和帝国主义，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光明幸福的新中国。那时，我们就不一定去苏联了，同样可以在自己的国家过上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幸福生活！”
毛泽东的话说得那么贴切和有道理，给同学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和父亲在一起的十二天
项苏云自出生后，就没见过父亲项英的面。直到1938年秋，项英到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已七岁大的项苏云，才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并和他相处了十二天。但项苏云却不曾想到，这次相见，也是她和父亲的诀别。
那天我正吃晚饭，郭青老师告诉我说，你爸爸来延安了，马上接你去看爸爸。我又惊奇又高兴。
一位警卫员叔叔带我来到了延安城里的八路军大礼堂，这里正在举行欢迎大会。大礼堂的条件十分简陋，人们挤坐在木条板凳上，会场气氛却很热烈。
我进了会场，就到处找爸爸。陈云伯伯看见我走过来，说：“苏云，你是不是在找你爸爸？”于是他把我领到一排座位前，对朱德旁边的一个人说：“老项，你女儿来了。”又转过来告诉我，这就是你爸爸。
我爸爸一把将我抱起来，让我坐在他腿上，他问我，你几岁了？叫什么名字？我就一一回答，好像也没特别激动，因为我从未见过父亲的面，更不知道如何与父亲亲昵。我们虽有着血缘关系，但毕竟从未在一起生活过。
欢迎会没有开完，我突然流起了鼻血，爸爸一看很着急，却不知怎么办才好。这时，坐在后面的马海德医生走过来，拧了一条凉毛巾，敷在我的鼻子上，过了一会儿，鼻血才止住了。
散会后，爸爸要带我一起回去住，可我感觉怯生生的，就推说同学都在等我，就先回学校去了。直到第二天放学，爸爸又来学校接我，我才跟他去了。后来的几天晚上，我就住到了爸爸那里。在延安保育院的小弟弟阿毛也被接了回来，这样我们总算和父亲在延安团聚了。马海德医生特意为我们一家在延安中央组织部门前照了一张相，照片上我戴的帽子，就是父亲来延安带给我的礼物。这张照片成了我们姐弟与父亲的唯一一张合影。
和爸爸相处的那些日子，他给我洗手、洗脚、穿衣服，陪着我玩，尽心照顾与呵护我。直到我长大后才体会到，父亲是在尽力补偿对子女的歉疚，体味父女间稀有的天伦之乐。
爸爸在延安时还专门请郭青老师吃饭，表达对他照顾女儿的感激。爸爸亲自给郭老师斟酒，还是个小孩子的我却抢下老师的酒杯，对爸爸说：“郭老师不喝酒，不喝酒。”弄得两个大人相视大笑。
那时，日军飞机经常来轰炸，我们保小学生常躲进山里上课。那天，爸爸就要离开延安了，可我偏偏不在学校，爸爸来告别时没有见到我，只好带着几分遗憾离去了。
半个月后，爸爸又托人从西安给我捎来了几样东西：一封信，一筒饼干，一副手套。爸爸虽然和我们相处的时间很短，但他心里却一直惦念着我们。此后，我就和爸爸永远地分别了。
我从小就在没有父母的环境中长大，更不用说享受父爱母爱了。这次在延安和父亲相处的日子，才使我对他有了印象，而父亲也把他一生的父爱，都在那十二天里给了我。
母爱的缺失，给我留下了一生的缺憾
项苏云和父亲之间，仅有一次相见， 而对于母亲，在项苏云幼小的心灵里，更是一片模糊。她曾向父亲问起过母亲，但父亲没有对她多说什么，只是沉默不语。
后来我才知晓，母亲在我到延安的三个月前，曾带着三岁的小弟到了延安。她把弟弟留下后，就一个人返回去，从此就杳无音信了。我们母女错失了最后一次相见的机会。
1931年，母亲在上海生下我，并带到了两岁，随后就去了父亲所在的江西中央苏区。1934年红军撤离中央苏区长征后，母亲和坚守苏区的一万多名同志被敌人包围，突围中与中共领导人瞿秋白、中央苏区政府妇女部长周月林在福建被俘。但他们的身份没有暴露，在监狱关押了三年多后，被保释出来。
但就在母亲和周月林被保释、瞿秋白也快要获得自由时，国民党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得知了瞿秋白的真实身份，瞿秋白因此被杀害了。
从监狱出来的母亲历经艰难才找到了在皖南的父亲，她向父亲谈了被俘和监禁的情况，后来母亲就把我弟弟送往延安，在返回皖南途中，不幸失踪。
对于母亲的失踪，社会上有不少谣传，说我母亲出狱后，找到了父亲项英，还没放下行李，就被父亲责问：“瞿秋白的死是不是和你与周月林有关系？”他看母亲显得紧张，就认为母亲承认了出卖瞿秋白，一怒之下，拔出手枪枪毙了母亲。其实这都是误传，并没有什么事实根据。
而后来，与母亲一起入狱和释放的周月林被打成叛徒，关押了十二年。直到1979年，人们从当年国民党官方办的一份报纸上，发现了一篇当时中共福建省委“投诚”人员的自供，才弄清了出卖瞿秋白的真正叛徒是谁。至此，我母亲和周月林的清白无辜才得到了证实。
