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阳光下的变法 谢奕秋 北京大学在2003年10月下旬正式启动的人事制度改革，是一场激越的基于现实主义考量的意义深远的变革。北大校长许智宏、经济学家张维迎等人，秉承开放竞争、与国际接轨的精神，经过一个冬天的酝酿，在非典肆虐的暮春北京，拿出一份前瞻性、实操性皆强的改革方案，并两次在互联网上征求各方意见，前后十易其稿，最终由各院系低调付诸实施。这一北大特色的“变法”历程，不仅为国内高校走出计划休制的最后堡垒，“以大学的逻辑改革大学”提供了绝佳的摹本，而且也书写了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如何避免暗箱操作的陈规，而走向更符合民主程序的“阳光下运作”的精彩案例。
探究起来，这场引起北大青年教师及研究生人心浮动，据称将损害多方利益的“负零和游戏”(改革方案起草人之一、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语)，之所以成为北大校方的必然抉择，是因为校方早已看到，不改革的后果是什么――1998年以来，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大学，根据“985计划”从国家的财政里拿了不少钱，社会和国家对北大的期望，用一位中央领导人的话来讲就是“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然而，一些基本的数据揭示，我们国家科技竞争力在80年代是20几位，但后来一直往下滑，现在滑到了30多位，“钱都花到哪里去了?”社会上有这样的责问，这无疑给北大校方带来了压力。素有历史使命感的北大人，以及关注高教体制变革的局外人，都在寻求新的变革途径。
入夏以来，“北大改革”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不光是响彻燕园内外的质疑和抵制之声丰富而非削弱了变革成功的必要条件，更重要的是，像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等国内同行已经或者正在进行类似的改革尝试。分析人士指出，教育是大问题，指望“毕其功于一役”的全盘改革只会陷入思维误区。不少人提到的高校政工人事制度、科研考核制度、教授治“学”等问题，的确也很重要，但并不意味着不能从教师人事制度这一‘步开始改革。北大人事制度改革的精神和措施一旦推开，整个中国高校都将会是得益者。同样，我们也期待着北大改革的第二步、第三步。
44岁、发已斑白的“改革主将”张维迎教授，早在1984年于国家体改委供职期间就曾首先提出“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 1994年他从牛津大学摘取博士学位后，回国到北京大学工作至今不过10年，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光华管理学院的管理上面。他能顶着许多老北大人的挑剔目光，领衔挑起这样一付重担，可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然而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冒险，他笃信这场维新运动将泽被后世。“北大这次改革的日的，就是想通过教师聘任和晋升制度的改革，保证能在北大长期任教的教授一定是中国非常优秀的学者，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实现北大的理念。这就是这次改革的逻辑。”他说。
或许，我们应该相信这位中国企业理论的权威；或许，我们可以相信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特质会让改革进程减少不必要的弯路。但我们真正能做的，是给改革者一个机会；而改革者所须回馈的，只是经济理性之外的一点人文关怀。此外，我们还希望，在大学打破“家族化”的接班模式之后，接下来也应减少对大学的行政管制，转而致力于维护高度竞争的大学体制。原因很简单，高校“官本位”不是天生的，政府对大学管制过多，校长和教授们就不得不把大量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应付主管部门身上。为了应付主管部门，大学的官也就越来越多。“政府主管部门成天叫喊要建设一流大学，繁荣学术，其实阻碍学术进步的正是他们自己。”张维迎不无偏激地说。
政府也有苦衷：大学的封闭使得中国的每个大学都变成一个学术孤岛，形不成真正的学术市场和学术规范，评价教授的优劣非常困难，评价的权力只能交给政府，这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对大学的管制。但张维迎相信，北大的改革，对改革政府管理大学的方法本身提出了要求。教育主管部门总不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吧!“零距离”让新闻回归民间
