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经济学家曾说：当中国飞起来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她身上还带着沉重的负累。 面对未来，挑战与机遇并存。在财富论坛上，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对此作了坦率的讨论。
胡鞍钢：直面“人类不安全”的挑战
中国科学院高级研究员胡鞍钢认为，小到一个人，大到全世界，都不可能不面临挑战，关键是如何看待和分析以及如何对挑战作出反应。
至于中国未来50年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是两类大的挑战。一类是对国家安全的挑战；另一类是我们关注比较少的，即来自“人类不安全”的挑战。
目前对中国来说，来自“人类不安全”的挑战，有以下几个方面：“工作不安全”，表现为城乡失业率高的问题比较突出；“收入不安全”，这是指有些人实际上有工作但却不能按期拿到工资，工资被拖欠，还有一种情况是贫困人口，如果按世界银行通用的国际标准，中国有1.2亿的贫困人口的话，那就面临着下个世纪如何解决贫困问题，特别是农村；“健康不安全”，如疾病、农村的医疗保障等；“养老不安全”，以往我们的保障制度的改革相对落后；“生态环境的不安全”，去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接近GDP的4％，官方数据是3000亿元，这是个长期的问题，但它又表现出短期的症状。(记者注：据统计，中国有1/3的国土遭受水土流失，超过国土1/4面积的土地为荒漠化土地。)
胡鞍钢指出，作为新的五年计划和长期发展的基本思路，就是由原来主要针对一般经济问题、投资问题、基础设施问题，转向真正解决“人类不安全”问题。比如将就业问题放在一个新的位置；在改革的各项措施中把保障制度改革放在显著位置；在经济发展目标中要考虑环境问题等等。现在的中央政府涉及到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加快经济建设，是还像过去那样搞大项目投资后来却成为大包袱，最后导致大量下岗，还是搞其他什么，这需要我们研究和讨论。
林毅夫：消解国企的“政策性色彩”
此次财富论坛上，有一位中国企业家向跨国公司总裁提问，说中国国企是背着“社会稳定”的责任、3个人的活5个人干地与外企竞争，先天条件就不公平。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在大会发言中将政府与国企间的逻辑关系描绘为：国企的政策性负担(承担了本应由社会解决的养老等问题，导致经营成本的增加)―→政策性亏损―→政策性扶持和优惠(政府把企业亏损又包下来)―→企业不思改进―→负担和责任最终归政府承担。林毅夫的建议是：如果政府能够把社会负担、社会福利收回来，不让它们放在国企里，这样国企就再没有理由说他们有这样那样的负担了。国企就会变成真正的企业。
对于中国进入WTO问题，中国的领导人再三讲要开放市场、想竞争，政府希望国企有竞争力。没有人强迫中国这样做，是中国自己要进行改革。如果能够进入WTO的话，中国会降低关税，减少限制，更多外企会进来，竞争会加剧，从而迫使国企更有效率。这就像钓鱼的人不能把鱼即时放到市场，没有氧气的话，鱼就会死掉，所以他要么把鱼放到大池子里，要么给池子里加氧气，由于有充分的氧气，鱼就可以游得快。如果外资进入中国，就会给中国氧气，就会增加就业机会。
吴敬琏：国有经济布局要调整
吴敬琏在财富论坛上的论点与他的市场化思想一脉相承，那就是要促使市场尽快发育，提高竞争度，让市场更有规则。他认为外资进来，比带入资本更重要的是带入管理。针对国有经济“数量很大、质量很差”的现状，吴敬琏称，国有经济的布局要调整，有进有退，主要扼守涉及国家安全、自然垄断、社会公益性质的领域。至于一般竞争性领域，则应渐渐退出。
樊纲：理顺体制是关键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樊纲认为，看500强关键要看人家的竞争力，而不是规模。要拼凑出一个集团、一个高的产值容易，但是有没有竞争能力则另当别论。中国现在究竟有几家企业进了500强，我一点儿都不关心，因为这些企业还算不上是从无情的市场竞争里打杀出来的。
中国现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必过急地去追求规模本身。怎么赚钱，怎么能够发展，这是最重要的。至于是不是进500强目前并不重要。我们现在最应该集中精力的是怎么把我们的体制搞顺，把我们的市场搞活，使我们的企业真正具有竞争力。进入500强要水到渠成，况且，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本身取决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取决于整个国内的市场竞争和逐步走向世界的进程，急不得。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整个经济的一些体制问题阻碍了投资的增长，阻碍了就业的增长，然后阻碍了收入的增长，收入不能增长，老百姓的消费自然不能增长。这就需要政府来做一些事情，比如用发放政府债券等财政政策来弥补储蓄向投资转化的不足。6万亿(民间储蓄和手头现金)其实是一笔巨大的生产性财富，缺资本的国家怎么能形成资本是最重要的，能够调动大家都来投资，提高生产力、激发更多的消费，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幸事。有很多领域，包括为投资服务的领域，其实都可以向私人开放，比方说教育领域一旦开放就吸引了好多投资。