谈起母亲，我会有许多感慨：在革命战争年代，不仅要流血牺牲，还要蒙受冤屈啊！而后者或许更难以承受。
我对母亲的全部印象，只能从“文革”期间，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偶然发现的一张母亲的照片上得来。这么多年来，我仅能凭模糊的照片来辨认母亲的相貌，揣摩她的性情，感受她那遥远的母爱。
小小演说家的一次尴尬事
别看保育小学坐落在荒凉的西北延安的大山沟里，却涌现出不少聪明、勇敢、才艺出众的少年。1944年儿童节时，延安《解放日报》曾刊登过一篇保育小学在延安陕甘宁边区儿童节比赛中全面获奖的报道。其中写道：在老师辛勤管教下，保小在各个方面都有不少聪明、能干、才艺出众的少年，如小小政治家于龙江，小小画家洪小灵，小小科学家李久铭，小小演说家项苏云，还有在智力测验中分数最高的最聪明的孩子李路达等。
我在保小时，有个小小演说家之名。因为我记性好，从不怯场，所以常被老师挑选出来演讲。有时老师就把我抱到马上，骑马带我到延安参加会议和代表学校演讲，我在边区的演讲比赛中还获过奖，常受到老师和校长的夸奖。
可是有一次，我去学校附近的真武洞集市，为当地群众演讲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施政纲领时，却出了个洋相。
那天，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一道，在真武洞的集市上，拉开了一片场子作宣传。我早就把党的施政纲领背得滚瓜烂熟，就登上了讲台，流利地演讲起来，许多来赶集的老乡都被我这小姑娘的宣讲吸引过来。
台下站成一圈的老乡中，有一个人离我不远。他一边听我演讲，一边从怀里摸出一个小东西，放在手上一掐，发出咔吧一声响。他就这样，一把把摸着、掐着……
这老乡的奇怪动作，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一个劲儿地琢磨，他在摸什么呢？为何还要掐呢？想着想着，竟走了神，把背熟的“纲领”也给忘掉了，演讲卡了壳，引得台下一阵哄笑。
后来我才知道，延安地区冬天缺水，一般人没有条件洗澡，身上长了虱子，只好在太阳底下晒晒，趁机抓一抓。那个老乡就是在捉身上的虱子呢。
就因为这个好奇心，一贯受表扬的我，这回挨了老师的批评。
蔡妈妈待我如亲女儿
1941年冬，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牺牲后，延安中央组织部特别派人到白家坪的保育小学慰问了项苏云，并送了她一件棉大衣。第二年暑假以后，组织上为了照顾项苏云，又特意把她留在了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附属子弟学校继续上学。
这段时间，我经常去蔡妈妈（蔡畅）家度假，她女儿李特特很羡慕我，说我在她母亲身边的时间比她这个亲女儿还要多。
1942年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时，有一次我放假把被子拿回来洗。那被子里面全是黑粗布，很厚，我根本洗不动。蔡妈妈就说，现在不是搞变工队吗，你也可以变变工呀。警卫员小伙子力气大，请他帮你洗被子，你呢，编织毛线拿手，就帮他织一条围巾，怎么样？
我高兴地答应了。于是，蔡妈妈的小警卫员花了半天时间，帮我把被子洗干净。我呢，用了四天时间，给他织了一条毛线围巾。干完后，我跟蔡妈妈开玩笑说：“他洗被子花了半天时间，我织围巾花了四天时间，这不对等啊？”蔡妈妈和蔼地对我说：“不能这么算，他虽然花的时间少些，可用了好大力气呀，这就是各取所长，互相帮助嘛！”蔡妈妈的话，让我明白了事理，也懂得了一种看问题的方法。
那时，蔡妈妈家住好几孔连在一起的窑洞，最里面一间，是蔡妈妈、李叔叔（李富春）住的，外面一间蔡妈妈办公用，最外面一间，是李叔叔用来开会和接待客人的。我和弟弟回去时，就住在最外面的窑洞。
我们俩脚顶脚睡一张床，还在床上打闹，蹬脚玩。我比弟弟力气大，常蹬脚蹬到他的脸上。他生气了，就满院子追打我。蔡妈妈闻讯赶紧跑出来劝架，还为弟弟打圆场说：“阿毛，快到我窑洞里来，我给你小米糖，不给姐姐吃。”于是，她就领弟弟进窑洞拿糖吃去了。
我弟弟从小有尿床的毛病，蔡妈妈常常半夜起来叫他尿尿。有时怎么也叫不醒，蔡妈妈就拿一根棍子在桌子上一敲，吓唬他说：“阿毛，再叫不醒，我就要拿棍子打你啦。”弟弟一听，吓得一骨碌从床上爬了起来。蔡妈妈就是这么细心地照料我们的生活。
蔡妈妈照料我们很细心，但管教起来也很严格。特别是我那弟弟很调皮，在学校都出了名，老师一来告状，蔡妈妈就要对他严厉批评。她和李叔叔都摆出一脸威严的样子，弄得阿毛好害怕。后来阿毛就说：“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李叔叔、蔡妈妈。”