章敬平
我们将为了公共利益的新闻奖授予“零距离”，江苏电视台的一个节目组，褒奖他们在过去的两年里，经由新闻理念和技术的创新，制作了大量体现底层关怀的民生新闻，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底层民众的知情权，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媒体公共服务的职能，并成为斡旋于民众和政府之间实现多方共赢的第三方力量。
我们认为，让电视新闻从高高在上的神坛上回归民间，让电视媒体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是“零距离”的一个重要贡献。毋庸讳言，就中国传媒生态的整体性而言，几十年过去了，中国的大众传媒在新闻制作这个层面，依旧没有实现大众传播的美好期待。虽然在精英阶层具有影响力的传媒和节目正在快速成长，但它不可能摆脱在小众范围内传播的窘境。零距离持续攀升的惊人的收视率，在一个纸媒体当道的城市，为大众传媒的大众性画了一个无限接近的“圆”。他们在实践中开始的具有指标性意义的技术创新，使“大众传媒是大众的传媒”成为可能。他们邀百名摄影师千名线人加盟节目，不仅从技术上拓展了新闻信息源，还从效果上提高了传媒人期待已久的公众参与度。他们在技术上让60分钟的卫星直播首次在新闻节目中成为“常态”，让国家大事和百姓遭际，以更为快捷的速度，更为新鲜的质地抵达普通民众，从而满足了大众在第一时间了解真相的欲望，极大地实现了大众吁求已久的知情权。
我们认为，零距离以平视的目光，将媒介的底层关怀真正送给了底层民众。他们以民生电视新闻模式，张扬了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他们制作的是民生新闻。大量报道发生在百姓身边的新闻故事是零距离最显著的标志。我们发现，官方活动和会议新闻经常被压缩在屏幕下方以滚动字幕的形式出现。在一个以周为周期的随机抽取的时段内，170条新闻中，负面和批评新闻多达93条。他们像市民的孩子一样，进入了市民生活。他们在两年的坚持中，道尽了那个城市的底层愿望和困厄。他们对百姓投诉的诚实态度，最大限度地表达了底层生活原生态。
我们认为，零距离同时实现了传者和受众的政治关怀，并成为民众和政府之间良性互动的润滑剂。迄今，我们还没有发现，除了南京，还有哪个城市的人们在晚上7点这个黄金时段，将眼球从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这样的时政社会节目中，转移到当地的新闻节目上，从而使得强势话语权在握的中央电视台感到危机。我们今天还难以完全洞悉零距离的出现，对公共服务媒体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但我们相信他们的意义非凡。没有哪家公共电视台会怠慢时政新闻，也极少有哪个能走出“规则决定命运”的峡谷。我们发现，当大多传媒机构在非批评即表扬的二元困境中嗟叹时，零距离找到了一条“第三条道路”，寻求到舆论监督和政治昌明并行不悖的出口，在政府和民众之间搭建了一座半民主化的桥梁，进而给民意一个畅达的渠道。“长江大桥的收费站该不该拆?”“南京地铁列车应该是什么颜色?地铁票价多少才算合理?”零距离让民众的意见最终上升为政府意志，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民意的公共价值。他们以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赋予全体市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权力，让媒体真正为公民所享有，而不仅仅是希望便于管理的统治者或者谋取个人利润的商人。
我们认为，零距离业已成为仰仗于官方资源成长于民间社会的非官方非民间的第三方力量，一个多元的交换公众意见的平台。他们没有像精英传媒和精英人物那样抽象地讨论公正、自由乃至民主这些概念的含义，却在有意无意之间为民主和新闻自由的到来，准备了从量变到质变的先决条件。我们必须承认，他们的底层关怀和政治关怀，都是在妥协中取得的。但是，在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智慧的当下，我们没有理由笑话零距离在前进中表现出的妥协性。相反，他们还会在以下问题上给困惑中的中国传媒以启示：如何以知识分子不太习惯的商业利益，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共利益?如何谋求新闻技术和思想上的创新，从而让大众传媒从天上回归人间?如何让我们从自以为是的窠臼中解脱出来，放弃那些似是而非的伪问题，讨论真正关乎民生的真问题?如何将“民众是大众传媒的主人”，从呼喊多年的口号落实成行动?
