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五号”、“神舟六号”、“神舟七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一次次承担着飞船的发射任务。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已随之名声大振。这里是我国最大的也是最早建立的卫星发射基地。而基地的第一任司令员孙继先和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的创建有着太多的传奇故事。就像一位老军人说的：孙司令的传说是提起来一串，放下去一堆……
从兵团司令到
“杂牌司令”
出任基地司令，对孙继先来说实在是太突然了――
1957年深秋的一天下午，身为志愿军第二十兵团代司令的孙继先突然接到了志愿军司令杨勇的电话，要他“马上准备一下，明天一早坐火车回国，接受新任务”。
“什么任务？”孙继先问。
“不知道。军委刚来的电报，你抓紧时间准备，火车票已经给你买好啦!”
军委调我回去干什么？他想来想去，想不出个头绪。朝鲜局势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新任务”可能与朝鲜前线关系不大……莫非台湾海峡有战事？那阵子蒋介石一直叫嚣反攻大陆，会不会调我到福建前线？
孙继先带着满脑子假设到了北京，一下火车，就见到来接站的人，来人说：请到总政治部肖华副主任的办公室。
肖华见孙继先来了，热情地把他拉到沙发上坐下。他们是老熟人了，红军时就在一起工作过。
“老孙呀，军委决定让你回来，毛主席亲自批准的，给你一个新任务!”肖华倒是开门见山。
“肖主任，你说什么任务吧!”
“筹建一个导弹试验靶场!”
“什么？靶场？”孙继先如入云雾之中。
肖华说：“是导弹靶场！美国一直吹嘘，他们的两颗原子弹使日本投降了。朝鲜战争期间，他们动不动就用原子弹吓唬我们，利用核讹诈称霸世界!虽然我们从来没怕过这东西，战略上一直在藐视它，但在战术上我们必须重视它，只有尽快制造出我们自己的导弹、原子弹，才能打破美国的核垄断，粉碎他们的核讹诈。世界已进入原子时代，美、苏、英、法等国相继都建立了自己的导弹(火箭)工业，如果我们落在后边，就会被动挨打!”
孙继先听明白了。沉吟片刻，他说：“我是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对搞这么尖端的科技、这么重要的工作，我是一窍不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肖主任你知道，我一直是带兵打仗的呀！”
肖华说：“军委觉得你能胜任，才叫你从朝鲜回来。聂帅还要和你谈。”
第二天，张爱萍将军把孙继先邀到办公室见面，简要地交代了一下任务，就带他到了聂荣臻元帅家里。聂帅将中央的部署和决定向他作了传达，并语重心长地说：“这可不是当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不是强渡大渡河!这是尖端科学!是要下一番苦工夫才能攀登上去的。我们现在就是要走科技事业的长征路，要爬尖端科学的雪山，渡新时期的大渡河！这是关系军队和国家未来发展前途的大事，这个重要任务，对我们是一次新的考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好这个任务。”
孙继先一直是带兵打仗的人，战争年代，首长交代任务他从未退缩过。而现在，面临的任务毕竟不是打仗，而是攀登科技高峰，这不是仅仅依靠一般的智慧和勇气能解决的问题。因此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回答“坚决完成任务”，而是默默地点了点头。这在孙继先的军人生涯中是不多见的。他在了解了我国初创时期的导弹、火箭事业的有关情况后更加感到这件任务非同小可。他再次找到肖华，把心里话和盘托出。
肖华拍拍孙继先的肩膀，说：“我知道你有些为难之处，事关重大，心里没底嘛，可以边干边学嘛!过去我们打仗，不也是边打边学会的吗？叫你干你就干，赶着鸭子上架也得干!我看你一定能干好!”
