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货膨胀的压力或许正在积累，房地产泡沫也有破裂的威胁，但大多数经济学家依然预测中国经济未来将高速增长数十年――尽管他们的预测各有偏重，增速也可能没有之前那么快。 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Robert Fogel认为，中国将以年均8%的速度增长至2040年，届时中国人均收入将是欧洲的两倍，中国经济占全球GDP的比重将达到40%（而美国和欧洲将分别只占14%和5%）。其他经济学家的预测则略微谨慎些：卡内基和平研究所的Uri Dadush和Bennett Stancil预计，中国将以年均5.6%的速度增长至2050年。
与其他许多关于中国经济将继续上升的预言一样，这些预测都建立在严谨的经济模型之上。但这些预测具有说服力吗？从当前趋势来推断明后年的经济增长形势还有些道理，但一旦把时间区间拉大到几十年，这些假设似乎就有问题了。按照Fogel和 Dadush-Stancil的经济模型，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存在中期障碍。只要这个国家的城市劳动力不断增多，教育水平不断提高，资本不断流入，中国经济就会继续增长。
可事情有那么简单吗？首先，以上两个经济模型倾向于淡化一个事实：随着国家经济实力上升，增长将愈发难以为继。当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上移，从初级制造业转变为依靠国民的创造力来发展新产业时，其经济增速就会迅速下滑。其次，近几十年来致富的穷国要么是离岸金融中心，要么就是小而巨富的酋长国。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是幅员辽阔的人口大国，也没有庞大的农村人口。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快速登顶全球经济之巅的成功案例，中国能否成为“特例”，人们只能期待。
那些预测中国经济将继续上升的模型过于简化的原因还在于它们倾向于忽视过去推动中国经济的一次性收益及在将来会限制其长远发展的结构性障碍。中国过去20年的崛起得益于两大一次性红利：不断下降的人口生育率及不断提高的城市化水平。两者促使生产力大幅上升，但都有其极限。20世纪70年代的生育率下降意味着在整个80和90年代，无论是家庭还是国家都能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为数较少的孩子身上。如今，这些孩子已过而立之年，正积极地推动GDP增长。尽管未来几代人的教育水平更高，但最大的人口红利已然收获，包括大量离家投入工作的妇女。城市化也是一个有着天然极限的进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依然远低于西方，以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扩张速度来计算，中国城市化水平要到本世纪40年代才会赶上西方或者拉丁美洲。且城市化扩张进程采取何种形式对中国而言也是个问题。
除此之外，中国还面临着制约其未来发展的结构性障碍。中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而忽视生态灾害的做法也难以为继。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走更为绿色的道路，这意味着发展的代价会更高，而且由于以往过度开采资源，中国未来可供利用的资源也极为有限。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不断增加，而每个家庭拥有的子女却越来越少。今天的小皇帝们将在赡养父母方面背负沉重压力，这将消耗大量资源。同时，中国经济将从高增速的制造业转向低增速的服务业。这一转型将进一步制约中国未来的增长前景，因为服务业生产力的提升要比制造业、矿业和农业更难实现。
鉴于美国的外交和地缘战略优势，美国不会受到中国崛起的威胁。美国在海洋、天空和外太空的地位明显高出其他国家，而中国则忙于国内事务。中国将会在亚洲及世界政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但它即便在亚洲也无法取得支配地位，更不说独霸世界了。
中国应当开始被视为一个巨大而普通的国家。其他国家不该期待或害怕中国称霸天下。人们应该将这些夸大其辞与恐慌情绪搁置一旁，将中国视为一个经历了200年磨难、终于回归常态的国家。这对中国、美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有好处。
（作者简介：Salvatore Babones，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政策系高级讲师，来源：美国《外交事务》杂志2011年9-10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