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3月份起,全国多地发生下跪维权事件,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从辽宁到广东,从江苏到重庆,或单独下跪,或集体下跪。民众为何频频选择下跪这种“古老”的方式来维权?难道真如某维权人士所言,因为跳楼已经没人看了?非常态的维权方式产生了“耐药性”,下一个极端方式会是什么?
频频发生的“下跪门”
5月18日,媒体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广东化州新安镇梅子坑移民新村耕地被邻村侵占发生冲突后,梅子坑村6村民被警方带来的“社会青年”押走,并遭刑拘。随后,近百名村民披“冤”字白衣在雨天长跪于市政府门前,不但无人理会,还被指“在这儿下跪也没用”。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今年4月份在辽宁庄河发生的千人下跪事件。4月13日,辽宁庄河市政府门口,上千村民集体下跪。这一跪,跪出了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调查显示,该村集体土地被征用,却不见一文补偿款。当然,最大的故事,莫过于这一举动,竟然跪倒了庄河市的父母官:市长孙明被责令辞职。
今年以来,类似的下跪维权事件频频发生。4月27日,因不堪忍受园区排放的有害气体和化工废水,江苏省溧阳市别桥镇绸缪精细化工园周边200余名村民将化工园区3个出口团团围住,并拉起横幅围坐堵路。村民下跪要求化工园停产,并要求政府部门对园区周边的4个村庄进行搬迁。之后,又有消息传出,湖北省公安县300多名被辞退的民办教师集体下跪,要求各级政府落实中央政策,给予他们公办教师资格。他们一边下跪,一边打开横幅,要求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再联想到近日重庆十多名喊冤者在法院门前下跪,痛哭不已,想借助审判文强的机会,引起媒体的关注,使自己的不公遭遇能够得到解决。然而,在这一系列的报道中,相信人们心中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疑问,那就是,现代社会民众想见一面父母官,为何会如此困难?
谁折了民众的腰?
有学者指出,如此频繁的下跪事件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民生权利的严重匮乏,折射出权力的极度傲慢与冷漠,也显示出了官员与民众的距离与隔膜。只有当地位悬殊、权利得不到承认,甚至根本没有权利意识的情况下,才会用这种极度示弱、甚至丧失人格尊严的方式,将原本的公民权利变成一种对权力的乞讨。是谁把民众逼到如此卑贱的生存底线?这是政府应该深层反思的。光天化日之下,跪在市政府门口的背后有多少的辛酸和无奈?温家宝总理提出了“要让人民生活得有尊严”,试问,让民众跪在政府门口是不是在剥夺人民的尊严?
现在一部分领导干部的思维,还停留在旧的时代。他们眼里的模范公民,就是顺民,逆来顺受,而且不声不响,稍有诉求,伸张权利,即深恶痛绝,斥之为“刁民”。然而,任何时候,民众都会有所诉求,当正常的诉求通道被堵,一部分老百姓就可能采用极端的维权方式。如果说,这也是“骨质疏松症”,那么,这种病症,也是一部分官员强行植入的。
当然,这些官员敢于置民情于不顾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的仕途上,民众的意见并不能够起到多大作用。
非常态维权何时休?
对于“下跪门”所引发的社会关注,有专家认为,“跪出来的正义”更像是权力的施舍,与法治无关――须知法治正义才是最正当的正义,它依托制度,有序生产;乞求得来的正义却依托漂浮不定的长官意志。然而,这种靠强势者迫于道义、舆论的压力而良心发现的维权行为,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有关人士已经指出,无论哪一种指望舆论关注的非常态维权,一定会产生“耐药性”。某种形式刚出来时,因为吸引眼球,舆论予以高度关注,某些官员迫于舆论压力,那么事情可能会得到解决,维权者的目的就达到了。可同类事件一多,因丧失新意而使媒体产生疲劳,有关部门和官员就会越来越不在乎了。
某种非常态的维权方式一旦产生“耐药性”,那么这类方式将会被更多的人弃用,维权的弱势者会出新的“创意”,追求花样翻新以达到吸引公众注意的目的。长此以往,非常态的维权方式只会越来越悲情,越来越残酷。
当然,如果站在政府的角度上看,政府也有政府的难处,城市要发展,地方要建设,难免会有各种利益冲突和对立矛盾,政府在其中需要承受各方面的压力,也需要解决各种矛盾。如果有冤情的人一下跪,就能够得到VIP的待遇,那确实会给政府的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但是,这一切都不能成为政府官员推脱责任的借口。人民有了冤情却得不到伸张,就证明政府在工作中有环节没做好,比如政府和民众的交流渠道不畅通,政府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时没有依法进行,政府的工作没有公开化、透明化,制度未健全完善。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政府官员必定是难辞其咎。
建立政府与民众畅通有效的交流渠道,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完善各种制度的建设,促进政府工作的公开化、透明化、法制化进程,才是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