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起几落 吕日周成为“有争议人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5年前，他担任原平县委书记时。在这里，吕日周首创了“政府搭台，群众唱戏”，即“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此后，类似的叫法如“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等在全国风行。吕日周还让大量干部离开党政机关，去搞经济实体。他受到了当时的两位副总理万里、李鹏的接见。
吕日周成了山西省的一颗政治“新星”，国内媒体大量报道原平经验，专家学者们认为“搭台唱戏”有深刻的社会内涵，是把潜在的生产力变为现实的生产力。山西各地邀请吕日周介绍经验、作报告的越来越多，以至省委领导对他进行了批评，要他“多做少说”。
改革激起的尖锐矛盾也很快开始反弹，省、地领导中看不惯吕日周作派的也越来越多，由此长达9个月的审查开始，各种各样的调查组和前来取经的学习组一样多，最后中央调查组也来了。面对空前巨大的政治压力，吕日周感到委屈。在一本自传性的书里，吕日周回顾道：因为地委不公正的调查，当地一家工厂的工人罢了工。吕日周动员他们出来拉煤，但元人响应。吕就带自己的司机、通信员去运煤。他们从晚上9点多一直干到凌晨2点，全变成了“黑人”，吕日周还摔了一跤，脸上流了血。最后，工人们被感动了，全都出来干活了。
经过前后6次、500多天的调查后，1989年吕日周被调离原平，出任新成立的朔州市市长。他在这里工作了1年零2个月，其间既帮助当地一家国营鞋厂卖过鞋，也写过“为民办教师催发工资歌”；他花费了大量精力调和外商与当地百姓之间的矛盾，也曾带领10名民兵，手提利斧，劈开违章建筑“钉子户”的家门，将其一家5口挟持出去，又将房子轰然推倒。
在朔州，吕日周拟出了“十大治市方略”，并渐次实行。根据他的说法：这一年，朔州市工业产值、利润的增长幅度是全省12个地市之首，农业也获得了大丰收。但是，1990年的元宵节前夕，吕日周突然被省里免了职。接到免职通知的那天，当地有父子俩打死一只狼，拖到吕日周跟前领赏。得知他被免职后，善良而愚昧的农民们跪在吕日周面前，认为打狼的父子将狼、鬼引到了市政府，将“好官”撵走了。
吕日周回到太原，也四处打听自己的被免原因，但直到他见了省长、省委书记，也没有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心灰意冷的吕日周想要离开山西，平调到其他省份，为此他还给人送过礼。吕日周说，在这个时候，他常有“灵魂被撕裂的感觉”，“深深感到，官场文化不改造，有时会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
省里没有放吕日周走，1990年后，他在省发改委主任的位子上坐了10年，按他自己的说法，是“10年闹热了冷单位”。他到山西各地调查研究，撰写了大量关于改革的书和文章，这期间，他还经历过两次未成的调动，参加过一次副省长选举，但因省领导讨论时未将他列入候选人名单而“孙山名落”。
吕日周还在自传中回顾道：“在山西，有领导以我是‘理论家’为由，要让我长期呆在体改委。有一天我在省委党校见到这位领导人，他笑说：日周是理论家，在省体改委正合适。
强人政治
2000年春节前，省委决定调吕日周到长治任市委书记。就像15年前在原平当县委书记、10年前在朔州当市长一样，吕日周又迫不及待地在长治搞起了改革，并且，因为这一次的“舞台”更宽广、权力更大，可能还因为已是“山西最老市委书记”的时不我待，吕日周推动的改革进程更猛烈，引起的震荡也更大。两年后，他又一次出现在密集的媒体报道中，成了全国最知名的“有争议的改革人物”之一。
反对改革的人，固然不喜欢吕日周的种种新做法，拥护改革的人也不见得都赞赏他。对吕日周最集中的批评，是他的改革依靠的不是民主与法制，而是“一把手”的无上权威，是“强人政治”甚至“独断专行”。
