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高盛前首席运营官兼总裁约翰•桑顿出人意料地宣布辞职,前往清华大学任教。桑顿到清华大学后,亲自设计、组织并参与讲授“全球领导力”课程。据报道,第一批学生是通过人均一小时的面试挑选出来的,都是桑顿认为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领导者”的人。
4月16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针对高盛集团及高管提起民事诉讼,司法部也展开刑事侦查,以了解其是否卷入涉及住房抵押贷款交易的欺诈活动。在金融监管改革的大博弈中,高盛集团受到重点“关照”,既是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猫鼠大战”,又难免金融与政治之间“床头吵架床尾和”的尴尬。在复杂金融交易与喧闹法律程序的背后,高盛在美国金融政治中扮演的特殊角色更耐人寻味。其实,高盛早已通过金融、人事、舆论等渠道,将触角伸向美国乃至国际社会的方方面面,编织起一张庞大的势力网络。有英国媒体指出:“如果资本主义是一种宗教,那么,高盛集团早就被人们视为总教堂。”
富贵“险”中求
高盛的第一间办公室,是1869年位于纽约曼哈顿南区的一间地下室。在过去百余年间,高盛凭借大胆承担风险和举债经营,在国际金融市场获利丰厚。今天,高盛已经成为全球历史最悠久、实力最雄厚、权势最惊人的投资银行。
尤善于在危机中对赌获利。如今,在华尔街各种金融机构尸横遍野的时候,高盛不仅健康地活在华尔街,笑看“朋辈成新鬼”,而且凭借高风险赚取了高收益。高盛利用衍生工具在抵押贷款市场上保持净空头部位,因而从抵押贷款市场的熊市中出人意料地成为赢家。据彭博社报道,高盛集团提前预见到2007年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熊市并大量做空。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劳伊德•布兰克芬看准方向,采用反向操作,使得高盛从次贷中抽身而出,免于沉陷次贷危机泥潭,并顺手牵羊地大捞了一把。
危机中高盛也创下多项纪录。2009年第二季度实现净利润34.4亿美元,是其140年历史中盈利最高的一个季度。美国证交会的数据显示,高盛在二季度的46个单个交易日中,每天都创下1亿美元的单日收入,这又是华尔街的一项纪录。不仅如此,高盛还吞噬着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在华尔街大型金融机构中,雷曼兄弟和贝尔斯登已经消亡,美林被美国银行并购,摩根士丹利转向谨慎策略,而花旗集团和美国银行依然在忙着消化损失。
高收益源自高风险。2009年中期,高盛的风险价值较上一年同期上升了33%,达到2.45亿美元(风险价值指一家公司单日可能损失的资金总额)。在高盛总体表现强劲的同时,其核心的投资银行业务盈利却下跌了15%,其中由于业界普遍景气不佳,高盛一贯擅长的并购咨询业务盈利大幅下滑54%。固定收益、货币和大宗产品交易部门成为高盛的主要创收单位。有业内人士认为,高盛所谓的交易其实就是豪赌――赌次债、赌油价、赌汇率。有分析认为,国际油价忽高忽低,动荡不停,原因就在于有高盛这样的公司在其中上下其手。
高盛带动投机交易热度回升。依靠高波动性获利的高频率交易,近年重新成为美国市场上最为主流的交易方式。金融机构运用复杂的模型公式,每秒钟通过电脑在全球市场上交易成千上万次,其收益主要来自提供买入和卖出价之间的息差。目前为止,高盛在高频交易领域已占主导地位。纽约证交所的数据显示,该证交所由电脑进行交易的24%来自高盛,这一比例无人能敌。
从华尔街到华盛顿
高盛十分善于发掘、培养、输出人才,成为美国金融政治精英的摇篮。高盛领导层几乎没有出身豪门的世家子弟,大多从基层做起,靠个人才华和勤奋一步一个台阶才取得成功。担任高盛董事长40年之久的西德尼•温伯格是华尔街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堪称一代金融巨擘,但出身贫穷的他最初却是在高盛的办公室当勤杂工。对于高盛人来说,高盛并非职业生涯的终点站,而是起点站、中间站或者换乘站。“高盛帮”已成为影响美国金融政治决策圈中的重要力量。
在华尔街,高盛人全面渗透监管部门与同行机构。高盛前常务董事鲁本•杰弗里曾任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在横扫整个华尔街的次级债风暴中,美林与花旗成为损失最为惨重的两家。为扭转局面,美林从纽约交易所挖来了约翰•赛恩,花旗则任命69岁的罗伯特•鲁宾为董事长。有意思的是,被视为救世主的这两个人都来自高盛――鲁宾是高盛前董事长,赛恩是高盛前首席运营官。更有意思的是,赛恩走后,晋升纽约交易所首席执行官的邓肯•尼德洛尔,同样来自高盛。
对于华盛顿,高盛可谓白宫的“干部培训学校”。在白宫庞大的官僚体系中,不乏高盛的佼佼者,且占据显赫位置。2005年,高盛在一封致所有投资人的信件中写道:“高盛长久以来一直有服务于公职的传统,从高盛走出去过许许多多服务于政府显赫位置的前高管,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我们所有高盛人的骄傲。”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赫斯感慨道:“在美国,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公司能向政府输送这么多高官。”
