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江湖的风云变幻决定着个人的饭碗和命运。 2009年，大约611万的毕业生。他们很苦。温家宝总理也感慨，最担心忧虑的一件事就是大学生就业问题。这种忧虑背后是宏观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毕业人数多，工作岗位少，而今年又是惨逢全球经济衰退。
我们选择讲述三代毕业生的故事，最早是光荣与梦想，后来是理想照进现实，如今是一地鸡毛。故事主角虽然个案不是很多，但至少可以管窥三个年代的社会以及毕业生的命运。
而需要再强调的是，认识个人的命运，得先认清你所处的社会特征，以及这个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我们或许要根据这些判断改变意识，或许要根据现实加大付出。唯愿我们的毕业生们能在困难面前更加勤奋，过上温饱以及更好的生活。
1980年代：天之骄子，国家包养
1980年代是一个单纯且怀揣梦想的时代，“理想”一词，还在大学生的字典里闪闪发光。他们被崇高的使命感激励着，踌躇满志，渴望建功立业。国家“包养”的体制也让他们终身有靠，从而不用太多考虑形而下的苦恼。
已经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工作多年的邓映如是北京大学中文系81级学生。1985年7月，他踏上了返回故乡湖南的火车。全系同届有51位同学，大概只有六七个人像他这样回到了故乡工作，其余的全部留在了北京。那个年代，作为奇货可居的稀缺人才，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
在邓映如毕业这一年之前，我国的高校招生一直采用“单轨制”，由国家统一下达招生计划、统一招生，大学生除了可以公费读书外，每月还能领到数十元助学金，基本能够支付自己在校的日常开支。相应的，高校毕业生就业也采取“统包统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高校毕业生就业“由国家包下来分配工作，负责到底”。换句话说，只要考上大学，就意味着接受了国家的“包养”，捧上“铁饭碗”，终身有靠。
当时中文系毕业生大致有几个去向：媒体、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企业，对于大多数怀揣着文学梦的热血青年们来说，其理想程度依次递减。所以，如今绝对会令毕业生们趋之若鹜的去国务院、人大常委会担任公务员的就业机会，对当年的邓映如和他的同学们却并没有特别的吸引力。不过，在80年代的北大中文系毕业生中，有一位后来成为了耀眼的政坛明星。他是胡春华，这位1979年以全县最好的文科成绩考上北大中文系的湖北省五峰县学子，现在已经是河北省省长。
邓映如比胡春华晚两届，他的同学大多选择了报纸、杂志等媒体，也有些人去高校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只有少数人进入国家机关，成为公务员。
邓映如的理想是做一名“铁肩担道义”的社会新闻记者，却没想到一个偶然的“国家指令性计划”改变了他为自己设定好的人生轨迹。“国家指令性计划”，又是一个富有计划经济时代特色的名词，通俗地说，这是国家一手包办毕业生与某些用人单位之间的“联姻”。那一年，一个去向是湖南的“国家指令性计划”指标落在了湖南籍毕业生邓映如身上。
“铁饭碗”在这个时候显示出了它的弊端――固然不愁没有饭吃，但倘若碗里的饭并不可口，也只得硬着头皮往下咽。如果拒绝国家安排，就意味着无法获得学校开出的介绍信，无法证明自己是北大毕业生的身份和社会关系。
邓映如回到湖南，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做编辑。他的记者梦成了一生难以释怀的遗憾。
1985年国家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传统的“统招统分”制度开始向“双向选择”逐渐转变，供需方“自由恋爱”的曙光照进了铁桶一块的“包办婚姻”。
与此同时。商品经济也在中国社会中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展着。到1988年，北大中文系84级学生韩敬群毕业时，毕业生们的就业形势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媒体对于中文系毕业生来说仍然是最理想的选择，但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吸引力显著提高。
韩敬群本科毕业后，又留校读了三年的硕士研究生。1991年研究生毕业后，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国家干部邓映如的起始工资级别是23级，领到的第一笔工资有50多元，一年以后转正，工资涨到了80元左右。出版社给他安排了宿舍。邓映如每月至少可以存下一半工资，寄给在老家的母亲。只要领了结婚证，就可以申请分一套两室一厅的公房。