我们认为，零距离或许会在往后的商业竞争中陨落，但她的先锋姿态，永远不会过时。零距离的意义，将在中国其他的角落以其他的方式．彰显出其作为榜样的力量。
天则：探求民主市场化社会之路
章敬平
天则10岁了。我们认为，作为一家独立的民间智库，这个小所最大的贡献，在于它站在第三方立场上，在对经济学和中国社会进程的不断追问中，释放出思想自由的力量。我们授予天则自由大道奖，赞美和弘扬她在人类生活中的精神和知识大道上，所表现出的独立、自由和平实的品格。
我们认为，因邓公南巡而诞生的天则，在没有官方喂养的地方，以民间姿态，为中国社会科学奠定了独立、自由的基本品格。任何一个了解天则的严肃的知识分子，都应该为天则回答了社会科学领域的两大难题，而感到欣慰：如何在意识形态的压力下，保持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独立性?怎样在学术传统断裂的中国，重构自己的学术传统?稚嫩的天则，在缺人缺钱缺名分的中国，筚路蓝缕地走出一条学术独立的道路，以她奉行的独立和社会良心的信条，为知识生产机制的改革开启了某种视角，弘扬了学术独立自由之大道的精神。
天则对中国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派的发展壮大，还表现在他们举10年之功，在与企业的合作中，推进了中国的制度创新。必须承认。10年前的中国，在企业组织制度层面，还没有出现福特流水线、通用事业制度、丰田生产方式、连锁店和中央银行这样级别的创新，今天，我们还没有实现这些超越，但中国在迈向现代化的超越中逼近了一大步。这一超越过程中，天则人以他们所掌握的制度经济学的知识，起到了加速的贡献。
我们注意到，在经济学领域，天则所不但始终致力于推进中国的制度变迁研究，而且还进行后市场化问题的研究，政府制度的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研究，全球外部性问题的研究，道德伦理和宗教的研究，以及文明间冲突的研究。凡此，无不释放出一个开放式的学者论坛的思想力量，它再度确认了我们当初走向现代化的因由，并及时唤醒了一直藏在我们几代人心中的伟大的道德理想。
天则还在很多处江湖之远的“蕞尔小事”中，表现出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行动力量。10年来，他们离开了曾经苦读的书斋，最先开始了在中国最底层的民主试验――“天村试验”，为中国的基层农民提供民主教育和培训。创始人茅于轼先生还成立了一家民间基金，向农民提供小额资金贷款，以解决当地农民在上学、治病、发展生产等方面面临的资金缺口。基于这样的考量，我们认为，天则的价值还不在于政策分析，不在于商业咨询，也不在于现代经济学纯现论的研究，而在于对中国民主市场化社会这个大道的探求。
考察天则的历史，我们发现，从西单达智胡同迁至复兴路 1号水科院内，从北京方庄芳古园再移到紫竹院报恩楼的天则，他们在辛苦坚持的“不赚钱”的事业中，做出了伟大的事业，开在困厄辗转中，在不断的与政府和商业力量博弈中，活了下来。尽管他们不断挣扎的姿态，不是那么好看，但他们暗示出第三方力量在中国可能具有的影响力，在直面中国当下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以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良知和智慧，担当了由我们这个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
我们将学术奖授予天则，并向维护了自由大道的天则人和为天则做出巨大贡献的茅于轼先生致敬。
网络论坛：公共信息的重要支撑
张 念
2003年，网络以其互动性最强、表现得最为自由活跃的姿态而首次成长为公共信息平台的重要支撑力量，不容忽视。
其中，文化先锋网以独立文化立场和先锋话语策略，在众多的中文网站中独树一帜，在互联网上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思想和话语的风暴，其影响力在 2003年达到了高潮。
文化先锋网是一个以个人网站形式出现的，民间非经营性文化网站。从创办以来，始终奉行文化志愿行动的原则，即使是在高浏览量的情况下，依然坚持非经营性的方针。有效地保持了民间文化网站的独立立场和批判性，充分展示了互联网文化的精神特质。
文化先锋网密切关注当下现实生活和文化发展趋势，追踪热点事件，并进行了大量的独立立场的深度分析报道。2003年2月，文化先锋网在国内网站中最早披露SARS疫情，相关报道不仅丰富、准确，而且彰显了强烈的人性关怀。文化先锋网还连续报道了伊拉克战争、孙志刚事件，并以犀利、深刻的独立评论，以民间的力量推动宪政和思想文化运动，为互联网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同时，文化先锋网还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媒体语言，充分发掘了现代汉语的创造性的表达力，激活了媒体的话语活力。通过这种独特的媒体语言，文化先锋网以最大效率整合了互联网上庞杂的文化资讯，并打上了鲜明的个性标志。这一特殊的媒体话语，为媒体表达提供了良好的范式，并真正体现了先锋主义文化精神。
