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帆影 李扬帆 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博士 晚清以来中国大国地位的丧失导致一种普遍的民族屈辱感。屈辱感既然是时代变迁的必然后果，我们就不得不学会长期与之共处，并学会从中走出。于是，民族复兴成为目标。但我们惊醒过来、走向复兴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难以逾越的情境：他们（西方）把一切国际事务的规则都安排好了，我们只能接受。从恢复联合国席位到加入ＷＴＯ均暗示了中国接受西方规则的事实。这种接受是由不情愿到情愿的一个转化过程，我们用“全球化”这一模棱两可的词语为我们行为找到了正当性。恰恰是这种正当性证明了我们接受国际规则的一种斯德哥尔摩情结，即：在本质上，我们还是认为当代国际关系的规则是不平等的，是充满西方霸权罪恶的，但是，为了生存，我们从不得不接受并进而转化为这种规则找到正当的借口。
在确立新的民族发展目标上面，中国长期受一种屈辱感压抑，对于地位和尊严等问题存在高度的刚性和敏感性。此外，它还带有一种严重的复仇心理，明确的目标是日本，不明确的目标是“外部世界”这个含混的概念。
如何改变“被羞辱”的状态，甚至实现“复仇”的抱负呢？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或者说“崛起”，或者说成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崛起的提法是最近十多年的事情，这个词汇是个“舶来品”。但是，中国崛起的梦想或者说大国梦想从洋务运动时期就已经存在，并经过新中国的发展成为国家目标。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崛起提法，具有更加具体的国家战略的意味。
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背景来看，约瑟夫?奈认为，“实际上，‘中国的崛起’是一个误称。‘复兴’要准确得多，因为这个中央王国在历史上以及按照国土面积衡量，一直是东亚的大国”。中国人自己认为崛起是理所当然的，而国际社会对中国这个目标、梦想或者战略的看法，可能完全和中国人自己的想像不同，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在中国崛起这个问题上，存在相互沟通的困难和障碍。国际社会可能把它当成是对当今世界的冲击，并对中国的爱国主义充满疑虑。而国际社会的疑虑又反过来导致中国人对外部世界充满敌对情绪，并对外部环境做出过于严峻的估计。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发展的困境。中国要成为大国的主张已经成为一种主流的意识。但是，中国社会从总体上而言，并没有脱离农业文明的发展阶段。这种历史阶段具有特定的思想影响，它导致中国人短时间内无法具备世界性的眼光，认为只要每个国家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没有必要去关注或者“管”世界他国的事情。
当然，正是因为我们曾经被羞辱，所以我们对和平、平等、和谐和非战等等价值抱有诚实的梦想。
事情的尴尬处在于，如果我们过于把上述价值当成我们坚决的主张，就必然和西方的霸权和西方的优势发生冲突，而我们又不得不在这种霸权体制中谋求生存。
当生存成为第一法则的时候，价值观就会退让给这个首要目标。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由此产生。
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或情节,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结来自1973年发生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桩银行绑架案｡此事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四名受害者在事后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了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加以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事后，被绑架的人质中一名女职员竟然还爱上一名绑匪并与他订婚。
斯德哥尔摩情结的要害在于：加害者处于完全优势的情况下，被害者不能逃离加害者圈定的博弈母系统。加害者行为在本质上的不正当就被忽略，而生存第一的首要目标就会导致被害者产生合作的行动。
对中国而言，当代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无疑是中美关系。之所以产生和美国之间“既……又……”的一系列矛盾的逻辑困境，就是因为我们不得不经常在价值观和生存之间进行权衡。而权衡的结果，往往是在实力和话语权上均占优的一方获胜。
斯德哥尔摩情结在国际关系上产生了一种蛮横的、毫不讲理的后果。如何摆正我们民族的心态，的确是一条艰苦而长期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