如果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韩敬群的起点相比师兄要高上许多，因为有研究生学历，他进入出版社后首月工资是170多元。和他是大学同班同学的妻子的工资与他差不多。但他的感觉仅仅是够维持正常的生活。
在韩敬群安贫乐道的同时，他的87级师弟王旺桂抛弃了北京某国营制药厂办公室主任的工作，南下广州，成为第一批“下海”试水民营经济的弄潮儿。王旺桂说，之所以作出这个勇敢的决定，一是因为广州那家广告公司给他开出高得骇人的1500元月薪，二是因为他的文字驾驭能力在新工作上要有用武之地得多。
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从邓映如，到韩敬群，再到王旺桂，北大中文系毕业生们的去向越来越分散和多元。
1990年代：双轨之下，机会大把
何燕是中山大学中文系1994级的毕业生。那一年，原国家教委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改革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试点意见》，明确提出国家不再以行政分配而是以方针政策为指导，从招生开始，通过建立收费制度。以奖学金制度和社会就业需求信息引导毕业生自主择业。
四年后的这届毕业生达到了创纪录的106万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毕业生数量最多的一年。当时，国务院还特别下发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处理好比较严峻的就业形势，做好1998年毕业生的安排。
何燕说她至今仍清晰记得毕业前的一幕幕场景。1997年年底，在中文系94级学生就业形势分析指导会上，系党总支书记邱国新老师说了很多话，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只有两句话是重点，一句是“各位靓仔靓女们，你们该考虑投点资，买套正式的衣服去面试”。另一句是“93级的师兄师姐的就业情况相当不错，你们不用担心。中文系的学生就是万金油。只要愿意吃苦。到哪里工作都可以胜任”。
在开这个会之前，班里大部分同学都像何燕一样，对于就业并没有太明确的概念。大多数同学都不确定自己打算找什么样的工作，只是笼统地知道，最好是份能解决户口、稳定的工作。班上66个人里。除了6个保送读研究生的，近50人都报名参加了全省公务员资格考试。
他们都坚信，工作总会有，面包也会有。而且还不会差到哪里去。
事实上，这一届中文系的毕业生在广州确实有着不错的机会。1997年的秋天，学校饭堂门口的公告栏上，就陆 续出现了花花绿绿的海报，宝洁、壳牌、华为。这些如雷贯耳的大公司，已开始陆续进驻中大“招兵”了。
对于中文系的毕业生来说，外企并不是最有吸引力的工作，在双向选择的就业政策下，不同学校和不同专业的毕业生都在努力地各取所需。
“双向选择”的政策出现于1988年，与以往国家对高校毕业生统包统分的政策不同。学生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下选报志愿，采取由学校推荐、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就业方式。在这样的政策下。学校不再拥有绝对权力，毕业生开始有了择业自主权。
但是要想找份好工作。到底该做些什么，何燕心里并没有底，只知道同别人一样添置行头，赶制简历。
大多数同学，只能等待用人单位到系里挑人。老师们会根据对方单位的要求酌情推荐若干人，而她们每天都会穿得一本正经，等待机会来临，然后，在机会中选择更合适的。
时间到了1998年4月，班里有半数以上的同学都落实了单位。
何燕的命运在4月中旬敲定。“广州一家国企党群部门要招人，你来试一下吧。”老师说。何燕参加了面试。三个月后一男一女的面试官，成了她的上司。
几个月后，同宿舍6名女生中，来自中山的小虾回到家乡，她进了移动公司，广州女生gigi进入了广东电台做起了编导兼主持，靓女莹则到广州另一著名高校做行政工作，两位考公务员的女生则如愿端起了铁饭碗，何燕进入国企。
如果按现在的行情来说，同宿舍的6个女生的工作都很不错。
11年后的今天，她们同样都混得不错。有句话说得好：毕业的那刻起，阶级就划分了。她们的起点阶级都不赖，所以现在也不赖。
2000年代：剩男剩女，直面失业
石家庄女大学生投水自杀，身后留下10万字的求职日记；北方工业大学15名应届毕业生集体上网“拍卖”，叫价月薪2000至3000元：还有济南女生街头发求职启事，应聘“专职太太”……
“2009大学生就业”大戏刚拉开大幕，就被渲染得如此悲壮。
陈丽敏，23岁，2009年将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公共管理系毕业。她的梦想是有份稳定的工作，工资能养活自己。她报考国家公务员折戟沉沙，然后，北京、广东、上海、桂林，她四处参加公务员和选调生考试，疲于奔命。
