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外状态”下美国总统权力大膨胀 10年之前，不，或许我们的故事应该开始在11年之前。2000年11月，布什和戈尔之间的总统竞选陷入僵局，由于美国总统大选的选举团制度，谁能胜出最终竟取决于谁能赢得佛罗里达州4个县中的多数选票。最后还是联邦最高法院及时出手，解决了这场世纪大选争议，但这与其让我们欢呼法治的胜利，不如哀叹政治的死亡。
确实，最高法院解决了在许多国家可能要走向街头暴动的政治问题，但更大的背景却在于，美国的两党政治在2000年已经是如此趋同，以至于选民基本上无法区分布什和戈尔的政纲，谁上台都是一样。再一次地，美国的政治运气成为了决定性的因素。美国宪法的选举团制度早已成为一颗定时炸弹，但它却不早不晚地爆炸在克林顿繁荣八年的后冷战时期。那一刻，历史到底有没有终结可能不好说，但美国确实已经没有了政治。
由是观之，布什原本注定是一位弱势总统。如果不是共和党在20世纪80年代的长期执政向最高法院输送了多位法官，布什未必可以在2000年入主白宫。换言之，这么一位“先天不足”的总统，只是靠里根革命的荫庇和法官的僭越才继承了祖业。但9?11改变了这一切，让布什以弱势总统的姿态走上舞台，但却在随后的八年任期摇身变为“帝王总统”。
哈佛法学院的戈德史密斯教授曾出任布什政府的司法部高官，在主动辞职后出版了畅销一时的回忆录《恐怖总统：布什政府内的法律和决断》。“恐怖总统”可以说是对布什的历史性评价，毕竟在他的8年任期内打了7年的反恐战争。2008年秋天我刚到哥伦比亚大学时，曼哈顿的街头还能看到商铺橱窗内挂着条幅：“2009年1月20日：布什的最后一天”。但即便布什已经离开了白宫的椭圆办公室，他却永远地改变了美国政治，无论是福还是祸，都拜9?11所赐。
9?11事件后，美国宪法争论的焦点转向了总统权力的问题。回头去看，19世纪的美国政治是由国会主导的，美国政治学的奠基人、在一战期间出任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国会政府：美国政治研究》。但美国的20世纪却是一个总统的世纪，历史学家施莱辛格在1973年出版名著《帝王总统》，刻画了总统权在20世纪的大膨胀，同年爆发的水门事件也为这一命题添加了最好的注脚。在布什总统反恐战争的大背景下，新一代保守主义学者的关键任务就是要论证反恐战争的合法性，从宪法上论证总统具有战争权力。
过去10年，反恐战争提出了一系列在理论上关键、在实践上有着深远影响的宪法问题：总统是否有权单方面动用武装力量，参与“有限战争”或者“境外的军事冲突”；恐怖分子是否属于《日内瓦公约》规定的“敌方战斗人员”，因此适用国际法上的战俘保护条款；总统是否有权在国内进行未经法院批准的“监听”；执法者是否有权为了逼供而动用酷刑；如何看待关塔那摩这一“法治的黑洞”并处理其遗留的法律乱局。有关上述每一个议题，新保守主义者均给出了有利于总统的答案。而在学院内部，新保守主义者的“一元总统论”可以说是10年来宪法学内争论最大的理论。但是，这一看起来精致复杂的新理论，归根到底不过是尼克松当年名言的改头换面：“只要是总统所做的，那就不可能是违法的”。换言之，总统是高于法律、高于宪法的，至少在非常的例外状态内是如此。
10年时间仍不足以判断9?11事件的影响
自由派的宪法学者并没有束手就擒。耶鲁法学院的布鲁斯?阿克曼去年出版了《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认定保守主义学者们患上了“恐怖恐惧症”，偏执地认为恐怖分子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反恐战争因此也成为一种不可能结束的战争。在阿克曼看来，战争乃是民族国家之间生存与死亡的斗争，“恐怖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技术的代名词……我们向纳粹德国开战，而不是V-2火箭”。因此，反恐战争“不是一场战争”。
2004年4月，布什总统曾经告诉世人，“我们并不是一种帝国强权，我们是一种解放的力量。”但历史证明，而且美国的保守主义理论家罗伯特?卡根在新书中也已坦诚，美国是一个好战的“危险的国家”。据统计，战争时间占美国史全程的30%，但有学者认为实际数字要高得多，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战争”。传统的宪法理论认为，战争构成了一种“例外状态”，但这种界定也表明，战争总是有结束的那一天，届时政治时态将回归常态。但反恐战争却改变了战争的时间观，在这个美国人还未反思“他们为什么恨我们”的时代，反恐战争很有可能成为没有时间终点的战争，紧急状态、例外状态也因此成为法治的一种常态。这或许是以阿克曼为代表的老一辈宪法学者最深层的忧思。
10年之后，我们仍处在历史的进程中，虽然可以确定9?11事件改变了美国宪政的版图和发展轨迹，但无人可以预判结局究竟走向何处。10年的时间尚不足以观察它的全部影响力，对于新一代的宪法学者来说，这次对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构成了他们最深层的宪法经验，还有待进一步的发现、消化和发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