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都是谷贱伤农，2006年原本是个难得的丰收之年，中央政府最担忧的，却是谷贵伤民。 从去年11月份开始，先是河南、山东、江苏等粮食主产区粮价以超过10％的速度上涨，接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食用油和面粉价格“跳高式”上涨。为平抑快速上涨的粮食价格，在2006年最后两个月时间内，代表国家意志的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储粮)先后7次，公开拍卖临时储存小麦502万吨。
什么都可以涨价，为什么农民的粮食不可以涨?乐观者可以宣称，粮食涨价是让城市居民掏腰包补贴了八亿农民，事实上，在这场粮食风波中，中储粮一边极力在平抑粮价，一边也在通过各种方式，小心翼翼地向公众表示：这轮粮食涨价是应当的，有利于农民增收。
但如同石油、电力等具有垄断性质的机构一样，公共产品价格一上涨，中储粮严格执行国家政策的托市收购行为就被不少批评家和媒体认为是粮价上涨的罪魁祸首，粮价上涨的利润大部分流入了处于流通环节的中储粮手里，而非农民的腰包。
耕地逐年减少，人口逐年增加，一边是逐渐承受不起生活成本增加的城市居民，一边是急需增加收入的中国农民，内有粮食流通体制的梗阻，外有虎视眈眈的国际炒家在紧盯着“中国粮”，作为粮食净进口国的中国，粮食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复杂过。
但可以预见的是。这轮起于2006年年末的粮食风波，不会再像10多年前那样，演变成抢购风潮，但是，这场风波对于我们的价值，不应该仅仅是对粮食流通体制的反思。
粮食两端的城市和农村
在这场粮食风波里，似乎没有人做错什么。国家为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制订了托市收购的政策，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者，中储粮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农民粮食，顺价销售所得利润上缴中央财政。
12月22日，中储粮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其新闻发言人何清明表示：粮油价格上涨与诸多因素有关，如国际上主要粮食品种价格上涨、国内两节临近、需求量增加等，以此回击各界对其依靠垄断地位为自己谋取不合理利润的质疑。
媒体一直在批评，粮食涨价的好处并没有全部给予农民，但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是，对于农民来说，粮食涨价总比降价好。粮食价格上涨，会带来一系列物价上涨，最直接受到损害的，就是需要为此承担生活成本增加痛苦的城市居民。
当这一理论上存在的逻辑，在2006年年末突如其来地成为现实后，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打压粮价，事实上，相对于同期国际粮食价格的上涨，中国的涨幅并不算离谱。在世界最大的农产品期货市场芝加哥期货市场上，今年主要粮食品种的期货价格纷纷创下10年来的新高，和去年同期相比上涨11．3％。
这场风波中，人们把批评的目光投向了公共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弊端，中储粮成了靶子，但如果粮食涨价的实惠真落入了农民口袋呢?事实上，经过制度设计的调整，这是相对容易实现的事情，到那个时候，粮食价格大涨就会受到人们欢迎吗?当种粮农民的利益与城市居民的切身利益发生直接冲突时，政府公共政策会如何转向?人们不得而知。
让农民安心地在家种粮食，一并告诉他们，这样才能致富――2006年的粮食风波，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永远只是一个善意的谎言。粮食问题非常重要，但更多的时候，它更像是一个伪问题。
许多发达国家农业所占GDP的份额不到5％，日本的食品自给率不到40％，中国人对于粮食和耕地问题的过分担忧以及由此衍生的一系列保护措施，是否过于保守?更多的经济学家们在宣称：中国的问题在于迅速地工业化、城市化，帮助农民成为市民，而不是补贴他们种粮食。
该怎么应对农民?该怎么应对土地?该怎么应对国际市场?重新系统地认识中国的粮食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来得迫切。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学家茅于轼给出的评价听来更为坦诚：许多人思想还没有转过弯来，还在为粮食问题和保护耕地过分担忧，这种担忧某种程度上妨碍了我国的工业化过程。
茅于轼说，减少农业人口是我国各种工作中最艰难的一项任务，用帮助农民转业，提供培训和就业信息，组织融入城市的方法来帮助他们，而不是补贴种粮，补贴化肥，提高农产品的进口税等。
事实上，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正在进行着的正是急速工业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土地不断减少，耕地大量抛荒，农民们离开土地去寻找收入更高的工作。
城市在不断壮大，农村在急剧缩小，中国早已是粮食的净进口国，但大家却没有饿肚子，农民还是卖粮难。如果不是冷不丁冒出的粮食涨价风波，谁还会记得那些种粮的农民?
中国还会出现粮荒吗?
