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正牌大学毕业，在国有大企业工作20年，出过国，拿过外国的勋章，受到过中国和外国最高领导人的接见――在同龄人中，我的父亲鞠荣芳算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但是，除了同村的人之外，每个见过我父亲的人，都不相信我的这一段描述。行走在贯穿村子的河塘边，如果你看到一个老人拿着拖把，在河水中搅动，然后拧干，端着拖把慢慢往回走，衣衫陈旧，满是尘土，仿佛几个月没有洗过――没错，那就是他，我的父亲。
我很难用一个或者几个词来概括我的父亲，因为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比如，他是一个不会种地的农民。父亲出身穷苦，家中经常揭不开锅，连件像样的衣服也找不出来。父亲兄弟姐妹5人，他排行老二，几兄弟中唯有他一人学业优秀，因而全心读书，反倒不会种地。1960年，20岁的他考入当时的南京工学院动力工程系，由此离开农村，成了“国家户口”。5年后，他大学毕业，“分配”到大连的一家炼油厂工作，从此在那里度过了将近20年的“单身”生活。
在大连的20年可能是父亲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他在那里入了党，成了这个国营大厂的技术骨干。1976年开始，他作为中国专家组的成员，参加援建朝鲜枇岘炼油厂，先后3次去朝鲜工作，负责设备安装和人员培训，并因此获颁勋章，受到华国锋和金日成的接见。我们从散落在家中的旧照片里看到了当年父亲风华正茂的身影――整齐的三七开发型，笔挺的中山装，灿烂而不失端庄的笑容，巨大的花环套在他略显瘦弱的身躯上，虽有些滑稽，却难掩意气风发。
这正是我和弟弟先后降生的时间。父亲和母亲1965年经人介绍相识，3年后结婚，几乎从一开始就常年两地分居，每年只有短暂的探亲时间可以相聚。母亲在30岁那年生下我，信到父亲手中的时候，已经是7天之后。再过2年，母亲在南京出差途中生下弟弟，父亲又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直到我12岁之前，我们每年只能和父亲见面一次，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我们头脑中几乎没有“父亲”这个概念。
直到6岁前后，我才突然意识到，父亲可能是个“城里人”。因为我发现，在村子里，别的孩子都是叫父亲“爹爹”，只有我们兄弟俩被要求叫“爸爸”。
那时候我很愿意叫“爸爸”。他留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是每次从遥远的大连回来，总要给我带一些漂亮的书和本子，其中包括在农村小学永远也用不上的英语本。仅有的一次，他还带我去了上海，住在外白渡桥附近的上海大厦，在豫园的某家书店给我买了全套《三国演义》连环画。这套书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以至于我的儿子一到能够读书认字的那个年纪，我就迫不及待地也给他买了一套同样的《三国演义》。
7岁那年，我离开农村，转学去了邻县县城的一所很好的小学。我至今还记得老师嘲笑我不会说普通话，把“春天”读成了qun天，这农村孩子不能幸免的毛病让我自卑了很久。有一天，我的音乐老师看到了父亲从大连给我买的一本音乐课本，从我手中“借走”。从那以后，那课本成了音乐老师手中的教科书，再也没有归还。我还记得，我们跟在老师后面，照着那本书学唱“生产队里来了一群小鸭子”，我的心里美滋滋的。同样的事情后来也发生在了数学老师身上，有一天她发现我有一套数学计算练习卡片，也毫不客气地“借走”了。
直到初中阶段，我才更深刻地意识到父亲身份的特殊性。在那个“城市户口”、“农村户口”泾渭分明的年代，父亲的“城市户口”是最大的资产，我们全家都跟着沾光，可以到粮站领到口粮，我们从小就不用种地。
今天的人可能无法理解的是，从朝鲜回国之后，已经成为所谓“中层干部”的父亲并没有想办法把我们全家转往大连，而母亲对于脱离农村也并没有想象中的积极性。结果是，1985年，受尽两地分居之苦的父母终于决定，父亲放弃在大连的一切，调回家乡的小县城，在一家县属企业从事技术工作。直到2000年退休，父亲处在一种按部就班的工作状态，没有惊喜，也没有激动。他常常被安排去做很辛苦的工作，他的公司因为他的存在评到了很高的资质，接到了重要的订单，而他自己却所得甚微。他虽有高级工程师的职称和总工程师的头衔，退休工资却也不过六七百块。这种碌碌无为的工作经历，让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无法理解。
一家人团聚之后，父亲的“神秘感”逐渐消失。长期的分居使得他和这个家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隔膜。在很长时间里，在大家的眼中，他仿佛是一个外星人，他的一举一动都和大家格格不入。他的动作总是很慢，走路如此，做事如此；他的语言奇特，总是时不时地蹦出几句北方话，他喊年轻人为“小伙儿”，至今还被亲戚们嘲笑；他吃饭的时候总是用嘴努力地包住食物，避免发出咀嚼的声音，这种很慢的“吃相”也成为笑柄。长期的单身生活让父亲对于家庭生活很难适应，常常不知所措。除了上班，他无所事事，与家人对坐，他也是一言不发，如果没有人安排和指挥，他连打扫卫生也不会想到。
工作和生活中的“平庸”，使得父亲不可避免地成为母亲数落的对象。在每个亲戚的眼里，父亲就是“逆来顺受”的代名词。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怀疑他根本就失去了说话的功能。无论大事小情，没有人会征求他的意见，他也坦然接受别人做出的每个决定，接受每个决定产生的后果。在几乎每个熟悉他的人眼里，他是一个没有想法的人，也是一个对别人没有要求的人。
在我们兄弟离家远行之后，老家只剩下父母两人。已过古稀之年的父亲已经身形佝偻，皮肤粗糙，脚步滞重。除了听见孙子叫一声“爷爷”，或者打麻将和了牌，他的脸上会绽放灿烂的笑容，多数时间里，他都是眉头紧锁。他的头发依旧浓黑，既能大块吃肉，又能粗茶淡饭，随遇而安，碰到有人问他要不要喝酒，他也会不好意思地说声“好”。他从不早起晨练，也不饭后百步走，他只是扫地、挑粪、拖地，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让他去哪里就去哪里。但他却会在深夜爬起来看意甲，遇到国足的比赛更是不肯放弃。他总是默默地看，不高兴也不沮丧，不评判任何一名球员，以至于我一度怀疑他是不是真能看明白。
我不确定他有没有特别惦记的人，一年到头，我们都不会接到他主动打来的电话，也从不会听他说起某人。2010年是他大学入学50周年，我们问他是否想看看当年的同学们，问了许久，也没有得到回答。
在我看来，父亲更像一个“过客”，来过，活过，辉煌过，平淡过，甚至憋屈过。这个老牌大学生是一个聪明人，当他选择离开城市回到家乡的时候，可能已经想好了未来的生活，选择了就不再后悔。每个人都在念仓央嘉措的诗“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但似乎父亲是那一个悟透的人。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