而世纪中国以其理性建设性的现世热情，不仅张贴和传播了包括伊拉克战争网络签名、孙志刚事件、 SARS风波等重大社会热点，更重要的是秉持了自由、开放的网络精神，将各大热点的探讨引向积极、审慎的思路和言路上。
长期以来，世纪中国致力于为公共知识分子提供广阔的言论空间，在这里，我们能找到这个时代最有良知和责任感的话语，并与那些话语的发出者一同感受我们时代的疼痛冷暖。除了经常出现在网站论坛的知名公共知识分子，更多的时候，是论坛跟帖的网友们，赋予这一虚拟组织以卓越的思想风度和文化气质。循着这一路径，让我们看到中国正在上升的国民素质和政治智慧，看到真诚和勇气的力量，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现实。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关注社会责任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作为一个致力于促进劳工和公民权益的研究性机构，并不像一些具有官方背景的NGO(非政府组织)那样广为人所知。不过，一些广东的出口型企业(尤其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已经体验到了面对这种组织时的复杂情绪。一方面，急于从跨国采购商那里拿下订单的企业经营者们可以得到这种组织的帮助，以便了解跨国采购商何以对供货商的劳工权益状况发生兴趣，以及如何才能够符合他们的要求；另一方面，这种组织对于改进劳工权益的热情也使企业经营者们感到某种压力。如果登陆这个研究所的网站，那么你就会发现在“重要新闻”一栏中，充斥着欠薪行为如何受到处罚的各种新闻。从长远来看，企业和这种组织的复杂关系将会出现得更多，而不是相反。
事实上，对于上世纪90年代国际上兴起的社会责任运动，以及日益渗透到国际贸易的各种社会责任标准(SA8000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一种)，国内的相关部门以及工会组织了解得并不多。而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开展相关的研究和实践工作已经有四五年时间了。情况在今年似乎开始发生变化。一个最简单的例证是，商务部网站上已经开始转载关于社会责任标准的文章。
但是，人们对社会责任标准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分歧。本刊的相关报道也引起过一段不小的争论。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执行董事刘开明也承认，社会责任标准这类新贸易壁垒具有介于合理和不合理的双重性，非常隐蔽和复杂。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将会受到这种标准的影响。消极地指责看来不是明智之举，因为一些劳动力价格不占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正在试图通过积极满足这种标准来获得竞争优势。
从这个意义上，类似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这样专心致志的组织确实在从事着十分有价值的工作，即使从经济意义上看也是如此。
除了本身从事的工作，这个研究所的初步成功还代表了这样一种趋势：非政府组织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规则的制定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事实上，没有诸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社会责任标准的出现是不可能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甚至承担了世界银行关于实施企业社会责任的障碍(中国大陆部分)的调查访问任务。越来越多成熟的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对于中国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将发挥远比想像要大得多的作用。
香港乐施会：以权利为本的事业
尹鸿伟
因各种原因，强势政府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非政府组织 (NGO)，目前在内地的成长还比较缓慢。我们把目光投向香港乐施会(Oxfam Hong Kong)，不仅是出于对他们救援扶贫工作的敬意，也是为了让公众更多地了解 NGO的性质和工作，为正在从事和有志于这项事业的人们送去一份真诚的鼓励。
