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时代，直接管老百姓的地方官，有两种别称，一是父母官，一是牧民之官。父母官这个称谓是人人耳熟能详的，因为现在还在这么叫，即使生活在北京这个地方，如果你家乡的领导来了，你给别人介绍，十有八九都会说：这是我的父母官。牧民之官，古代叫得比较多，甚至地方长官干脆就被称为“牧”，大的是“州牧”，小的是“县牧”，刘备被曹操赶出豫州，惶惶然若丧家之犬，投奔荆州牧刘表，刘表将他在新野小县安置，不久就传出歌谣：“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当然，古人“牧”长“牧”短的，属于思想觉悟不高，现代的人们，无论是坐在官的椅子上的，还是没坐在椅子上，一般不会这么说了。
这两种别称，分别代表着两种含义。父母官意味着治下的老百姓是官的儿女，牧民之官则意味着老百姓是某种动物，简单地说就是家畜，一种被人驯化的动物。牧的时候必须带上鞭子，对害群之马严加整治，即使那些温顺听话的，碰上牧人(即官)心情不好，没准也要挨上几下。
至于儿女，乍一听似乎有点温情。但在古代社会。父母对于子女拥有近乎绝对的权力，想要你死，即使毫无道理，做父母的也不会因此而抵罪：没饭吃的时候，把子女卖了换吃的，也自然合理。所以说，做老百姓的，无论是为人子女，还是为人牲畜，都处于绝对卑下的地位，只是由于父母和子女，好像还有点亲情在，所以，人们更乐于把官老爷奉承为父母官。
进入民国之后，有关官的另一种称谓出来了，那就是所谓的“公仆”。按当时时髦的说法，上至总统，下至县长，都是人民的公仆。做了民国大总统的，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袁世凯，都说自己是四万万人(当时全国的人口数)的公仆。比起前两种称谓来，“公仆”是最不实在也最不贴切的叫法，因为在实际上，没有哪个官真的以为自己是“仆”，也没有哪个老百姓吃错了药，真的把官当成“仆”。至于总统，不管他是选上的还是买来的，在大家的心目中，都还是皇帝。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那会儿，南京的老百姓就传，出来一个新皇帝了――姓孙。而下面的“革命党”，一旦把满清的官吏赶走，自己坐上官家的椅子，大多还是照样作威作福。催粮催租。’
显然，是我们在引进西学的时候，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错把人家书中的思想当成真事来办了。事实上，没有哪个西方现代国家里的官吏是什么“公仆”，除了那些高度自治的小共同体里那些纯粹尽义务的“官员”之外，所有的官员其实都是一种职业，当然有的地方，小市的市长之类的官，属于第二职业。前一阵网上哄传的美国的一个市长为脱衣舞场所看门的事件，其实就是这个市长的第一职业不济事了，而作为市长的第二职业又养不了家小，再找职业的时候找到了脱衣舞的所在。
既然是职业，就得服务，这个“服务”并不意味着要给人民当仆人，仅仅是借提供公共服务换取自己的报酬，跟其他职业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严格来讲，所有的人，从事的任何职业，都是在为其他人提供服务。享受任何的服务都是要付偿的，享受公共服务的付偿就是纳税。所以，做官跟干其他的职业一样，为的都是自己的利益，只要在得到自己利益的同时，付出应该付出的，就应该算是一个好官，尽职的官。
当然，在很多国度里，官，尤其是地方官有权，可以调动大量的资源，甚至可以左右某些人的命运，因此追求这个职业的人要多很多：追求到了之后，可以因此而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地位，得到尊荣和体面的生活，进而威福一方。尽管这种追求似乎很不怎么样，但我们必须承认其中有很大的合理性。显然，如果真的要人们做公仆的话，那么估计世界上就没有多少人做官了，做官只好变成志愿者的专业。
问题是，现在越是官权力大的地方，公仆的呼声似乎就越响，当然也就越是名不副实。看有些地方政府的文件时，都会感到一丝的滑稽，每每在为民的大帽子下面，总不免露出牧者的心态和手段，即使是好官，大概也只能做到“为民做主”，离“仆”有十万八千里之遥。
其实，我们的官能尽职，对得起自己的职业，也对得起这份职业所带来的荣华富贵，也就够了，所有的别称，都歇歇吧，去自己该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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