我在蔡妈妈家吃饭时，家庭气氛也挺浓。叔叔吃起饭来，大刀阔斧，典型的男子汉吃法，一大碗饭，扒拉几下就吃完了，你不给他夹菜，他也不吃。所以，每次吃饭，细心的蔡妈妈都把菜给他埋在饭下面，好让他多吃一点儿菜。
蔡妈妈后来身体有病，伙房为了给她补养，有时就给她炖一只鸡。炖鸡送来时，蔡妈妈就开始“分配”了。她说，李叔叔吃鸡不会啃骨头，让他吃鸡胸脯；她自己喜欢啃骨头，鸡爪子、鸡脖子就归她吃；苏云呢，人小就吃鸡大腿吧。所以一吃鸡，我们“家”就这么分工了。
有时吃完饭，李叔叔、蔡妈妈就拉着我的手在窑洞后的山坡上散步，我身后还跟着一只小狗。路遇的叔叔阿姨都说：“你们真像亲亲热热的一家子。”
周副主席给我们批了八百副担架
1944年年底，项苏云小学毕业，考入延安中学。1947年春，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时，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延安中学转为野战医院，为前线的部队和伤病员服务。
我们这个临阵上马的野战医院，分成五个所和一个手术队。每个所从边区医院抽调来两位医生，两位护士，教我们这些学生学习医护知识。
第一批伤病员刚从前线下来时，我们都围上去看。血肉模糊的战士吓得我们手脚直哆嗦，后来才慢慢适应了，学会了给伤员包扎处理，消毒敷药，还学会了洗绷带、给医疗器械消毒等。送过来的伤员，经过野战医院的包扎处理后，再往后方转移。
邓家沟战役那次最危险，我们这个所里躺了二百多个伤员。可一副担架都没有，怎么转移伤员呢？况且前面的部队已开拔，头顶上还有国民党的飞机在轰炸，情况非常紧急。
后来医院的两个通信员骑马去找前线部队，正巧路遇负责后勤部的周恩来，他们汇报说：“我们医院现有好几百号伤员，一副担架也没有，怎么转移伤员呢？”
周副主席一听，马上写了一个条子，说，批给你们八百副担架，很快就会送来。两个通信员一听，高兴极了，赶快跑回去报信。后来担架队及时赶到了，我们医院的医生、护士分别护送着几百副担架和伤员后撤，我和另外一个护士，两人就护送了一百多副担架。
我被“回光返照”的伤员一把抱住
经过野战医院的一段艰苦磨炼，项苏云不仅适应了行军打仗、战地抢救的紧张生活，也不像最初那样，一见流血、死人就害怕，胆子锻炼得特别大。
那时候，我们经常要去查夜，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提着马灯去。大批的伤病员住在一二十个窑洞里，我们查夜，一夜要查三次，常常要查到第二天鸡叫。重伤员和轻伤员要分开护理，没有单独的窑洞放置重伤员，我们就在窑洞外墙边上挖一个坑，铺上草，把重伤号安置在里面，上面用布一罩，晚上就重点守护着。经常是守着守着，一个重伤员就死去了，我还不知道，隔了一阵一摸，他身上都冰凉了。
那时伤员中有许多截了肢的，经常患肢体溃疡，或破伤风。陕北那个地方，当时卫生条件差，马粪呀，苍蝇呀，蚊子呀，什么都有，得了破伤风的人就没法治了，没有药，只好喂点饭什么的，等着死。
得破伤风的病人临死前，会出现回光返照的现象，有人会突然站起来，把一个活人抱住，然后再倒下去。我开始害怕极了，不敢过去，就让男同学去。后来实在忙不过来，我也就跟着去了。男同学告诉我说，“回光返照”的人一抱住你，你就把他放下，他就自然过去了。
我还真的经历过这种场景。不过，一段时间后，我什么都不怕了，胆子锻炼得特别大。战争就是这样残酷，但战争也磨砺了人的意志，人的胆量。
那时条件很苦，不仅伤员的医疗条件难以保证，就连我们这些医务人员，闹病的也很多。我后来也得了伤寒病，一直发高烧，说胡话。幸亏这时候医院弄到了一点磺胺药片，就是靠这个磺胺药片，我才保住了一条命！我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病才慢慢好起来。
1948年春天，毛主席和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撤离陕北途中，任弼时仍然惦记着项英的女儿项苏云，他专门给八路军总后勤部部长叶季壮发了一个电报，叮嘱他找一下第四野战医院的项苏云，通知她随中央一起行动。
项苏云随后离开了野战医院，跟随任弼时率领的工人代表团到了东北哈尔滨。1948年秋天，项苏云又和二十名青年一道赴苏联学习深造，成为后来被称之为“4821”的成员之一。
项苏云在苏联学习的是纺织技术。1952年回国后，她先到北京第二棉纺厂当车间主任，后任纺织工业部研究所、情报所所长。1984年由于视力和身体原因，调到中国科技协会搞青少年的科普教育工作，直至离休。■
（责任编辑/穆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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