……
就这样，在毫无思想准备、没有任何退缩余地的情况下，孙继先来到了这个最初叫“靶场筹备处”，别名“炮兵营房工程建筑部”的地方。
很快，在北京市东直门外左家庄设了个办事处，有陆军、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雷达兵、电话兵、卫生兵、文艺兵等着装五花八门的人进出。当地老百姓经常好奇地询问：“你们到底是什么部队呀，怎么什么样的军装都穿呢？”
有一天，孙继先来到这里，正碰上有老百姓在问一个战士，战士说：“我们是杂牌军！”
孙继先自嘲道：“我从正经的兵团司令成了杂牌司令了！”
“干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
孙继先最初对基地建在酒泉附近并不十分赞同。晚年他还说：“把基地建在这里并非最佳选择。”
导弹试验靶场的架子搭起来了，地点选定在哪里？
统帅部责成聂荣臻元帅组织导弹试验靶场勘察小组。成员有聂帅秘书安东、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总后装备部部长万毅、二十兵团司令员孙继先以及海军和空军的有关领导。
1958年年初，在料峭的寒风中，勘察小组乘坐的专机从北京出发，先向北到东三省，再飞内蒙古坦荡的草原，到宁夏、甘肃、新疆的无垠沙漠，后又从上海至青岛一线的海滩，飞到大西南崇山峻岭……他们几乎飞遍了祖国的天涯海角。
飞机在河套以西银川市附近盘旋，孙继先看到，这里背靠有粮仓之称的“银川”，有生命之源黄河水，有可用于建立发射基地的山岭和荒滩。飞机在一片荒滩上降落了。勘察小组经过实地勘察，认为这是合适建场的地点。
回到北京后，苏联专家却认为，这里的地域还不够宽阔，地质条件还不理想……
又经过几天的寻找，勘察小组又选了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旗（位于甘肃酒泉附近)的一块地方。这里地域开阔，有足够的建场面积。
苏联专家认为后一个地点好，孙继先等人认为银川附近好。两种意见分歧严重。孰是孰非，很难说得清楚。孙继先认为额济纳旗不仅交通不便，而且生存条件太差，增加了大量本来可以减少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的消耗；从战略角度看，这里离边境太近，又是一片开阔的平地，无险可守，机械化部队只要两小时行程就可到达这里……
军委经过多方考虑，最后还是采纳了苏联专家意见，决定定点额济纳旗地区。
自己虽然有不同意见，但军委作了决策，就要无条件地执行。在漫长的战争年代，孙继先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和作风。此次定点，军委决定后，他再没有说过二话。只是当他离休后，听说基地的家属孩子上学等问题还是不能很好解决的时候，他说过，要是把点定在银川附近就没有这问题了。
他第一次来到了戈壁滩，真正见识了“风吹石头跑，遍地不长草，天空飞鸟绝，大雁不落脚”的景象。同行的人都在骂这里的条件恶劣，孙继先低头不说话。
在额济纳旗政府所在地“青山头”，他开口说话了，指着一片绿荫问：“这里为什么是绿的？”
同行的人告诉他，祁连山融化的雪水从较深的地层流经这里渗了出来，使这座孤零零的小山头披上了绿装。
他沉思良久，说：“这叫我想起在南京军事学院时刘伯承元帅提出的口号：‘干在石头城，埋在紫金山!’我今天也提一个口号――干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
――他百年之后，家人遵照他的遗愿，把他的骨灰埋在了“青山头”一侧的烈士陵园。
“伸手派”
孙继先曾经和人们说起基地初创时的情况，说：“我那时是一个光杆司令，既没有政委，又没有副司令，那叫‘伸手派’，要人，要钱，要设备。为要人，我几乎踏破了总干部部的门槛。要了政委，要了副司令，要了各部的部长……”
在孙继先受命组建导弹实验基地任务时，国防部成立了一个“五部”。部长万毅负责二十基地的管理工作。孙继先去万毅部长那里“汇报”，万部长心知肚明，说：“你找我，是要人要钱。我既不管人又不管钱，我到哪里去弄啊？你要人，就直接去总政治部要，要钱嘛，恐怕找总长也不行，总长拿不出那么多钱，只能去找总理了!”
孙继先又到罗瑞卿那里“汇报”，罗总长倒干脆，说：“我们一起去找总理吧!”
