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湖北的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曾入选本刊2005年度“为了公共利益”人物榜，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他以敢言的作风被媒体称为“两会十大言者”之一。今年，他的风头仍健，一共提出了十多份建议。作为建筑行业的资深人士，他对控制房价问题提出了取消预售制度、提高首付比例、给房奴提供破产保护等措施；作为武汉大学的兼职教授，他点名批评了北大、清华等高校的教育腐败和不公平现象；他还点名批评了厉以宁、张维迎等经济学家，呼吁对证监会发审委的历任委员进行审计。
3月9日，洪可柱在湖北团驻地北京中苑宾馆接受了本刊的采访，谈了他的建议和如何当人大代表的体会。
对准焦点问题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你在今年的“两会”上提出了十多个建议，涉及方方面面，请问这些建议是怎么产生的？
洪可柱（以下简称洪）：人大代表的意见不是代表个人，而是要代表人民的声音、人民的意愿，所以要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人大代表首先要听取选区内人民的意见、单位里面的意见，我们还接触到全国各个行业，听取各个行业的意见。就社会上的一些焦点问题，有一批很热心的人提供他们的意见，给我们参考，这是第二方面的来源。第三个来自单位里有关人员，他们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产生的渠道大概有这么多，意见的来源是广泛的，然后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和研究。
《南》：也就是说信息渠道是多样的，但形成的建议还是有很多你个人的思考在里面。关于房价，老百姓都反映房价高买不起，你去年就提出了提高首付比例等建议，今年仍继续关注这个问题。我们这样的年轻人都面临买房子的问题，其实是不希望首付比例提高的。
洪：我提的是一个综合的措施，一是取消预售制度，第二个是房地产的供给结构要发生重大改变，去年我们提出来70到80平方米的住宅要占很大比重。这个意见在去年的宏观调控中被有关主管部门部分地吸收了，规定新建房地产项目90平方米以内的住宅要占70％的比例。同样的开发面积，由于户型变小，供给量就会大大增加，就可以满足社会对住房的需要。面积小了，在房价没降的情况下总价就低了，即便首付从30％提高到50％，实质的首付是差不多的，同时总体购买价格降下来了。还有约束性条件，对于购买两套以上的，就不是提高首付比例的问题了，原则上不给予低价贷款，要限制。现在不是有政策了吗，购买之后要3~5年才能转手。有这样几个条件，就能大大限制炒房。
《南》：今年你继续提出关于房地产的建议，在内容上有哪些前进？
洪：主要是在去年的基础上加上了破产保护的建议。在过去的住房制度改革过程中，由于供给结构严重扭曲，和在市场上有些理论的诱导，叫做“超前消费”，所以有些人买了大户型的高价房子，买了之后变成严重的负担。有两种可能，一是经济周期的影响，比如失业了，无法供房子；二是天灾人祸，家里有人生病，也导致无法供房。不能履约就要破产了，房子就要被收回，变成无住房者。我今年提出来，要对这种情况给予破产保护，因为责任的产生主要不在于购房者，而在于当时市场的无序。
住房是国民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它牵扯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住房还具有公益产品的属性，政府有一种道义也有一种责任来满足比如特殊困难人群的需求。这是基本的道义问题，人权问题。在过去比较不正常的房地产市场中，只有大户型的房子，有些人要结婚需要个窝住，就买了，现在有些人“被套住了”，可能要破产，我们不能眼看着他们破产，成为无房的流浪者，这不是我们的社会取向。
另外，我今年还提出了通过解决“土地财政”问题来抑制房价攀升。
为什么要点名？
《南》：你关于高教问题的建议很尖锐，直接点了北大、清华、复旦等高校的名字，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洪：我们讲30所名校，但我不可能把这30所学校的名字都写出来，没有这个必要。高等教育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我不可能就一个一个的学校来谈问题，于是就用这些有代表性的名校来谈，这样问题可能比较好说明一点。高教存在着不公平的问题，越是这些名校越明显，从这些学校所录取的学生看，农村学生占的比例是极低的，大概不到20％，但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多。这合理吗，公平吗？是不是农村的学生特别笨、特别土，不堪造就呢？事实不是这样。造成农村教育水平落后的原因是过去国家在投入上不公平，资源配置并没有往贫困地区倾斜，造成那里的学生“见少识少”，这就不能怪学生本人。从人才培养角度来看，一旦落后地区的学生获得培养，成材的几率更大，因为他更加勤奋，有无数的事实说明这个问题。
