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者贫穷是国企脱困的雷区？ 朱?基总理开始把国有企业的领导们也列在了下岗人员之列，1999年3月，他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斩钉截铁地说：搞好国有企业，关键是在领导班子建设，对领导班子的考核，达不到标准的，限期整顿；对因经营管理不善而严重亏损的企业的一把手，一年黄牌警告，两年予以撤换；对贪污受贿、腐败堕落者，依法惩办，决不手软。
据统计，1998年国家共对7．1万个国有企业的15．6万名领导进行了调整，有近4．3万名领导被免职，规模之大，史无前例。
在出事的企业领导中，成为1998年新闻人物的是云南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总裁褚时健，他的案件深深触动了朱总理。由高级法院承担一审的案件在国内仅有三例，第一例是陈希同案，第二例是"世纪大盗"张子强案，第三例就是褚时健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这位在17年间塑造了中国第一品牌"红塔山"并创下 800亿利税的企业家，身败名裂于贪污腐败。
1999年1月9日上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褚时健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褚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褚时健这一类的悲剧被称为国有企业经营者的"59岁现象"。由于国企经营者激励机制滞后，经营者的物质价值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在行将退休的时候心理失衡，贪污受贿，腐败堕落。
1999年，国务院将向国家重点企业全面派驻稽察特派员，以铁腕整治企业，为国企脱困的目标铺平道路；同时，维护国企经营者权益的呼声也在全国高涨，不少国企经营者认为：经营者因为物质待遇上的贫乏而导致的懈怠消极现象，是阻碍国企改革的重要原因。对待国企改革中肩负重任的经营者，在精神激励之外，是否需要用金钱来为他们"保驾护航"呢？ 褚时健，引发企业家权益之争
褚时健最后的贡献，是他的锒铛入狱引发了一场关于企业家价值的全国性大讨论。
在褚时健辩护人马军律师长达1．6万字的辩护词中，尤为突出强调的就是褚时健对云南乃至全国民族工业所做出的特殊贡献。马军说：晚节不保的悲剧不仅仅是褚时健一个人的悲剧，他是一个把小庙建设富了，还为大庙做出巨大贡献的方丈；同时他只不过是看着灯油多了，几个人想分点回家炒菜而被发现的方丈。
在褚时健出任厂长的17年中，"玉溪卷烟"为国家创造了800亿元的利税，而他全部的收入仅为80万元，其比例为10万分之一，即相当于"玉溪卷烟"每创造1亿元利税，他的收入才为1000元左右，如果算上"红塔山"352亿的品牌价值，他的收入比例将降到649元。马军说：一个为国家创造了800亿元利税的企业的领导人，17年的合法收入还赶不上一个影星拍一个广告的收入，一年的收入不如一个歌星走一次穴的收入，这如何体现国有企业经营者的价值？
马军认为是客观现实的不公导致了褚时健心理的失衡："褚时健是那种十分能抓老鼠而在特殊情况下偷吃了鱼的猫，和那种不抓老鼠专偷吃鱼的猫，以及那种不抓老鼠也不吃鱼的猫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很能抓老鼠的猫没偷吃鱼时给他一些鱼吃呢？"
褚时健现象已成为企业界的一个普遍问题。近些年来在同一个坑里跌倒的知名企业家为数不少。中信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刘纪鹏感慨道："中国有80％的国有企业搞得不好，而在搞得好的20％企业中，却有相当多的企业家结局不好。我不仅要问：这到底是企业家个人问题，还是制度性因素？我们怎样才能保证企业家不犯这样的错误，我认为产权是第一要解决的问题。"
企业家为什么值钱？道理很简单，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家是使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这三大生产要素有机结合而创造财富的第四大要素。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不但造就了企业的利润和企业的发展，也优化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推动了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企业家价值有其特殊的一面。美国有一种流行观念：社会上最优秀的人才是企业家，二流的人才是大学教授，三流的人才是总统和政客。80年代美国经济处于低潮期，一位经济学家曾言：如果有50个真正的企业家，就可以振兴美国的经济。
在现有体制里，企业经营者境遇成为萌生"59岁现象"的温床。北京企业研究所所长贺阳认为：严格地讲，体制内的厂长、经理以至董事长、总裁，与其说是企业家，不如说是另一种形式的行政官员。上级部门在观念上一般是把他们作为一定行政级别干部来看待，在工作安排上，一般是按照相应的行政级别来"就位"的；对待经营者的要求和考核，采取的是同党政干部大同小异的标准；在对业绩突出人员的激励上，最大的激励往往体现为"加官晋级"。在这种体制下，体制内企业经营者个人的目标、动机和行为方式同体制外的企业大相径庭，并不是奇怪的事情。由于作为"企业家"，其价值和人力资本得不到承认和实现，他们缺乏一种千方百计追求利润的内在驱动力，这是单靠道德力量所不能解决的。
