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与大韩帝国的外交关系 (1897~1910)》 蔡建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年5月版 在1884年的甲申政变后,朝鲜的亲日派“开化党”全军覆没,日本自认当时还没有力量与中国一较雌雄,因此当俄国势力进人朝鲜之后,日本便主动与中国妥协,鼓动中国加强对朝鲜的控制,让中国在前面抵御俄国的扩张,而自己却积极地在朝鲜扩张其经济利益｡有人认为这一时期(1884―1894)是日本对朝鲜的“消极退婴时期”｡此是只见其表,不见其实｡这一阶段是其走向近代帝国的成长期,是猛兽捕捉其猎物前,隐其爪牙,匍匐待机的时期!在此期间,日本军部开始细密地制定大陆计划,节约一切冗费,以中国为假想敌,全力扩充军事设施｡当1894年3月金玉均(朝鲜“开化党”首领)在上海被刺杀后,日本国内一部分激进分子就此事大做文章,组织“金氏友人会”,于1894年4月16日在东京浅草区本愿寺集合数千人,仅以遗发为金玉均举行盛大葬礼,并派代表往访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认为中朝两国对金玉均尸体所采取的措施,污辱了日本,因此政府应于此际对清宣战,洗雪国耻,以确固日本在朝鲜的势力｡陆奥宗光则称,能否发动战争,请问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并开具介绍信予以引见｡川上则说:“此时不管是谁,只要他能点燃战火,后事我可负全责｡”可见,日本已经完全做好军事准备,所需要的只是一粒“火种”而已｡1894年4月,朝鲜爆发了大规模的“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无力镇压,遂向中国借兵｡6月,中国军队进入朝鲜｡这就等于给了日本出兵朝鲜的借口｡
按照1885年的《天津条约》,中国在出兵朝鲜时,向日本发出了照会,表示按照“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将派兵赴朝,“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出乎中国的意外,日本却复照表示也将出兵,照会说:“遵照明治18年4月18日贵我两国政府议定条约之款”,“朝鲜现有重大变乱事件,我国有派兵之必要,帝国政府拟派兵若干”｡清廷立即照会日本,提出异议,声称中国出兵是“应朝鲜之请,清国派遣兵员乃援保护属邦之先例,其目的仅为诛戮内地之贼,事件平定后立即撤回”,希望日本不要出兵｡直到此时,清政府仍以空洞乏力､名存实亡的属邦论调来抵御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活动｡日本政府对清廷的“非朝鲜所请,断不可进入内地”的劝告置若罔闻,大批军队开进汉城,与清军直接对峙,战争一触即发｡为了避免战争,清政府照会日本,建议双方“先撤兵后议和”,但是日本一心想借此挑起战争,不但不撤兵,反而不断增兵,同时要求“先议和后撤兵”｡在这种危急形势下,清政府内部也开始有人附和日本的方案｡驻日公使汪凤藻自东京来电,“建议为大局计,不惜迁就”｡袁世凯也来电云:“日本欲寻衅,何患无隙,为避免衅自我开,我先撤也无损｡”这一切促使清政府改变原定的外交方针,从力争双方共同撤军转为中国先撤军｡这个转变使清政府的外交活动失去了主动权｡中国的让步使得日本找不到发动战争的借口,因此在清廷同意先撤军的方案之后,日本又进一步提出了直接插手干涉朝鲜内政的主张｡清政府提议等中日两国撤兵之后方可改革,但日本此时急于吞并朝鲜,因而对清廷不惜以武力相胁迫,于是便开动战争机器,准备发动战争｡清政府在战云密布之际,不在军事上做充分准备,反而一味依赖外国调停,先是期望“以俄制日”,后又想“联英制日”,还希望美法等列强出面调停｡但是日本在此前早就做了大量的外交工作,赢得了西方国家的谅解｡日本一直标榜为了朝鲜独立与清开战,将侵略合理化,甚至于美化｡1894年日本称:“扶韩自主,不但韩王及群臣乐从,即各国亦皆默许｡”日本就是这样利用“帮助朝鲜独立自主”为借口来实现其“阳扶韩自主,阴实据韩”,并通过“据韩”进而实现“据华”的美梦的｡
在日本步步进逼下,战争终于爆发了｡战争最后以清朝的失败而结束｡1895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条约第一款就明文规定:“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立,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日本终于割断了中国和朝鲜的宗属关系｡其实,早在1894年7月25日,朝鲜政府就在日本政府的逼迫下发表声明,单方面废除了朝鲜与清朝签订的一切条约｡现在,根据这个条约,中国终于正式承认朝鲜为“独立自主之国”,废除朝鲜对中国所修之贡献典礼,这标志清与朝鲜数百年的宗藩关系的完全废除｡从此,中国势力完全退出朝鲜半岛,“华夷秩序”最终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