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6日，在第三届李连杰壹基金典范工程颁奖典礼现场，一群活力四射的年轻人积极调动现场嘉宾，精彩演绎了非洲民歌的临时大合唱。他们来自获得此次“创新奖”的公益机构――“花旦工作室”。
作为公益组织，花旦工作室是一家以中国流动人口（农民工妇女、儿童）为服务对象，主要以参与式戏剧方式，帮助个人与社会进步的非营利组织。它的创始人及员工也多为年轻女性。在这里，神奇的戏剧艺术让每位参与者发掘自己的潜能，认识自己的能量，美丽绽放。
创建“花旦”：在中西文化差异中坚定执着
2006年初夏的一个周末下午，在绿树成阴的北京日坛公园里，一群穿着印有“花旦”脸谱T恤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开展活动，他们的欢声笑语引来不少游客驻足围观。这群说着不同语言、带着不同口音的年轻人来自一个共同的组织――“花旦工作室”。其中一个蓝眼睛、栗色头发的外国女孩尤为惹人注意。她就是“花旦工作室”的创建者卡罗琳?沃森（Caroline?Watson），一位出生在香港的英国人。
大学期间，卡罗琳就读于英国兰喀斯特大学戏剧专业，毕业后专注于用参与性戏剧的方法来进行培训的工作。在英国，戏剧有着悠久的历史以及深厚的文化，拥有十分完善的戏剧教育体系。参与性艺术的运用已经相当成熟，它本身孕育着无穷的可能性，可以运用在各种领域，打破人的思维局限，激发想象力与潜能。自幼受西方艺术理念影响的卡罗琳相信“戏剧可以育人”。
这个会说广东话，喜欢中国饮食，有着强烈亚洲情结的英国女孩开始注意到，在中国，流动人口每年以600万至800万人的速度增长，外来务工的劳动者大批涌进大中城市，但他们的生存环境、受教育水平、法律保障体系、经济水平等尚处于被动的地位。卡罗琳开始思索怎样通过参与式艺术的方法对他们的心灵产生影响，从而真正改变他们的生活。带着这个梦想，卡罗琳回到了亚洲，期望能对曾经影响她成长的中国文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然而，戏剧毕竟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为了便于中国人更好地理解接受，策划者想出了“花旦”这个名字。“花旦”在中国戏曲里代表智慧与美貌并存的女性形象，这与工作室最初将服务对象定为外来务工的妇女相切合。卡罗琳希望，通过戏剧的感染力及即兴表演、讲故事、各类游戏等创新思维方式的培训，帮助务工女性发掘潜能、建立自信，成为像“花旦”那样的优秀女人。
2004年9月，卡罗琳在北京发起并创建了“花旦工作室”，2005年6月正式在香港注册。对于一个仅靠着个人闲散资金在中国做公益事业的外国人而言，卡罗琳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她不仅要适应中国的文化，适应与中国人的交流方式，而且她的收入仅来自新东方学校的培训工作，对于境外注册的公益组织，她所承担的额外负担也更多。而对于大众而言，参与性戏剧听起来仍然是十分抽象的新鲜事物，花旦工作室在创建初期也总是被误解为唱戏的剧团。与此同时，工作室仅凭着卡罗琳一个人资金的投入，困难重重。相对于现实的困难，花旦的理念不免有些理想化。“花旦”的志愿者们也曾动摇退缩，但是当他们看到一个老外凭着一腔热情执着地在中国做公益，他们被深深地感动着。尽管在资金上大家无能无力，但都以自己的方式给了卡罗琳最有力的支持与鼓励。
一开始，卡罗琳的团队在东城区九道湾胡同里租了间平房。2006年，租赁合约到期，工作室只能从胡同的平房里搬了出来。由于资金匮乏，没有可供活动的场所，大家只好将活动地点定在了户外的北京日坛公园。好在已经是夏天，公园里郁郁葱葱，参与者每个周末都会在公园的草坪上度过他们最快乐的3个小时。“花旦”就这样维持了大半年之久。幸运的是，很快SOHO大楼为他们提供了免费的活动场地。2008年，靠着国外基金会的支持，大家终于有了固定的室内活动场所，几位一直参与活动的志愿者也成了“花旦”的正式员工。
参与性戏剧的魔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舞台
在“花旦”主页上有这样一句话：通过戏剧挖掘潜能。工作室成立之初，就以完全开放的姿态吸引了不同文化背景的志愿者、学生、务工人员参加定期课程的培训。
针对务工人员，首次交往，工作人员会设置一些热身游戏环节，帮助大家相互认识。例如通过扔球游戏，在向对方投球的同时迅速清晰地介绍自己。伴随着动作，尝试用最响亮清晰的吐字喊出自己的名字，无形中让他们变得自信，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瞬间被打破，气氛变得轻松融洽。经过热身，每个人头上都渗出了欢乐的汗水。一位参与者在活动结束后说：“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两个小时。”“花旦”所有的活动项目都有一个“程序和结构”，使参与者能够把游戏和真实生活联系起来，通过游戏有所思索，认识最真实的自我。这样，经过定期在花旦系统的培训，当他们重新回到自己的岗位后，会表现得更积极向上，拥有更健康的心态。