高盛内部鼓励雇员从经济领域迈向政坛的传统早在罗斯福当政期间就初露端倪。二战期间,受罗斯福总统委托,高盛当时的高级合伙人西德尼•温伯格成立了权力极大的“战时生产委员会”,该机构负责在战争期间保障美国的经济生产和前线打仗。此后,前后有20多位高盛人供职于不同的政府要职。1965～1969年,亨利•福勒成为第一位担任财政部长的高盛人,此后鲁宾与保尔森分别出任克林顿与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前高盛主席史蒂芬•弗里德曼曾担任布什总统首席经济顾问,后为外国情报委员会主席。前执行董事乔舒亚•博尔顿被布什总统任命为白宫办公厅主任。
可以说,美式官商“旋转门”在高盛人身上表现得最为充分。“高盛帮”一定程度上已将白宫决策掌控在手。由于培养了许多在白宫的代言人,高盛大受其惠,尽占政商人脉之利,在白宫和华尔街之间游刃有余,风生水起。这也不难解释,美国历次总统大选,高盛都是出钱最多的公司之一。
高盛的眼光并不限于美国,人脉网络已遍布全球。加拿大央行下任行长马克•卡尼、意大利央行行长莫里奥•德拉基以及前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都是高盛的前高管。罗伯特•佐立克出身高盛前副总裁,曾在老布什政府中担任负责经济和农业事务的副国务卿,后任克林顿的白宫办公厅副主任及总统助理,2001年出任美国贸易代表。佐利克辞去世行行长职务后重新回到高盛,担任副董事长兼高级国际顾问团主席,负责制定公司全球战略。
在华“长袖善舞”
为巩固全球最杰出投资银行的地位,高盛决意在中国施展拳脚,复制其在日本和德国的成功经验。作为“华尔街最诡秘的投资银行”,高盛所仰仗的不只是手中庞大无比的财富实力,也不只是500强声望,更多的是自己娴熟而独特的投资与经营韬略。
寻求更多的人脉关系进而打通商脉,是高盛撬开中国市场的特殊方式。虽然这种途径对高盛来说有点漫长,但也在中国面前显示了热心与真诚。保尔森在执掌高盛的10多年时间里穿梭往返于美国和中国之间70多次,凭借其执着的精神和高超的公关能力,与中国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员建立广泛而深入的关系。2003年,高盛前首席运营官兼总裁约翰•桑顿出人意料地宣布辞职,前往清华大学任教。桑顿离开高盛时,年薪1120万美元,做清华教授的年薪仅为1美元。桑顿到清华大学亲自设计、组织并参与讲授“全球领导力”课程。据报道,第一批学生是通过人均一小时的面试挑选出来的,都是他认为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领导者”的人。
通过营造舆论氛围,间接影响中国金融经济走势。近年来,高盛雇佣的学者经常就中国经济与市场的发展前景、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等题目发表报告,在国内外影响广泛。2002～2003年,高盛全球经济研究部主管吉姆•奥尼尔连续发表全球经济报告,预测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辉煌前景,提出并奠定了“金砖四国”概念的地位,推动了国际投资热潮。2004年,高盛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的《北京共识》报告指出,中国正以惊人的榜样力量和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国影响彰显实力。雷默的报告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带动了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学习中国发展模式的热潮,有效强化了世界对中国的关注。
冷静观察,对于发育还不完善的中国金融市场,高盛投机策略与活动能量带来的风险不容小视。一方面,高盛通过独特的路线图,在中国获得了其他国际投行、国内券商无法企及的超国民待遇;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经济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顾问,高盛在诸多领域暗中反向操作,利益冲突强烈,与目前美国本土欺诈案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康奈尔大学金融学教授黄明称,“高盛在美国的问题不是大问题,其更大的问题在中国”。当前,中国金融市场正步入“股指时代”,风险管理压力更为突出,尤需对以高盛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大机构保持警惕,在加快融入国际金融体系的同时,确保国内市场秩序公正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