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 教育公平与社会和谐有什么关系?能否从废除“名校省际配额”着手，打造一个新高考秩序?能否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中国的教育改革事业?
日前，记者在北京，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教授、博导洪可柱先生，倾听他在教育事业方面的见解。
没有公平何来和谐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日前您应本刊之邀，在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做了一场名为“教育公平与和谐社会”的演讲，现场反响很热烈。请问，您是怎样理解“公平”与“和谐”这两个字眼?今年以来，它们的提及率是越来越高了。
洪可柱(以下简称洪)：“公平”与“和谐”可以说是人类社会自远古以来，最根本的人文理想。从古至今，无数思想家、艺术家、政治家，关注的、思考的、奋斗的，可以说都不脱离这两个范畴。中国古代典籍《礼记》里写到：“大同之世，天下为公。”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多次手书“天下为公”这四个字，他去世后，南京中山纪念堂，广州中山纪念堂，中间悬挂的，都是这四个字。我们可以说，这四个字写的，是一条千古“国训”。我想，所谓公平，就是不偏袒。春秋时的管仲说：“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所以公平的境界，说起来很普通，很简单，但它其实就是效仿“天地境界”，求公平之理，行公平之道，这是人生最崇高的境界，是值得宝贵的。“公”，在个人道德上，是很高的境界，我们应当提倡，但不必苛求；而在国家政策方面，“公正”、“公平”则是起码的底线。今天，我们所要保障的公平，我想最重要的方面，就在于人民接受教育的公平，以及接受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
再谈和谐。《礼记》里面《中庸》一篇，对“和”的解释非常好，说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又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我们可以说，“和谐社会”从来就是中国最核心的社会理想。今天党中央提倡“构建和谐社会”，这是要回到民族文化传统的特质上来。“和谐社会”的提出是非常伟大，非常及时的。以前，我们一度认为“阶级斗争推动社会进步”，现在不这样看了，人与人，人与自然，还是要强调和谐，让社会在稳定与和谐之中，慢慢地调整与进步。这是一条康庄大道。
《南》：那么您认为，教育公平与和谐社会是什么关系呢?
洪：我认为，这是非此无彼、由此及彼的关系。简而言之，就是一方面，教育若不公平，则社会无法和谐；另一方面，公正、普及、完善的国民教育，是中国通往和谐社会最重要的一座桥梁。
重审科举制的公平、人道成分
《南》：2005年，对于中国师生来说，是个特殊的年头――就是在100年前，“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被彻底废除了。但在你的演讲中，多次指出科举制度有其进步性，对今天的高考也有不少借鉴作用，请您具体谈谈。
洪：我认为，古代科举制度最大的长处就在于它大致实现了中国古圣先贤关于“有教无类”的理想。
在古代中国，每个姓氏，都出过几个状元；每个地区，几乎都出过几个状元。所谓“十年寒窗无人晓，一朝题名天下知。”这不但是戏文里的话，更是中国社会上千年的事实。因此，中国社会在许多次大分裂、大动荡之后，仍能回到统一，仍能回到和平，我想，这和中国古代教育的内容，考试的方式确实是分不开的。另外，我们知道，西方启蒙时期的思想家，都非常欣赏中国的文官制度，都设法把制度精髓搬到西方去。而中国古代文官制度，正是建立在科举考试的基础上的。所以，对于科举，我们不必妄自菲薄。
大家从前都读过《范进中举》的课文，这篇文章是讽刺科举的。但从中我们也可以读到，原来一个又老、又丑、又没有任何背景的书呆子，在清朝也可以中举做官，所以，从这层意义上看，科举制度还是有其公正和人道的一方面。科举考试迂腐的内容，那些八股文的东西，当然要扬弃；然而其面向大众、一视同仁的公正性，我们还是要继承的。
《南》：您对新中国建国之后的教育政策是怎样看的?据您的研究，近来中国教育的不公正严重到何种情况?