关于吕日周的“强人作风”，他自己讲过一个例子：“我在原平当县委书记时，把马路拓宽了，把一栋50年代的2层小楼，拓到了马路中间。这栋楼拆还是不拆?一部分老同志说不能拆，拆了是浪费；大部分同志说要拆，它都跑到马路中间了，不拆怎么能行?思想难以统一怎么办?我就一方面组织不同意拆楼的老干部进行讨论，另一方面，再组织一些人，当天晚上就把楼拆了。到了天亮，楼拆得光光的。老干部们一看，楼都没有了，只好也同意拆了。你要是不拆，把它放到现在，还会有争论。”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2001年，吕日周在长治当市委书记时，市环保局圈定了100多个市区污染企业，要他们搬迁。但企业不想搬，吕日周就下令拉烟囱，他的口号是“烟囱不倒领导倒”!一次拉了100多个烟囱。烟囱一倒，企业不得不停工了。
对于以上指责，吕日周做过多次辩解。他说：“‘强权’我认为是个贬义词，但在改革的过程中，你否定了它，社会就不能进步了。就像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过程中产生了剥削，这个剥削以后还要消灭，但它当时是进步的，你要说它当时就是反动的，那就没法闹了。”
吕日周又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在党中央领导下进行的，党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要率先垂范，要艰苦奋斗，要敢作敢为，要旗帜鲜明，那怎么做到这一些就变成‘强权政治’了?你坐在那儿什么也不干，见到矛盾绕道走就对了?我认为那是‘庸人政治’!”
同为“有争议的改革人物”，吕日周与仇和惺惺相惜。2006年1月仇和当选为江苏省副省长，吕日周发去贺电：“您的荣升，是敢于吃苦、能干事情、自主创新的结晶；是时代进步、认识提高的标志；是人民支持、组织认同的成果。”
那时，吕日周已经离开长治3年了，他这份贺电的措辞像是经过精心推敲的，但吕日周否认了这一点：“我没有反复推敲，你要现在让我概括这三句话，我还概括不出来。当时我非常高兴。我希望仇和这样的干部，在更大的岗位上发挥作用。你要再问我，我还觉得这样的干部不要当副职，当正职更能发挥他的作用。”
一个迫切希望改革的人，来到一个思想保守、很不想改革的地方当“一把手”，局面怎么样是可以预料到的：不是他改变了他们，就是他们改变了他。因此，从这点来说，这个“一把手”必须强势，不强势就没人听他的，他的改革方案就永远只能是腹稿。但如果他强势，就会引起很大的争议，他还会很孤独。
对此，吕日周披露过自己的一段心路历程。1996年，吕日周在省体改委当主任时，因为体改委不是实权单位，他在下乡调研时常受冷遇，“百感杂陈”。一天下午，吕日周到大同浑源县乡下搞调研。乡领导跟他说，要组织民兵到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又不听话、不缴罚款的农民家里抢东西。吕日周问：难道不能研究出一些新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来引导、带动农民?乡领导说必须来硬的。吕日周回忆说：“我无权说服 他们，只好难过地摇摇头。”后来，吕看到一群年轻人扛着抢来的东西往外走，后面一个母亲大喊：“你们是强盗啊，你们跟国民党、日本人一样!”吕日周回忆道：“看到这种场面，我感到很悲愤，也很痛心，心情很长时间都平静不下来。”
因此，一旦“当了正职”，“更能发挥作用”了，吕日周就迫不及待地行使权力，要建造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社会秩序。但实际上，吕日周还是做了很多妥协的，他说：“地方跟地方不一样。江苏这个地方，经济发育程度高，思想解放程度高，领导支持力度也大。山西不沿海不沿边，黄土丘陵区，靠煤炭资源为支柱，计划经济、封建社会的影响比较多，我们的改革就会较谨慎一点儿。”