总理对发展我国的导弹事业非常重视。在经济状况相当紧张的情况下一下子批了五个亿，主要用于基地的基本建设，包括修专线铁路、军用公路和全部设备的安装费用等 (这里不包括购买苏联设备的费用，购设备属国家大项目，是由基地报计划，由外贸部出钱购买)。当时，周总理、罗总长用了很大精力亲自抓基地建设，国家有再大的困难，也要保证基地的建设。特别是周总理，频繁召见孙继先，询问基地建设的进度。
在孙继先看来，一切事情都是人干的。因此，在基地创建初期，他用了大量的精力来“要人”。总干部部对孙继先提名的干部，在严格政审的前提下，基本上是开绿灯的。原空三军政委栗在山被孙继光要来了，而且破格从正军提拔为正兵团，被任命为基地第一任政委。广州军区参谋处处长李富泽不想来，也被他拉来当了副司令。接着来了批立志留在戈壁滩、献身祖国科研事业的年轻大学生。
除了军事技术人员外，必须根据专家的要求选调专业人才。苏联专家提出需要调进一些懂得光学的人才，如果实在没有，调一些会照相的人也行。为此，孙继先曾从北京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和上海、东北等地选调了一批专门照相的人；这些人经过自学努力，后来为进行导弹实验，在拍片、观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为苏联专家选调西餐厨师，着实让孙继先费了一番脑筋。苏联专家吃不惯中餐，只能吃西餐，而且是十分挑剔的西餐。孙继先派人到上海、天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选调。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找个西餐厨师很不容易，找个年轻的西餐厨师就更困难了。孙继先对李富泽说：“你亲自出马，无论如何也要找几个好的西餐厨师来。”
李富泽先跑到北京，闯到北京市一位副市长的家里，想从北京的大饭店里“抠”出两个西餐高级厨师来，“两三个就行”。副市长说：“实在对不起，我们的外事任务更重，西餐厨师还不够呢!”李富泽吃了闭门羹，出门去了火车站，连夜乘火车赶往哈尔滨。这里的市委书记是他的老战友。李富泽连求带赖，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市委书记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忍痛割爱给了他四个西餐厨师。
……
那时一进入基地，就几乎与世隔绝。写信、与朋友交往都不允许泄露基地的情况，通信地址一律用代号兰州市×××信箱。孙继先本人在戈壁滩工作期间，从未在公开场合露过面，国外情报机构寻不到他的踪迹，便说：“此人下落不明。”他的家人虽知他在西北工作，但谁也不知具体在什么地点、干什么具体工作，更没有一个亲属跟他去过一次基地。
用北京建人民大会堂的材料，建西北的
人民大会堂
基地初创时期，孙继先和他的战友们经历了怎样的困难和洗礼，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二十基地的老人，多次向我叙述起他们如何被摄氏四十度以上的气温蒸烤，如何被铺天盖地的沙暴掩埋，如何被第一次喝到人血的蚊虫叮咬，如何被严寒和饥渴折磨……
有一次，孙继先听说北京建人民大会堂剩下些下脚料，便说：“总理，能不能把这些下脚料给了我们？”
总理说：“你要它干什么？”
“我们在那里安家，想建个基地礼堂。”
总理说：“好哇，批给你们。”
不久，这批材料运抵“东风”(基地所在地名)。孙继先专为此事开了一个会。他说：“我向总理要来了建人民大会堂的材料，我们在基地建一个礼堂，要一流的设计，一流的施工质量。再过三十年也不落后。”
因此，人们说孙继先要建西北的人民大会堂。他说：“就是要有人民大会堂的质量。”
不久，一座漂亮的礼堂拔地而起，在当时的西北地区首屈一指，堪称建筑精品。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西北仍属先进之列。可惜，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把这座礼堂的顶盖和木质结构化为灰烬，但它的地基和四壁却完好无损，人们在原基础上又重建了一座礼堂。可见，当年的设计水平、施工能力和建筑质量是多么优秀。
和陈士榘上将“叫板”
1960年夏，基地早期基建工程的任务完成后，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想到自己的部队连个像样的营房都没有，就下令，撤离基地的工程兵，将剩余建材全部带走。
就在他们装车的时候，二十基地的官兵报告了孙继先。
孙继先把副司令员李富泽找来，说：“他们要把东西都拉走？”
李富泽说：“东西是二十基地的，不是他工程兵的，拉走，没门！”
孙继先说：“你立即去把‘东风’至清水的军用铁路线给封了。”
李富泽指挥重兵，拦住运料军列。双方形成僵局。陈士榘一个电话打到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那里，说二十基地拦他们的车，杨成武把电话打到孙继先那里问情况。结果陈士榘、孙继先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
最后，杨副总长说：“两个兄弟部队总不能打起来吧？这样吧，孙继先你先放行，再解决争议。”
孙继先不服，说：“杨副总长，服从命令可以，这事情怎么解决？”
“总部立即派人调查。”
孙继先下令撤走了部队。陈士榘急忙将部下拍摄的大批反映工程兵指战员在极其艰苦条件下工作和生活的照片，带到了总部首长那里，要求总部首长允许将二十基地基建“剩料”拨给工程兵建营房。
“官司”打到总参谋长罗瑞卿那里，决定让陈士榘将“剩料”原数退还二十基地，并十分严厉地说：“国家供给二十基地的建材是不允许随便挪用的，本来运进去就不容易，又把它运出来，下―步二十基地的建设怎么搞!如果陈士榘执意不退还这些‘剩料’，那他就是窃国大盗!”