始于1976年，由一群志愿者在香港成立的香港乐施会，是国际乐施会在亚洲的惟一成员，该组织持续关注贫穷问题，资金大部分来自香港市民、社团及商业机构的捐款，另外也向香港特区政府的赈灾基金申请资金，进行赈灾项目，并能得到国际乐施会的其他成员的资金支持。乐施会从1987年开始拨款支持内地的发展项目，并于1992年正式成立了“中国发展基金”，专为内地发展筹款及进行资助，截至2003年底，发展项目已超过500个，投入款项约2亿人民币。
乐施会认为扶贫工作不能单靠项目计划，要实现长远的变革，必须创造各种渠道，深入社区、国家和国际的不同层而，协助当地政府推动彻底的社会政治变革。因此，乐施会在昆明和兰州的机构重点关注西北农村发展项目；而北京机构的焦点则放在政策的研究以及倡导方面，资助有关扶贫及社会发展等政策的研究，希望借此推动中国社会政策的改变，让弱势群体的权益得到真正而长远的保障。
乐施会强调“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着重增强贫穷人士自我改善生活的能力和信心，积极推行“以权利为本的5个中国项目”：得到可持续的生活保障的权利、生命安全受到保障的权利、被聆听的权利、接受基本服务的权利和平等的权利。这一努力在2003年建设“人的中国”的背景下，具有更显著的意义：在持续发展中建设一个公平的世界。
乐施会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中国内地对NGO形成正确的认识，并为越来越多的NGO建立公众信任。事实上，类似于乐施会这样的NGO对中国的贡献更在于对政府工作态度的推动，政府已经开始愿意接受他们的帮助，学习他们；带来的先进理念和工作方法。乐施会中国项目统筹王佐芳女士说：“尽管中国政府对国际NGO组织管理的立法还没有跟上，使我们的注册、银行开户等工作都无法解决，但是我们的努力已经使中国政府的态度越来越开明，我们的工作已经可以进入到中国内地的任何区域和领域，政府把我们摆在了和他们平等的位置一起工作，无疑这是一种伟大的进步，相信NGO在中国的发展天地将会越来越广阔。”
亚洲动手保护基金会：改进动物福利
杨婷婷
中国“拯救黑熊”行动是国内近年来环保运动的高潮，也是迄今为止，针对国人的动物福利教育的最佳典范之一。
1993年，亚洲动物基金会(AAF)创办人谢罗便臣女士访问中国的养熊场，发现亚洲黑熊被活抽胆汁的惨状，决心为黑熊争取人道待遇。2000年7月，亚洲动物基金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以及四川省林业厅签订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释放 500只在条件恶劣的养熊场中的黑熊，双方还一致同意在未来的合作中以完全终止养熊业为最终目标。2000年中国“拯救黑熊”行动正式开始，63只黑熊从养熊场释放出来，27个养熊场关闭，养熊户均得到AAF的经济补偿。“拯救黑熊”行动启动3年以来，逾百头黑熊被成功解救。
亚洲黑熊又名月熊，因其胸前长有美丽的新月形金毛而得名。目前全世界仅大约2.5万只，被国际濒危物种贸易公约列为一类保护动物、被中国列为二级保护动物。这种珍稀动物在黑熊养殖业中却一直过着被囚禁抽胆汁的痛苦生活。如果不是这场积极而持久的“拯救黑熊”行动，大多数人不可能对黑熊养殖业的残酷和黑熊的痛苦有何意识，也不会对人类对待动物的残忍行为有任何反省。
如果说这次动物福利教育和以往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肯定自我”的教育，“自我”就是基金会成员内心所坚信的保护动物的信念。亚洲动物保护基金的救熊行动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谋求与政府的正式合作，而不是像有些动物保护人士对保护动物总是抱着忸怩的态度，对保护动物的主张缺乏足够的信心和底气，即使呼吁人类保护动物也带着自我怀疑和菲薄的闪缩心态。
正是他们的自信，使别人也相信了他们。在亚洲动物保护基金会黑熊救护所组建之后，四川林业局停止向以获取胆汁为目的的黑熊饲养户发放营业执照并关闭饲养场，该林业局还将一处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捐献给黑熊救护所。而回顾救熊行动的开始，大多数人并不看好，甚至国际动物福利基金会(IFAW)认为救助这样的黑熊不是长远之计，除非中国政府下令禁止获取熊胆的黑熊养殖业，否则国际组织对改善黑熊的生存状况也无可奈何。被认为治标不治本的“拯救黑熊”行动却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这可以给予时常处于望而却步的人以启示。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推举亚洲动物保护基金会，并非根据“保护了珍稀物种亚洲黑熊就是保护了人类共同的财富，因此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逻辑，而是――动物福利也应看作是公共利益的一部分，为改善动物生存环境而作出的努力即属于为公共利益的行为。尽管将动物福利列入公共利益，对许多人在观念上是一项挑战。壳牌：对环境的承诺
