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直接投资（FDI）在东亚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它的动向就格外令人瞩目。9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的FDI大量流入中国，特别是在90年代后半期，流入的数量更是巨大，与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相对减缓的流入量形成鲜明对比。而这段时期又恰恰发生了东亚自战后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因此国际上不少人认为，是由于中国将东亚特别是东南亚的大部分FDI吸走，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影响了这一地区经济的恢复。这种看法是否正确?
从外资与经济规模的相对量来看，东盟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没有因中国吸引外资力度加大而受到明显影响。
亚洲是FDI投向发展中国家的首选地区。90年代中期，全世界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约有2/3都在亚洲地区，其中主要是在东亚，中国就占了一半，成为在美国之后的全球吸收FDI第二大国。截至2000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共吸收外资3486亿美元，其中1993年～2000年引进FDI即达3123亿美元，占引进外资总额的90％。东南亚国家联盟作为一个集团，是亚洲吸收FDI的第二大地区，它吸引的FDI约占亚洲吸引FDI的1/3。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内，中国和东盟吸收的FDI约占亚洲吸引FDI总量的80％以上。
必须指出的是，正是在此阶段，中国与东盟吸引FDI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转换。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亚洲吸引的FDI约有一半进入东盟地区，而进入中国的不足1/4。90年代中期，中国与东盟吸引FDI的地位刚好对调，这一重大变化，被有人描绘成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的契机之一。其实，这只是从FDI总量的角度来看，如果从FDI与经济的相对关系来看，东盟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没有因中国吸引外资力度加大而受到明显的影响。
80年代前期，东盟引入外资的很大部分是外债。80年代中期东盟普遍遇到偿债困难，同时周边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使东盟的外资政策开始出现较大调整，将吸引FDI作为引进外资的重点。80年代后期是东盟大量引入FDI的起步时期，它所吸收的FDI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2.8％；到9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上升到3.6％～4.1％。也就是说，尽管这一时期中国吸引的FDI大幅度增长，在总量上超过了东盟，但东盟吸引的外资与其经济规模的相对量并没有下降。由于FDI是对本国资本短缺的有效补充，因而外资对东盟本身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仍然是上升的，东盟爆发金融危机并不能直接归结为FDI的减少。
东严地区经济环境的变化导致了地区FDI投向目标的转变，新增FDI的目标正在从寻求低成本转向重点寻求稳定发展前景的当地大市场。
东亚地区内部FDI的迅速膨胀起源于80年代中期，它的触发点是美国政策的变化。8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出于其世界战略的需要，积极扶持东亚一些盟国或战略伙伴的经济发展，对东亚基本上是敞开自己的市场。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在美国的扶持下迅速发展，其制造业的能力逐步上升，成为继北美和欧洲之后的又一世界性生产基地。但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苏联逐步失去与美国在全球竞争的实力，东亚的战略地位相对下降。美国在权衡了对东亚的战略需求和经济代价后，对东亚经济逐步采取比较消极的政策。美国对东亚政策变化的经济原因是东亚地区的出口生产能力急剧膨胀，而美国是东亚产品的重点出口市场，美国已很难承受这样巨大的产品进口压力，不得不采取上述措施降低东亚地区产品的竞争力。
1985年，美国迫使日本将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大幅度提高，到1988年日元已对美元升值约90％。日元的急剧升值使大量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迅速下降，不得不向其他低成本地区转移生产，这种转移的载体就是对外直接投资。1986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为147美元，到1990年就达到了505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继日本之后，1988年亚洲“四小”（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由于被美国取消了作为发展中经济体的最惠国贸易待遇，其结果是“四小”不得不向外转移其生产活动，对外直接投资无疑是转移生产的主要载体。1989年“四小”对外直接投资为114亿美元，1996年达到413亿美元的历史峰值。
东亚上述地区之所以在美国的压力下向外进行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其原因还与东亚发展模式和东亚的资源优势相关。日本和“四小”都是自然资源匮乏、较高素质的人力资源相对充裕的地区，因此它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经济起飞的初期具有相当大的竞争优势，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收入提高后，它们的竞争优势就逐步下降，这是由于劳动力这一重要生产要素在东亚地区内的流动受到严格的限制，因而它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竞争力下降的压力，这时就只好向外转移生产活动而不是向内引入劳动力。
正是在这一时期，东亚由于面临进入美国市场的困难，不得不扩大对东亚内部市场的开发。80年代后期，东亚地区对外贸易中，对东亚地区本身的出口只占1/3强，而到90年代中期，东亚内贸比重已上升到50％左右。也就是说，在东亚成为世界重要的生产基地后，生产能力的急剧扩张已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制约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正在从以FDI为动力的外向生产能力扩张逐步转向以当地市场为基本保障的稳定市场份额，东亚必须更多地利用自己的市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环境的重大变化导致了地区FDI投放目标的转变，新增FDI的目标正在从主要寻求低生产成本地区逐步转向重点寻求具有稳定发展前景的当地大市场。
外资投向的目标发生变化时，中国与东盟对外资吸引力的差异就十分明显了。
当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外资投向的目标是寻求低成本生产地区时，中国丰富的劳动力对外资有很大的吸引力，但东盟一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也很低，这样就使中国与东盟在对外资的吸引程度上，差距并不是很大。但是，当90年代以后外资目标逐步偏重当地市场时，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就明显大于东盟了。从经济规模看，由于1994年中国对汇率进行较大的下调，以美元计算的GDP为5425亿美元，与当时的东盟六国GDP几乎相等。但此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到金融危机前的1996年，以美元计算的东盟GDP只相当于中国的84％。而从市场角度看，中国是一个内部基本上统一的完整大市场，东盟则是一个内部分割的小市场组合，东盟成员之间的贸易只占其外贸总额的20％左右。东盟内狭小的市场将使外资企业不能做大，甚至难以达到基本的经济规模。尽管东盟在1994年正式开始推行它的自由贸易区计划，但当时它的目标是在15年以后实现，其遥远的前景显然无法和中国正在迅速扩大的统一市场相比拟。
因此，在市场前景存在巨大差异的条件下，以当地市场为主要目标的FDI自然会更多地选择进入中国而不是东盟，这一趋势在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后更为明显。危机使东盟国家的货币大幅度贬值，在1998年的低谷时以美元计算的GDP下降了约40％，还不及中国GDP的一半，这不仅更加缩小了东盟的经济规模，而且也大大降低了其市场的购买能力。更严重的是，危机引发了政局动荡，一些东盟国家政治局势混乱，导致经济环境恶化，不仅影响了经济的恢复，而且也给东盟内部形成统一市场的经济合作蒙上了阴影。投资环境的恶化和经济前景的黯淡使得FDI不敢进入东盟，显然这是不能归咎于中国的。一旦投资环境改善，东盟引进外资仍有相当大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