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我从福建省闽候县偏僻乡村，考到清华大学。我家当年很穷，是国家的助学金政策，赞助我完成了初中到大学的学业。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恩。这也是我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后，极力呼吁教育公平的原因。
据我观察，当前，中国教育领域的不公平有三大体现：一是资源配置不公。国家教育投入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对中西部和农村地区投入甚少；二是义务教育城乡不公平，即城市学生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而占全国人口比例70％的农村人口却没有实现义务教育；三是发达地区、中心城市与其它地区的不公平，尤其体现在高考制度上。
以湖北为例，近20年来，清华、北大在鄂每校每年招生人数不足百人，在北京每校每年招生不低于500人，两校湖北录取总数仅为北京考生的16；而湖北总人口是7500万，北京为1500万，是北京的5倍。这意味着，湖北考生考上清华、北大等名校的机会，仅为北京考生的1／25。结果导致湖北省考生上清华、北大的平均分数，比北京市高160分，最高时达220分！
我认为，北京、上海这些中心城市考生享受了良好的义务教育资源，而上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却比湖北考生低许多，这是极大的不公平，实际上将北京、上海变成了特权地区。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导致许多人千方百计想挤进北京，以便让自己的后代有更多的机会走进重点大学。
有鉴于此，今年3月，我在全国“两会”提出关于“建立全国30所名校联考与地方自主招生两次考试相结合模式的建议”。我提议在全国实行春秋两次高考的制度，秋季由教育部会同中纪委、监察部在全国统一举行最著名的30所名校联考。试卷、考试时间、录取分数线均全国统一，根据分数填报志愿，根据电脑排位确定各校最低录取分数线。各校录取名单、分数在全国主要媒体公示10天。至于未列入30所名校的高校则参加春季招生考试，考试维持现有模式，由各省自主招生，考试时间全国统一，录取分数线各省自行划定。
议案公布后，我的观点引起广泛讨论，多数人赞成，也有人提出了质疑。
一种观点认为，北京、上海教育水平高、学生素质高，而一些中西部地区教育水平相对薄弱、学生素质低，所以前者考生应多录取。然而，学生素质如何衡量?从目前来看，考试仍是最公平的办法。应该实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此外，就我们所知，中国近现代大量的杰出政治家、将军、科学家都来自中西部地区。可见，这种观点也经不起事实检验。
另一种观点认为，北京地方政府参与了清华、北大等重点高校的共建，给这些高校许多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理应在招生指标分配上予以倾斜。然而，很明显，北京、上海的发达也是地理优势和全国人民支持的结果，它们有义务对全国落后的地区提供帮助。分布在京沪地区的部属重点高校，更是全国人民共有的资源，不能只照顾本地学生。降低分数线，应针对边穷地区，而不是北京、上海。
有必要指出，拿掉高考特权，可以有效缓解大城市的人口压力。如果住在哪里都能以同样的分数上清华、北大，那些专为孩子入学而转户口的家长，何必一定要住在北京呢?这样，许多人可能就会自发离开北京，这既减轻了北京市的环境污染及就业压力，又可给其他地区的中小城市带去投资。
当然，也有人提出，这一建议的操作难度巨大。但这种担忧是多余的。春秋两季两次招生，可使学生拥有两次考试机会。第一次没考上，还有第二次，减轻了大量学生复读的压力，减少了家长的经济负担。
有必要指出，一年两考，在历史上也不乏先例：早在解放前，西南联大曾举行过全国联考，培养了众多人才；1977年，全国首次恢复高考，是在1978年春天举行的，1978年的高考，在同年秋天举行；近年来，在北京、安徽等地区曾进行过多次春秋两次高考的尝试，为全面推行一年两次高考积累了经验。此外，全国MBA招生实行联考制，同时又有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两套考试系统可以并行不悖。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已刻不容缓!而高考制度的改进、完善，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考试选择机制，必然大大推进高等教育改革的进程；促进高校之间的竞争和重组，它有利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全国人民都将从中受惠。
(作者为全国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