有学者称："我们有天下最便宜的企业家---工资最低，我们同时又有天下最昂贵的企业制度---大量亏损。"这两者之间，难道没有某种必然联系吗？
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接待过一位美国大企业家，他对周厚健说："当我听说中国企业家收入这么低时，我真为中国担心。"周厚健认为："海信最大的劣势就在于集团公司是国有独资。海信的经营理念不是干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而是’树百年海信，创百年品牌’，但是在现存体制下，经营者只对他拿的那份工资负责，经营者有3年或5年的任期，他只对任期内的行为负责，因此企业仍存在着长期行为少短期行为多、过分追求短期利益而放弃长期发展的现象。对于一个承包者，也许从长远眼光看兼并一个亏损企业对企业发展有利，但势必会影响到企业当年的经营业绩，他本人的收入就会减少，所以他就不愿意。"
听说上海、武汉等少数地方正在实验"期股"的激励方法，让经营者拥有公司股份而使他们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周厚健拍手称快，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要承认企业家的劳动在企业资本形成中的作用，应该让他们拥有一些股份。不能总是让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为国家和社会创造了巨额财富的企业经营者吃亏，更不能让’穷庙富方丈’和’59岁现象’再继续下去了。" 依靠良心吃饭
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入偏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那些把个人利益搁在一边而一心要成就一番事业的经营者，则往往被看成具有悲壮色彩的英雄人物。在美国宝洁、德国汉高、英国利华等洋品牌占据主要市场的中国合成洗涤产业，王梦飞领导的南风集团于1996年开始生产"奇强"洗衣粉，两年之后便占据了全国16％的市场份额，成为国内最大的洗衣粉生产企业。王梦飞10 年内使南风集团资产翻了10倍，1998年销售额近17亿元，然而他的月收入只是2000元。
王梦飞坦言，这种收入并不能体现他的价值，但是因为他生活在这个特殊的年代，他只能拿与贡献不相称的收入，他愿意做"牺牲的一代"。
一年能卖掉150万辆摩托车的中国轻骑集团董事长张家岭一年的收入为4万元，去年实现销售额达82亿的海信集团总裁周厚健的收入为3．9万元，洛阳春都集团董事长高凤来的月薪只有1000多元，重庆长安汽车公司常务副董事长江从寿的月薪更少，只有900多元。
从今年3月9日以前公布的49家上市公司1998年年报来看，其中有45 家注明了主要管理人员的薪水，年薪 3万元以下的占46．27％，年薪3至 5万的占29．6％，年薪5至10万元的占12．96％，年薪10万元以上的占 11．11％。其中年薪最低的是1．2万元，平均年薪为4．98万元。
"在国企经营者价值取向没有一个市场化的标准和制度没有保障的时候，现在大家都是凭着良心在做事，"湖北省化纤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双桂说，"即使实行了年薪制，并且一些地方设立了重奖，但是大家拿在手里，却慌在心里，仿佛这钱拿得不明不白。"
赵双桂说她前面有一任董事长，在承包合同期满时，按当时的业绩应该获得30万元奖励，可是当时他不敢拿，这笔钱一直到现在都没人提起。
浙江富润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赵林中认为，企业家拿得多一点，许多职工就想不通，原因很简单：大家都是一日三班倒，经常我们比他干得还累，凭什么他拿那么多？计划经济下求"平"不怕"贫"的思想积淀太深，他们往往不会从企业家的特殊价值去考虑。
"人走茶凉"，这句俗语是中国企业家离退休后生活的真实写照。曾为国企改革身先士卒的马胜利说：荣誉只是过眼烟云，身退后谁还会惦念你，我在厂长位上为国家打了10来年的工，退休后厂里每月只给135元的生活费，这叫人怎么活？
如今，荣事达集团总经理陈荣珍也开始发愁："我都快60岁了，一退下来就什么都不是了，住房的煤气费、电费都成问题。我不想犯’59岁错误’，只想凭自己良心站好最后一班岗，但也希望国家能够解决我的后顾之忧。在市场竞争中，人们一面谴责不道德现象，一面却没有得力手段加以制止，对凭真本事公平竞争的职业企业家又没有良好的激励机制。"
双汇集团总裁万隆也有同感，他认为企业家是一种"商品"，应该按质论价，否则就有可能企业搞不好，人也留不住。
河南宇通客车总裁路法尧认为：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待遇问题实际上游离于市场经济之外，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对人才的吸引力正大幅下降，这是令人深忧的。
良心毕竟不是最可靠的，针对一些企业家对物质待遇随遇而安的心理，海信集团总裁周厚健称：有些事情不能等，应该有人站出来讲话，如果大家都不说话，问题就解决不了，社会就无法进步。"企业产权和经营者权益问题不仅仅是站在我个人和海信角度来讲的，这实际上是国企改革中一个无法绕过的问题，早改要比晚改好，早改的成本要小得多。"
这是许多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心里话。
□●周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