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握手》突破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题材禁令，以红色“海归派”为主体的科学家成为描写的对象，并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的身份定位。他们不再仅仅是被改造的对象，而成了革命力量的一部分，成了人民的一部分，正如书中党代表鲁宁说的那样：“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欧美知识分子不同。中国知识分子极大部分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长期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具有很强的革命性。近代中国的革命史，以及我个人的所见所闻，都证实了这一点。我常痛感在又穷又大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太少了!我们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好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工作，而要做好这项重要工作，首先就不能把他们当敌人或闲人，必须把他们当作自己人，当作同志，当作革命战友，尽力接近他们，努力了解他们，热情关怀他们。”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主人公丁浩琼被设计成海归派革命烈士的遗孤，世界一流的女科学家，坚贞不移的爱国志士。其他的海归派高级知识分子，也无不是革命与科学的珠联壁合，甚至连海归派中惟一的反面人物，那个以英国代理人自居的“半个盎格鲁一撒克逊人”苏凤麟，作者也没有让他越过道德底线，沦为祖国的敌人。
从人物谱系学的角度考察，《第二次握手》中的丁洁琼、凌云竹无疑是老舍笔下的尤大兴(《不成问题的问题》中的人物)的延伸，他们由原先郁郁不得志的“中西合璧”的道德圣人，一变而成神采飞扬的“革命”加“科学”的文化英雄，老舍当年煞费苦心无法为之确定的身份，现在有了令人满意的定性。这意味着民众与知识分子、“革命”与“科学”的关系发生了重要调整，知识分子不再被视作人民的另类，而是人民的一部分，并且是人民中的精华；也意味着长期以来“革命”凌驾一切的霸主地位，开始受到“科学”的制约与挑战，“革命”与“科学”产生一种新的力学平衡。尽管从原则上讲，“革命”仍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正如凌云竹主张的那样：“依我看，没有一个美好的社会，干哪一行都难以获得成就。所以要‘救国’，光靠艺术是不行的，光靠科学也是不行的……”然而，革命的宏伟理想离开了科学等于一纸空文，科学虽然救不了国，救国却离不开科学。作者让丁洁琼由学艺术转向学科学，已经暗示了这一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不失为一种合理的选择，因为当“革命”发生严重的异化，变成一种盲目的吞噬性能量，走向自己反面的时候，请出“赛先生”来制衡，是非常必要的。“赛先生”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供奉的两面大旗之一，它不分国界、民族、阶级，放之四海而皆准，是先进生产力的总代表，中国若想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非有它的支持不可。而在中国能够代表“赛先生”的，不是别人，正是那批海归派知识精英。然而当时的情势，决定了“赛先生”必须以“革命”的姿态出现，方能获得历史的合法性，发挥它的巨大能量。这也正是《第二次握手》的叙事策略。
可以说，这是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史上，海归知识分子第一次被抬到如此高的位置。在作者笔下，丁洁琼拥有美丽非凡的容貌，超群轶伦的才智，高尚完美的道德，精湛丰富的艺术修养，不愧为一尊东西合璧的红色维纳斯。在专业领域，她出类拔萃，敢于在名家云集的国际学术大会上置疑西方科学界顶尖级大师席里的权威性理论，将“席里构造”改写为“丁氏构造”，两枚象征世界科学界最高荣誉的伊丽莎白金冠奖的钻石指环“彗星”和“阿波罗”，先后被她收入囊中，象征着中国科学家问鼎世界执牛耳的勃勃雄心。在情感生活上，丁洁琼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成功者，她有火山一样的激情和钻石般的理性，西方的个性独立、积极进取，与中国传统的道德操守，在她身上奇迹般地统一起来，她对苏冠兰忠贞不渝的爱，与对祖国的爱，紧紧联系在一起，个人之爱，融入对祖国的大爱中；同时，她又与美国的同行老师，她的崇拜者、保护者奥姆霍斯博士保持着纯洁的友情，堪称世界上最崇高、最纯洁的跨国情感。甚至在外表上，丁洁琼也超群绝俗：一张标致的鹅蛋形脸，白皙的面庞上闪着一双动人的丹凤眼，舞蹈演员的身材；并且多才多艺，擅长钢琴、小提琴、芭蕾舞……
如此完美传奇的人物形象，现实生活中肯定是不存在的。海归派知识分子此番由“魔”而“神”的反弹，无疑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这表明：长期以来中国人的有关“假洋鬼子”的非现实、非理性的认知方式和妖魔化的想象方式，已经走到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