在录取名额上，过去我们以为是教育部的问题，事实不是，首先是这些名校自己提出来哪个地区录取多少，然后由教育部审核汇总。所以首先是名校怎么看待教育公平问题，基础在于学校。
《南》：我记得北大校长曾经就这个问题表态过，因为北大在北京，地方政府对学校有投入，多招收一点北京的学生也是有道理的。
洪：不是一点的问题，而是重大的失衡。名校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多招一点，照顾一点都很正常，但前几年，北京的考生进入顶尖名校的几率是我们湖北――湖北也是教育大省――考生的25倍，这就差得太离谱了，怎么样的照顾都不应该差这么多。
在代表委员的呼声中，中国政法大学去年首先站出来表态，从2006年开始招生的投放按各省的人口比例来分配，这应该说走出了重大的一步。但这种配置简单了一点，我认为既要往公平合理的方向靠拢，还要照顾到历史和现实。这种做法首先名校的校长们必须接受，令人遗憾的是，以名校为代表的很多高校的校长们并没有看到这个情况。有问题不回避，但是看不到或否认这个事实，问题就不好办了。
《南》：插一个问题，在“两会”期间，人大代表的责任是监督政府，我不是说其他的地方就没有毛病了，而是在这段时间里代表首先应该挑的是政府部门的毛病，但代表们很少这样做。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洪：在重大的决策上面，新一届党中央、本届政府就职以来非常关注的就是科学发展、协调发展，治国治党的理念非常明确，就是要公平，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以人为本不是以一部分人，而是全体人民，这是一。二是构建和谐社会，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是再明确不过了。最高层的决策是正确无误的，但是决策就要靠各方面去实现，但是现在在实施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中央的决策要使大家都能接受，过去存在问题的单位就要转变思想，跟上中央的决策，我们刚才讲高校的机会不公平，如果投入不公平，那是政府的问题，政府应该加大投入，但机会不公平就是高校的问题，你要拿出一个合理的招生计划。
《南》：你还点名批评了几个经济学家，并建议对证监会发审委历届委员进行审计，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洪：在关于对发审委进行审计的问题上，我谈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现在社会舆论汹汹，的确对发审委有意见。中国股市的确走过了非常曲折的历程，广大的老百姓受到各种各样的误导贸然入市以后，被套进去了，血汗钱可能就蒸发掉了，很多老百姓对此是有非常大意见的。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发审委委员位置上的具有决策意见的委员们就需要有所交代，就是要对他的工作进行评价，是否称职，给人民一个交代，还他们一个真实。审计清楚了，有问题就是有问题，没有问题就是没有问题。这对今后股市的健康发展是有利的。
中国股市不到20年的时间，有一大批公司破产，有一大批公司暴露出真相，上市公司中间有很多是垃圾公司。当年有一种理论叫包装上市，处于非常关键环节的证监会发审委对能否上市是有决定性意见的，这么多垃圾公司上市了，发审委没有责任吗？我们自然就会这么问。有没有规矩，有规矩；有没有标准，有标准。比如发审委委员应该非常清廉，不能和上市公司存在利益上的关联；对上市公司的资产状况要进行严格的审查等。为什么有那么多垃圾公司上市，圈了那么多钱，使老百姓受害呢？历届发审委的委员表现如何，是不是应该给大家一个交代呢？
作为人大代表，是为了国家的大计着想，不是跟哪个人过不去的问题。
《南》：现在关于人大代表应该专职化的讨论也很多，因为治理国家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你本人一共提了十几个建议，从房地产到高教再到股票发行，还包括一些地域性的问题，跨度非常大。一个人是很难成为多个领域的专家的，你怎么看？
洪：人大代表跟国外的议员还是有所不同的，我们的代表生活在人民群众中间，没有脱离人民，他了解社会的脉搏，能听到看到亲身感受到，就能够对不和谐的、不符合大政方针的现象提出修正的意见。另外，国外的议员一般只谋一个领域，能够把现状和历史进行对比分析，能做到比较全面。我认为中国可能要走两者结合的路，取两者之所长。你看我们人大代表的呼声，都是比较符合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