今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报考审查通过人数达104万余人，各职位平均竞争比例为78：1，大大高于去年60：1的比例。北京某些部门的录取比例更为悬殊，以北京海关为例，计划招录6个职位共100个公务员名额，但有11559人报考，录取仅为116：1。
2月份，陈丽敏到北京国际展览中心参加招聘会，她投出数十份简历，却没有一家单位给她面试通知。网上应聘的结果也不妙。几百份简历出去，没有一个像样的单位给她面试机会。
陈丽敏对职位的要求并不高：“我觉得月薪2000元就行，然后给我上社会保险。”她也知道，这份薪水在北京连基本生存也很难，每个月租房就去了至少一半。
陈丽敏的宿舍共4人，一个出国的，一个考研失败的，决定明年再考一次。还有一个就是跟她一起找工作的刘苒萌。4月初，北京有个国企到学校招聘，要求是中共党员、北京市户口。两次面试下来，刘苒萌得到了这个职位。但谈到薪酬，却让她傻了眼：月薪1500元。“这个钱在北京没法活啊，我还得继续找。”
陈丽敏班里一共有40人，出国的有两三个，考研究生的有一两个，其他的找工作。而直到4月份签约的仅有两三人。徐方宇是班里的团支书，是考研落败后，才加人求职大军的。参加了五六次大型招聘会，仅仅获得了两次面试机会，是保险销售类的。网上投100份简历，有回音的仅有一两份。
对这样的就业惨状。徐方宇和他的同学们刚入学的时候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我们学校是共青团中央直属的，高考的时候提前录取，很多人分数比北大的录取分数线都高。那时候觉得工作肯定不用愁。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
中山大学人文学院应届毕业生张萧萧的记事本里，密密麻麻地记载着众多面试信息和日程表：
3月16日上海
3月20日上海
3月22日广州
3月25日广州
3月28日北京
整个三月里。这个“空中飞人”累积的飞行里程都够去一次北极了。为找工作下如此血本，也许只有今年的毕业生才做得出来。仅仅三月份，张萧萧就花去了5000多元的飞行求职费。
4月2日。张萧萧终于找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工作，在广州一家事业单位做企业内刊。月薪2000多元。这在他们系里还不是最低工资。有些同学签了佛山的一个小家具厂当文员，起薪只有1500元。
一职难求，像张萧萧这样的“空中飞人”，越来越多。附近省市的招聘会，坐火车去；远一点的，坐飞机去。“哟，又来面了。”经常在火车、飞机上遇到有同样经历的“飞人族”，他们之间也会会心地打声招呼。
和张萧萧同宿舍的杨楚仍处于“水深火热”中。排两个小时的队只为投一份简历。坐两个小时的公车去面试，这些他早已锻炼到麻木。让他记忆犹新的是，一家往年招聘大专生的事业单位，今年去了几百个本科生，而最终录用的是两个研究生。
杨楚他们面对的就业危机，仅仅是冰山一角。3月中旬，广东省公布的一系列数据令人心惊：今年广东省高校毕业生人数已达33.1万人，比去年增长14.2％，再加上外省来粤求职人数等因素，今年广东求职的高校毕业生将超过50万人，达到历史新高。
广东省教育厅统计，从已经举办的36场招聘会来看，参加招聘会的金融、经济、房地产等类型企业大幅减少，用人单位质量明显下降，招聘岗位数相比去年减少了20％以上。
在中山大学人文学院里。中文、哲学、历史三个系今年有250多名毕业生，毕业生们反馈的情况是，到4月份签约的大概只有五成，其中，女生普遍只有两三成。
“对非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来说，形势更严峻，竞争更激烈。”智联招聘高级顾问陈宁说。根据他的考察，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几大中心城市的工作岗位已经饱和了。
恶劣的就业形势之下，毕业生的就业观念也在慢慢发生变化，之前被认为是低端的保险、医药代表等职位，也逐渐进入了他们的考虑范围。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09年《经济蓝皮书》中称，截至2008年底，有100万名大学生未能就业。而2009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1l万人，比2008年增加52万人。大学生就业被普遍认为进入30年来最艰难的时期。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表示，大学生就业难将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趋势。但他认为，大学生数量不是就业困难的主要因素，因为只有25％左右的新增劳动力是来自大学毕业生，“质量问题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