2007年，“花旦”开始与“打工子弟”合作开展“豆芽项目”，服务对象是务工人员的孩子。他们每周会在打工子弟学校上一次课，给孩子们创造一定的情境，引导孩子们表演。孩子的想象空间是无限的。表演可以让孩子们开拓思维，如果以后遇到问题时，孩子们会想出多种解决办法。由此，让孩子们在现有的空间之内，创造力得到激发，开启更多的想象之门。同时，“豆芽项目”会邀请家长观看孩子的表演。这些家长每天为生计疲于奔波，疏于或者不懂同孩子之间的沟通。在花旦工作室所提供的舞台上，虽然没有耀眼的镁光灯，但是孩子们通过肢体表演获得了关注。参与式戏剧让家长了解到：爱与尊重可以让孩子身心更加健康。
当然也有的孩子不善于表达，不喜欢表演，参与式戏剧可以提供多重选择。不喜欢表演但喜欢画画的孩子可以安排他设计布景，让他在团队中学会与别人沟通合作。一个小女孩，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特长，一度很自卑。但是她回家会手舞足蹈地把每次上“花旦课”的经历滔滔不绝地讲述给自己当保洁员的妈妈听。直到有一天，她很认真地告诉妈妈：“我喜欢自己构建故事，我想我有当导演的才能。”
2009年，“豆芽项目”获得了一次与英国皇家芭蕾舞团合作的机会，他们以《美女与野兽》为脚本，运用舞蹈和戏剧的创意实践，创作了一部舞剧，20位来自打工子弟学校7～9岁的孩子站在了中国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
工作室像这样的项目还很多。作为非营利组织，她们通过与其他NGO合作项目、提供企业培训与咨询服务等获得独立的经济来源，用以投入儿童教育、妇女维权和四川灾后建设等公益项目的运行。卡罗琳和她的伙伴们相信“授之以渔”比“授之以鱼”更重要，戏剧表演能像一座桥梁，最大程度地提高帮助大家打开想象力、构建力、实现自我潜能的开发，放飞心灵，充满爱地去生活。
摸索中前行的志愿者：“花旦”改变了我们自己
“花旦工作室”的成员大部分是由志愿者组成，这些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每周日定期聚在一起开展活动，他们称自己为“花旦人”。对于他们而言，“花旦”不仅帮助别人实现突破，也改变了他们自己。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董芬。她是“花旦”的第一位参与者，19岁那年从云南的农家来到北京打工。最初，她胆小自卑、沉默内向，不敢奢望有自己的梦想。但自从在“花旦”学习后，各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了加强，她开始积极地与人沟通，分享自己的想法，到后来自己独立运营项目，成为“女性项目”负责人，她本身的灵性与智慧充分表现了出来。对于她而言，“花旦”是一个继续教育的过程，同时也是展现自我的平台。如今董芬在大伙眼里成了一个“表达力强也很有想法的姑娘”。
曾经是宾馆保洁员的打工妹仲娜，一直梦想能成为一名老师。但在传统的教育体制下，无论是从学历、背景而言，要实现梦想并不容易，她的家人也觉得是天方夜谭。但自从加入“花旦”，她身上的潜能被充分激发，现在她是“豆芽项目”负责人，带领孩子开展活动，自信快乐地与高校教育者一起探讨艺术的实践。梦想的实现，改变了她的人生。
与这些从打工妹发展而来的“花旦人”略有不同的是来自江西南昌的陶阳阳。2005年，她来北京备考中央戏剧学院研究生，在宾馆看到电视《半边天》节目中卡罗琳用参与式戏剧在作培训，同时也在招募志愿者。一切都像是冥冥之中的安排，阳阳很快成为一名“花旦”志愿者。
阳阳是城市里长大的独生子女，很有现代感，有很多的创意，但也会有过强的自我意识。花旦的工作很重视团队的合作精神，“我在与队员的合作中开始懂得与人交流的多种可能性，学会了与人分享与互相帮助”，为了“花旦”的工作，她甚至放弃了一次难得的表演机会。
2008年的时候，阳阳24岁，她参加了汶川地震的灾后项目。5月底到汶川的时候，重建工作还没开始，余震不断。那里的孩子有着不同程度的心理阴影。阳阳与同去的十几个志愿者有针对性地带领孩子做游戏，用参与式戏剧的方式，让他们思考未来有多么美好。“在游戏中他们可以忘记危险，孩子只有在快乐中才有安全感。”阳阳在对外介绍“花旦”时神采飞扬，而对于在四川一个月吃泡面，没水洗澡，晚上睡帐篷的经历却轻松调侃，一笑置之。
正是这次四川之行，让之前一直在“花旦”摸索前行的阳阳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她顺利地从一名志愿者转变为“花旦”的员工。“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与‘花旦’之间是彼此需要，更重要的是我找到了与‘花旦’价值观合拍的东西。”
通过所有“花旦人”的努力，如今花旦工作室已经初具规模并逐步完善，参与式戏剧也开始得到社会的认可。然而，通过戏剧这种艺术方式来激发潜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注定了“花旦”人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幸运的是参加过培训的人都感到放松、变得自信。“花旦人”让他们的工作室充满了神奇的魔力、爱和感动，他们以自己身上发生的质变，成为“花旦”最好的形象大使。她们的公益事业，像“花旦人”脸上积极乐观的笑容一样美丽绽放。
编辑/任 涓woshirenjua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