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洪业传》，我最感兴趣的还不是他写过或编过什么书，而是日本占领北京期间他的牢狱之灾。这个故事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得给鬼子上点课”。 事情是这样的：1941年12月，美日开战，日军到燕大抓人，抓林迈可没抓到，抓了司徒雷登，还有12个教授。
我们都知道，日本人有个特点，就是办事很认真，而且吃硬不吃软，他们的逻辑是软就该欺负，硬就该服从，不服就打。不但落入手中的他国“贱民”该打，上级对下级、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也毫不客气，动不动就一阵拳打脚踢。反过来也一样，如果他被比他更强的人(比如美国)打了，他没脾气，心悦诚服。当时，韩国人是日本人的走狗，中国人叫高丽棒子，也是这股劲，深受其害的亚洲人都说，他们比日本人还凶。
燕大的教授落入日本人手中，当时的情形可想而知，很多教授都被整得相当惨。他们常被打得血肉模糊，呻吟着被抬回牢房。
但洪业的遭遇有点不一样。
洪业被关了一个星期左右，有个韩国人来把洪业领上楼去，进入一个研究班讨论室，现在用来审囚人了，面积大概7英尺宽9英尺长，一头有个小窗，另一头是黑板，中间是张椭圆形桌子，桌上有一叠文件，一个戴着日本军帽的日本军官坐那儿读文件。他见洪业进来便挺直腰坐直，那韩国人走到他身边一张小凳子上坐下，对洪业用中国话说：“请向太君鞠躬。”
洪业觉得他快要50岁的人要向一个20多岁的大兵行礼是个耻辱，便说：“我对武力鞠躬。”
那军官叫韩国人拿张椅子给洪业，洪业便与军官面对面地坐下来。军官问洪业他的姓名、岁数、出生地、学历、为什么到美国读书，到过日本几次，在日本有没有朋友等’等；有时拿了纸来叫洪业把人名地名写下来，这样一问一答半个钟点光景，突然间问题的性质改变了。
“你是不是抗日分子?”
“我是。”(洪业后来才知道，囚人抗日如不明说，就会挨打。)
“你为什么抗日?”
洪业说：“这问题我有两个回答的方式。概括地说，我不得不如此，但你要细说的话，请你给我20分钟，不要打岔。”
军官说他可以有20分钟。
洪业正在等待这机会，他脑子里已预备了一篇演讲，内容也有随机应变加上去的，他说：我是研究历史的，小时候在中国读中国史，后来到外国读世界史，远东主要是日本史和韩国史。我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用武力来占领别的国家，把别国人民当奴隶，镇压别国人民的意志，只能暂时收效，因为一定会有反应的，而最后一定得报应，报应来时，压迫者有时比受害者更惨。
洪业便举了好几个例子，从亚历山大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王威廉二世。洪业说：我不仇视日本人民，其实我很钦佩日本人民，但我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而太君是这机构的一部分，你们宣传说因为中国政府腐败，所以要占领中国，中国的军阀是很腐败的，但国民党政府并不腐败，我不是国民党员，国民党有很多作风我都不赞同，但国民党在你们来之前已开始把中国工业化。
日本军队先侵占了满洲，然后占据了中国北部；现在居然要与世界各国开战了，什么时候终了，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有一天要终了。战事结束时，日本人民是要受苦的。
我可怜日本人民，因为他们受军人哄骗了，当他们有一天觉醒时，便会发现所有的宣传都是假的。你们宣传说日本的目的是要亚洲各国共同繁荣，这完全是骗人的话，为什么是假的呢?看看韩国历史便知道，日本自1885年便对韩国有不良企图，因为韩国人不能保护自己，中国便和日本打了一仗，那场战争日本打赢后，便并吞了韩国，现在韩国人不管愿不愿意都被征入日本军队里，做卑微的工作，你们要把中国变成第二个韩国。
洪业讲到韩国时，那韩国翻译员热泪夺眶，日本军官脸色发白，不等翻译完就叫韩国人把洪业带走，说是午饭钟点到了。
韩国人领洪业下楼时，暗地对他说：“你讲得好，希望鼓足勇气再讲下去，我看太君也受感动了。”
洪业回到牢房情绪高昂得吃不下午饭，他低声告诉杜超杰他被审的经过时，杜说：“好家伙，日本人吃硬不吃软，你这样他们会尊敬你的。”
下午2点，洪业又要继续演讲，当韩国人叫他“对太君鞠躬”时，他又说：“我对武力鞠躬。”没想到那军官沉默地凝视了他一会儿，便把军帽摘下，退到黑板那一头，用流畅的中国话说：“我向一个不怕死敢说实话的人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