最后，陈士榘如数退还了“剩料”，了结了这场纠纷。
其实，陈士榘和孙继先的私人感情一直很好，陈司令员很赞赏战争年代自己手下的这员战将，孙司令员也一贯敬重这位身经百战的老上级。这个时候，他们没有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而闹别扭，而是为国家、为士兵的利益发生争执的。事后，他们言归于好，友谊长存。
只是孙继先去世后，陈士榘对孙继先的儿子说：你父亲什么都好，就是脾气大！
“兔司令”
当年在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科教片，描述了一个农村姑娘用放养的办法养鸡，既节约饲料，又能多下蛋，这个姑娘只要一吹哨子，漫山遍野的鸡就跑了过来，人称这位姑娘为“鸡司令”。孙继先看后产生联想：这戈壁滩到处都是兔子能吃的沙枣树和骆驼刺，兔子繁殖力那么强，何不从幼兔开始吹哨放养，如能成功，既节省了喂兔的菜，又增加了兔肉产量，何乐而不为呢？他指示后勤部门试一下放养喂兔的方法。后勤的同志说：兔子与鸡的本性不同，一吹哨就会吓跑的，根本搞不成“兔司令”。孙继先说：“你不试怎么知道不行？”人们只好去试验，他也参加这种试验。结果显然是失败的，但他的良苦用心和急迫心情谁能不理解呢？
红箭腾空
1960年4月2日，孙继先司令员、栗在山政委向基地参试官兵下达了101任务第一号命令。正在这时，苏联专家以“中国生产的液氧不合格”为由，不让我们用自己的液氧发射导弹。
按中苏国防科技协定，苏方应派专家到中国传授发射技术。当时，我国尚缺乏液氧推进剂的生产技术，兰州一家化工厂在缺乏资料的情况下，依靠科技人员和工人研究生产出了我国自己的液氧推进剂，经化验，完全合格。当时的专家组长契尔阔夫却借口要回国复核化验结果，硬是拖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最后，他们的回答是：“你们的燃料不合格!”
孙继先要求他履行合同，帮助解决技术问题，他却说：“这是国家之间的事，有个责任问题，我们不便插手。”
孙继先拍了桌子，说：“有责任，我们承担，你不必担心!”
契尔阔夫作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表示：“非常遗憾，这是我们上级的指示，我们不能违抗。”
当国产液氧从兰州运到基地时，契尔阔夫俨然以经验丰富的科学家口气劝阻中国人不要用这些燃料，否则会酿成难以挽回的后果。同时，他一再表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向最讲信誉，由苏联生产的液氧一定按合同准时运到!”