1993年末，中国曾经有过一次与今天类似的粮价上涨风潮，一度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关于“中国人能不能养活自己”的争论持续了好几年。
那次风波除带来了抢购风潮，还带来了著名的“布朗预言”。1994年，时任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的L．布朗以《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轰动世界，他在文中预言：在1990～2030年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谷物进口国，中国的经济繁荣将使世界进入粮食短缺时代，由于中国的大量进口，世界市场粮价将大幅度上升，进而剥夺第三世界的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人口的食品权利，加剧世界的贫困问题。
布朗的结论多少有些危言耸听，并已经被中国的现实所击破，但是，他所称的人口增长、耕地减少、土壤恶化、水资源短缺，以及粮食增长率的递减等，现在看都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严重问题。中国的粮食危机，实际上就是国土危机和人口危机。
来自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显示，1996年以来，由于工业用地、铁路修建、公路网延伸以及其他建设用地，农业用地已经锐减了600多万公顷，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
减少耕地的趋势集中表现在沙漠化扩大，农用地转非农用地，改种较高价值作物以及双季作物减少，许多粮农改种水果和蔬菜，以求增加收入。在中国每增加20辆汽车大约需要硬化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用于停车位、街道和高速公路建设。
农民的粮食种得再漂亮，也无法收取现代化产业链条上的高收益。但是，农民都不种粮食了"谁来养活中国?布朗预言的结论可以不相信，但是他提出的命题，却无法回避。
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未来5年“耕地保有量保持1．2亿公顷”被作为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束性指标写入。这也可看作是国家对于耕地和粮食问题的一个底线。
问题是，这个底线设定得是否合理、可行?推崇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学者不断对中国过分保护耕地的措施进行质疑，认为这会影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与城市化 的迫切程度相比，保护耕地应该排在其次，因为粮食已经不是问题，完全没有必要死守住耕地面积。在执行层面，中央政府的严令并没有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耕地的减少，并没有得到有效遏止。
2006年12月17日，国家农业部发布了《全国粮食生产发展规划2006～2020年》。
农业部副部长张宝文说，虽然粮食生产连续3年丰收，但中国粮食依旧产不供需，产需自给率大体在97％左右。从长远看，粮食生产受资源、气候、技术、市场制约和种粮比较效益影响，产量大幅度增长的难度很大。而随着人口增长，畜牧业和粮食加工业的快速发展，粮食消费量继续增加的趋势不可逆转。
粮食问题不会把中华民族现代化的步伐打断。2006年5月2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科协七大上，对科学家们说，目前我们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未来10年人口将增加两亿，要求农业大幅度增产；另―方面城镇化、工业化还要占用耕地，非农业用水越来越多。美国一个名叫布朗的提出一个问题：“谁来养活中国?”出了书。我看只能靠科技养活，靠中国人的智慧养活中国。
当国际市场注入“中国因素”
事实上，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少粮食，只需浏览一下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年鉴和其他出版物，就很清楚，世界的粮食产量、贸易量都在不断增长，世界粮食进口的头号大国并不是有13亿人口的中国，而是1亿多人口的日本，排在第二的是不及中国人口4％的韩国!
发达国家的农场主为“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持续发展”，休耕了几千万公顷的土地，但显然不是由于环境问题使他们的粮食生产能力遭到了破坏，而是政府对粮食产量过剩加强了控制，那里粮食生产的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数据清楚地表明，世界市场不缺粮，只要有足够的外汇储备，不会有挨饿的危险。日、韩如此，中国同样。与布朗的悲观不同的是，更多乐观的经济学家推算出，中国的粮食可以依靠国际市场来满足，粮食需求缺口即使达到10％，也完全没有必要恐慌。
但在2004年，当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向国人宣告中国成为粮食净进口国时，激起的争论让人吃惊。此前的2003年，粮食产量连续5年下滑，跌至1990年以来的最低点。随后，国家采取了异常的耕地保护措施，并想尽各种办法鼓励农民种粮食。这些措施很快稳定了中国的粮食产量，从2004年开始，连续3年增产。如果中国的粮食缺口真达到了10％，想从国际市场上把粮食买回来，却不会是想象中的那么容易。这需要一种对国际市场的信任。但“中国因素”的尴尬遭遇，无疑在加剧着政策的保守性。
在国际期货市场上，只要中国交易员放张大点的单子，都会成为国际投机资金关注的对象，因为赚钱的好机会又来了，无论原油、金属或农产品，价格都会扶摇直上，“中国因素”成了国际炒家疯狂掠夺财富的工具。从2003年以来，“中航油事件”、“中储棉事件”、“大豆风波”、“铁矿石涨价”、“高价买石油”、“国储铜事件”等一系列风波几乎让国人对我们的交易员丧失了信心。在数千亿国际投机资金的攻击下，中国已经为自己对规则的生疏和缺乏技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与欧美期货市场相比，国内期货市场的规模和运作水平不容乐观。在这样的情境下，对于粮食和耕地保护问题的保守，对一个农耕民族来说是最容易作出的保险选择。
但是，这种选择显然无法支撑民族的复兴。这次粮食涨价凸显出的多少土地种粮食和多少土地用于城市化、工业化的两难选择，还会一次次考验我们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