洪：可以肯定地说，建国后的教育政策较好地保障了人民受教育的权利，提高了教育的普及性和公正性。如我本人，就是一个受益者。我是1963年，从福建省闽候县的偏僻乡村，考到清华大学的。当年，我家里很贫穷，是国家的助学金政策，赞助我完成了从初中到大学的学业。对此，我是心存感恩的。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呼吁教育公平的原因。
但客观地看，9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公平”受威胁的问题是较突出和严重的。据研究报告指出，一些名校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招收的新生中，农村学生比例呈下滑趋势。我想，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平等。如果我们的教育不能实现社会公平，反而扩大社会差距，岂不是背离了教育的初衷?有调查还显示，中国在1978年之前，教育机会的分配，是向着平等方向发展的，教育有效地缩小了阶层差异。但1978年之后，教育机会的分配则更有利于家庭背景好的人，教育成为促进社会分化的工具。
我们知道，中国经过十多年改革，户籍制度、社保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等都在逐步走向公平，但教育的公平性却在恶化，这太不应该了。前些时候，听说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先生对高校的教育收费问题也发表了沉重的感叹。
近年，我每次回乡，总是有种很感伤的感觉。我看到很多少年人，青年人，在游手好闲，甚至惹是生非。我痛感，他们失去教育事业的护持了!今天失学的他们，很有可能成为明天社会不安定的因素！
拿掉大城市考生的高考特权
《南》：今年“两会”上，您会同30位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在全国实行春秋两次高考制度，秋季为30所名校联考，试卷全国统一、最低录取分数线全国统一；春季招生考试原则上则维持现有模式(详细内容参见后文)，我们理解，这一建议的主要用意是拿掉京、沪一些大城市的考生更方便进名校的特权，是这样吗?
洪：可以这么说。目前全国重点大学招生指标的分配是不公平的――特别对中西部考生是极不公平的。
这里要讲个小故事：湖北有个青年学生，当年高考时由于指标制度这种不公平，没有考上重点学校，一气之下出国了。他在美国学有所成，也生育后代了，但还是想回来报效祖国。回来后，一个非常痛苦的选择是在何处落户，是落户北京还是落户到湖北，考虑再三，还是落户北京。他说这是为了儿子着想，让他今后不必走他当年的路，能够在北京享受更好的教育，更容易上重点大学。做这一选择，他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他在湖北有年迈的双亲，高堂俱在，不能 孝敬。我认为，由于教育资源、指标分配的不公平，导致这种不人道的状况，是很残忍的。
近年来，所谓“教育移民”是愈演愈烈了，治本之策就是要取消重点名校省际配额制度。当然，适度地向一些贫穷、边远省份倾斜，我们是没有意见的。
《南》：您的这个议案，关注的是名校招生指标对广大“外省考生”的不公。您认为，当前教育公平还存在哪些问题?
洪：首先是现在城乡受教育机会太不均衡了，我希望有关方面对这个问题予以更多关注。
还有一个问题是教育腐败问题，不少腐败是依附着不合理的招生办法而生的。听说目前某些高校招生，有几类可以降分录取：一是“定向生”；二是“二级学院”，三是“专升本”，这些录取资格，不少是和收费挂钩的。这不就是“卖考分”吗?
所以我说：地区的门槛要拆掉，城乡的门槛要拆掉，文凭绝不能用金钱收买。这是我个人对“教育公平”的三大建言。
全社会都行动起来
《南》：我们注意到，您的建议案中，高考这件事，不光是教育部门要管，中纪委、监察部乃至科研单位、新闻媒体也要参与，这是出于一种怎样的考虑?
洪：我认为，教育、高考不仅是教育部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一定要有更多方面力量参与，才能完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咱们中小学生的教材最近取消了“岳飞是民族英雄”这种阐述；近年还把“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从小学课本取消了。教材改革委员会的同志们出于什么考虑、动机来作修改，姑且不去评价。问题很大程度上出于：改革是在小圈子里、一部分人中间完成的，既没有体现历史的传承，也没有考虑国家、民族感情要求，就很容易激起不满。
所以，我觉得如果把关系到整个国家长远利益，影响重大的教育改革，局限在一部分人中间完成，这个改革作用必然不会很大。教育改革不仅是行政官员的责任，更关系到民族、国家的深远利益。我们有理由发动广泛的社会力量来参与教育改革，吸收最大多数人的道德热情、聪明才智，共同铸造透明、法治的教育制度。
我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制国家的基础，是人民有必要的自我管理能力，而具备这种能力的先决条件是大多数民众的觉悟，这种觉悟又以全民教育为前提。所以，我们只有倡导一种公正的全民教育，才能完全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