对国企的困境，樊纲认为，尽管这个问题非常大，但是国营企业的重要性没有以前那么大了。因为现在有70％的工业产值来自非国有企业，包括私营、民营和三资企业、地方上的集体企业等。现在中国经济的结构和过去不一样了。
曹思源：盼望银行改革
有“曹破产”之称的曹思源在财富论坛上指出，当今中国，银行改革落后于企业改革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企业改革的路虽然不平坦，毕竟开始了产权多元化的新时代；而银行改革起步较晚、负担较重、顾虑较多、思路较窄，至今还停留在国有银行(包括国有独资银行和国有控股银行)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产权一元化格局中。
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排斥了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竞争，它不必通过提高竞争能力去克服低效率，却有“权”通过央行提高存贷利率差来掩盖低效率。现在的一年期存款利率由3.78％下调到2.25％，降了1.53个百分点；而一年期的贷款利率则从6.39％下降到5.85％，只下降了0.54个百分点。两相比较，贷款利率比存款利率高了3.6个百分点，老百姓只有被动“吐血”的份，企业背了“减轻利息负担”的名，而大部分“油水”都被国有银行截留用于弥补自身的低效率了。
银行不仅服务于工商业，而且服务于广大城乡居民，具有很大的公共性。事关千家万户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安定，尤其需要提高透明度，便于公众监督，以利于及时发现隐患、防范金融风险。从这一点来说，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和上市成为公众公司，是有益的；反之，像现在四大商业银行独资垄断经营，一旦出事，于国于民危险性都很大。
在银行产权一元化条件下，国有银行主要为国有企业服务，而占工业部门生产资料1/3以上、占工业总产值70％以上的非国有企业融资渠道则十分狭窄，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很大的束缚。据报载，中国南方某省会城市，个体私营企业所贡献的税费，在该市财政收入中占20％，而它们在全市银行的贷款余额中只占0.35％，太不相称了!我国宪法都已载明要“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而银行的改革至今还没有落实这一点。
曹思源建议，在体制未改之前，可先将现有几家国有独资银行分散化。比如说，第一步可以考虑工行、农行、建行各自一分为三，变为9家商业银行，以便于开展市场竞争。其次是股份化，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化，我国的企业法人和自然人都可以投资认股。银行股份化不仅有改制的意义，而且由于广大银行存款户认购银行股份的积极性会很高，这就能部分地实现储户对银行的债权转为股权，真正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有利于银行的稳定与发展。第三是在国有银行之外，要允许开办非国有银行。
附 录：
李光耀的预言
李光耀对中国的未来抱有很大信心，相信中国很可能在务实基础上，继续其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中国必须进一步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开放贸易和投资、透过加强倚重市场机制分散经济权力，并迈向法治社会。
李光耀预言，假如年增长率为4％～6％，中国在2040年到来时 ，将取代日本成为最大的亚洲经济体。不过日本到时的人均收入，仍会比中国高出11倍。(假定：日本今后50年平均年增长1.5％；中国人口最多去到16亿，日本人口峰位1.37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和日元兑美元汇率无变动。)
李光耀不讳言中国经济也有滑坡的风险，中国有一些可能造成严重干扰的问题：银行体系的问题，沿海和内地发展不平衡问题，国营企业在没有适当社会保险网的情况下实施改革造成的庞大失业问题，环境问题，对独生子女家庭的一代构成沉重负担的人口老化问题。中国的可耕地正随着城市化而萎缩，因此除非再来一次绿色革命，否则中国将变成一个食物进口大国。在所有问题中，为害最大的是已深入行政文化的腐败难以根除。腐败不仅会严重阻碍经济发展，更危险的是对腐败的不满会很容易集聚起社会的情绪。
李光耀最后指出，虽然有这一切问题，一个注重实效、坚定和有能力的领导集体，自1978年以来带领中国已渡过了许多急流险滩。他们已有继承者――一样能干和足智多谋，而且受过更好的教育。如果这些未来的领导人仍然注重实效，确立他们对中国的领导权，就可能克服他们的困难。中国有潜力实现其在2050年前成为现代化经济体的目标，在国际事务中也会拥有相应更大的声音和力量。这就是中国在50年后的形象――现代化、充满信心和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