就这样，我国自行研制的后来被证明是十分合格的价值一百五十万元人民币的整车箱燃料白白地倒进了沙海，燃起了熊熊大火，中国人民的心血就这样简单地化成了烟云……在场的官兵，许多人都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契尔阔夫“讲信誉”的话说完没多久，苏联国防部就给中国国防部发来了电报：“因西伯利亚液氧厂发生不可抗拒的事故，不能履行合同。”
显然，苏联政府是没有诚意的!孙继先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和栗在山代表二十基地全体官兵上书军委，强烈要求用自己的液氧发射火箭。
为此，周总理在紫光阁主持召开了一次高级军事会议，彭德怀元帅、聂荣臻元帅和国防科委的领导同志参加了会议。会上，聂帅明确指出：苏联停止燃料供应，绝不是技术上的原因，而是政治上的原因!彭老总说：赫秃子欺人太甚，我们中国人不是随便让人捏的。最后，周总理说：二十基地的指战员们一致要求用国产燃料，他们自己检验这些燃料是合格的，我同意他们的意见。同志们的意见怎样？与会者一致表示同意。总理在基地打来的报告上亲笔批了二字：同意。
紫光阁高级军事会议结束后，周总理招招手说：“孙继先你留下。”
总理问孙继先：“你坦率地回答我，第一次发射地对地导弹，你有多大把握？”
孙继先说了四五条天时、地利、人和等完全有把握的依据，但还是回答有“百分之八十的把握”。
总理又问：“那百分之二十呢？”
“因为是第一次，缺乏经验。”
总理对这样的回答很满意，说：“不错，万事开头难。这件事我们过去没干过，一定要认真细致，稳妥可靠，争取胜利。你们就大胆放手干吧。”
会后，张爱萍经过在二十基地实地考察后，向军委写报告，建议在9月9日到15日期间，选择时机进行发射试验。
转眼间到了8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断绝援助。“老大哥”终于露出了真面目，他们一下子停止了对我国提供的一百多个援助项目，使我们的导弹试验部队面临着最艰难、最严峻的时刻：刚刚建起来的火箭发射场，有许多仪器和设备将被搁置沙海之中；不少设施建了半截，被迫停了下来；主要技术资料和图纸全被苏联专家带走……
然而，二十基地的创业者们以加倍的努力来克服这些困难，他们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导弹发射试验任务!由于准备充分，1960年9月3日，罗瑞卿总长亲自批准了P/2地对地导弹的发射计划。
9月10日清晨，孙继先绕首区三号发射场转了三圈，他要从最坏的方面做好准备!他又来到了消防队，作了试射前最后一次检查……
7时42分，点火按钮启动，伴着一阵震撼大地的轰鸣和尾部燃烧的火光，导弹腾空而起，七分钟后，准确地击中了安西弹着点的目标。成功了!在苏联专家撤走后十七天，二十基地用自己的液氧，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地对地导弹。
地对地导弹试验部吕琳部长迅速将参试人员集合在发射场上，孙继先用洪亮的声音自豪地宣布：“苏联专家撤走后仅十七天，我们在没有任何经验可提供借鉴的情况下，依靠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用国产推进剂，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地对地战略导弹。这说明我们的基地有能力完成新武器的发射试验任务!参加这次任务的所有单位的人员都付出了辛勤劳动，我代表基地党委和领导向全体参试单位和参试人员表示热烈祝贺和衷心感谢!”
第一枚使用国产燃料发射地对地导弹试验成功后，整个二十基地又立即投入了第一枚国产地对地导弹发射试验前的紧张准备工作。
一天晚上，孙继先接到了周总理的电话。总理说：“钱学森同志要亲临发射现场进行技术指导，我们的国宝――钱学森同志就交给你啦，你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孙继先知道，苏联在进行火箭发射试验时，曾经有过几次液氧爆炸事故的教训。其中一次竟然死了一个元帅、两个上将和几个中将，共死了十七名将军。这回我国第一次用自己生产的液氧发射国产的地对地导弹，必须保证万无一失。
1960年11月4日，聂帅和钱学森同机飞抵二十基地。在孙继先等基地领导人的陪同下，他们视察了技术阵地和发射场，在询问了每一个关键性的细节后，聂帅十分关切地问道：“能不能准时发射？”
“不会推迟!”孙司令员回答。
钱学森又提醒道：只有搞好预测，才能避免失败，因为这是科学。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孙继先已组织过多次检测工作，对这次发射试验，他早就胸有成竹了!
11月5日晨，撤离场区的警报器响了，孙司令员陪同聂帅、钱学森等进入了敖包山指挥所……
“三十分钟准备!”
“十分钟准备！”
“一分钟准备!”
“点火！”
“隆隆”的巨响，震撼着荒原。我国自己生产的第一枚地对地导弹“东风1号”在滚滚气浪中腾空而起，飞向大漠深处。几分钟后，导弹在预定弹着区爆炸，腾起冲天的烟柱!
“成功啦!”“成功啦!”基地沉浸在一片欢呼声中。
聂帅紧紧握着孙继先的手，激动地说：“我们成功了，谢谢你，感谢基地，感谢全体参射人员。你们为祖国争了光，争了气……这是我军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导弹！”■
（责任编辑/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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