刘 阳
相信很多读者都对中央电视台的一则公益广告印象深刻，“如果骏马追不上太阳，我们就把太阳放在马背上”。 简便的太阳能电力系统，让牧民的夜晚不再寂寞，而这背后闪现的，就是壳牌的身影。
壳牌之所以被我们认为能够摘取企业公民奖，正是因为作为一家能源公司，一直以来能够将环境保护与盈利并列为企业的两大原则，致力于提供长期可持续的清洁能源方案。
壳牌正积极从一家石油公司转型为一家能源公司，除了进行煤的绿色开发技术研究之外，还进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它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不仅能产生清洁的能源，还使边远地区的家庭与工业用户用上电，前者是环境责任，后者是社会责任。上面那则广告所说的，就是荷兰政府赞助的总投资为2500万美元的中荷合作开发项目，壳牌借此机会，将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销售到新疆农村。因为有政府补助，当地7.8万户居民能廉价购买这套系统，方便地获得电力。
2003年，壳牌在中国启动“可持续发展推广行动”。通过专家、政府、民间组织和新闻媒体等多方参与，向公众宣传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同时，在具体的投资项目上，壳牌力争将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责任贯彻到位。
在中国目前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中海壳牌项目中，总投资额达43.5亿美元。该项目从 2002年11月奠基开工起，在施工过程中严格贯彻环境保护的理念。大至空气、海水，小至珊瑚甚至几枚鸟蛋，中海壳牌都极力保护，并为此投入了巨额 资金。2003年五六月问，壳牌花费70多万元人民币请来一支拥有海洋生物专家、蛙人等专业技术人员的队伍，
将施工区域海底400平方米的珊瑚礁陆续移植到10公里以外的海域，以便珊瑚继续生长。将环境和当地社区的利益放在非常重要地位的事例，在壳牌的施工过程中不一而足。
作为一个企业，壳牌无疑要追求利润率最大化，但是，壳牌同时知道，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承担起对人类和地球的责任，而这些，正是很多企业所忽视的。
浙江商会：建设性的力量
袁卫东
一切并不是偶然。
当温州打火机商人，温州打火机协会副会长黄发静，以欧盟反倾销案中，中国民间应诉第一人的身份，享受2003央视年度经济人物候选人的光荣与梦想时，国人津津乐道的“人世第一案”，也彰显了这样一幅图景：中国民营企业第一次以民间商会的名义亮相国际舞台，在遭受国际封杀的背景下，为争取权利和商业空间，奋起抗争。气象为之一新。
这不单是一个浙江商人的个人勇气和胆识，背后是沉淀已久的浙江商会力量的彰显。我们注意到，与浙江民间企业崛起相伴随的是一场静悄悄的民间商业组织“革命”――商会的复兴和成长。这是与“浙商”崛起现象，同样值得关注的现实。
当这些甚至将眼镜和烟具制造等行业都囊括其中的商会，成为当地最有活力和权威的民间组织，并从浙江全省，蔓延到全国各个省份以及大中城市，甚至远涉海外，你不得不承认，这些民间组织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活跃于经济舞台，同时在整个浙江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正在创造历史。
这种在政府打理一切的传统思维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具有强烈民间色彩的工商团体，显示了民间治理的可能道路。清醒的观察家不仅审视到，浙江商会秉持的“五自”方针，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协调、自我约束、自我教育，也看到其当下已经承担起的六大任务――行业自律、维权、组展、服务、协调、管理。在现有的政治结构中，商会成长为一支建设性的力量。商会组织的出现与壮大，使得浙江民企的发展在商会的监督与自律下，走上了有序而健康的发展道路。
所有通向自由繁荣的道路，都不能匮乏这种传统。近代岁月，浙江商帮将那些足以标榜中国史册的工业与金融企业在黄浦江畔催生，而今上海在历史中转了一圈后由政府着力推动努力重新拾当年的荣光，而商会重新崛起，却是更体现自由经济发展之必然的民间力量的复苏。浙江商会的表现，让我们期待，这不是历史简单的回归，而是真正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