因此，吕日周很羡慕仇和“仇和的运气比我好。他生在了好地方，我就生在了不毛之地。”
党务改革
外界看待吕日周，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新政”上，但都忽略了，吕日周还是个有着坚定信仰的共产主义者。根据他的自述，他所有的做法都是为了强化党的领导，提高党的生命力。
1984年，吕日周提出过一个新观点：“我们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搞的社会主义，我把它称作资前社会主义，列宁搞的是资中社会主义，而马克思说的是资本主义发展以后的社会主义，这肯定是不一样的。”他说，毛主席三分世界，我们完全可以三分社会主义。
他又认为，改革往往起源于基层，党的改革也是如此。他把基层的改革者比喻为“向导”：“党的领导是正确的，但遇到具体问题，可能不知道怎么走，这时不就需要向导吗?毛主席领导人民军队北上抗日，走到草地上，闹不清该往哪儿走，他也要找个向导。向导往往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我认为党的理论是公民实践的指导；公民的实践，是党的领导的向导。”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吕日周在长治尝试了很多新做法，比如“干部福利待遇货币化”、“一个组织民主，另一个组织集中”、乡镇和村的党政一把手“一肩挑”等等。这些做法有的坚持下来了，有的无疾而终。吕日周对此评价说：“现在有个问题：下改上不改，左右都不改，改后没评估，争议四处有，这种改革很难改，要走曲折路的。”
吕日周在长治的很多做法，被人说成是“作秀”，吕日周辩解道：“我领着干部上街捡烟头，干部看见烟头都抢着捡。但是有个市民把一壶尿倒进树坑里，上面飘着十几个烟头。干部一看都不伸手了，我伸手就去捡出来了。你说‘作秀’容易吗?你没‘作秀’的怎么没得个‘全国卫生城市’称号?”
2003年1月15日，吕日周离开长治，当选为山西省政协副主席。有媒体报道了长治市的新变化：吕日周发起的改革进程被中断，开放的市委大院又设了岗哨，在公开场合提及前市委书记大小官员都噤声，等等。如同吕日周在长治乍起改革时大家不习惯，他这一忽然离去，“带走了全部云彩”，大家同样不习惯。
但是，吕日周的改革，给长治市留下了一个好的底子。长治的财政收入，以前是全省倒数第一、二名，从2001年开始，跃进到全省前3名，2005年又成为全省第二名，并且比第三名大同多了20亿元。在城市建设方面，长治由一个很脏的城市，变成了山西省最干净的城市。
现任的长治市委书记郭海亮，正在将吕日周未完成的改革继续推动。郭海亮在吕梁当市委书记时，也是一位改革者。吕梁设市时的经济状况，在山西省几个地市中倒数第一，到郭海亮离开时已经上升到第六位。但郭海亮为人低调，知名度远不如吕日周；他性格谦和，从不训斥下属，上下左右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好。近几年，长治市每年财政收入增长20多个亿，市区十几个公园，200多亩湿地，是山西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省会太原都比不了。吕日周现在还经常回长治，他非常赞赏郭海亮的做法，说“应该为郭海亮写篇大文章”。
吕日周刚到省政协当副主席时，向媒体描述过他在政协听到的一句顺口溜：“什么都不干没有意思，那就干一点意思意思，你要是干得多了，人家就问你是什么意思?”但现在他更爱说另一句话：“政协没有决策权，它还有监督权；没有表达权，还有夸奖权。”他认为自己在有实权的时候干得多，有虚权的时候就应该说得多。到省政协当副主席后，吕日周每年1/3时间还在下面跑。他走到哪儿，就要在哪儿上党课。有一次，昔阳县人武部请吕日周去讲党课，到那一看只有3个人。吕问：你们还有人没有?人武部把戴着白帽子的炊事员也叫去了加起来是6个人。吕日周就给他们讲了一上午党课，讲的是“任何工作重在抓落实”。
对于现在的吕日周来说，他更在意历史对他的评价。
责编：宁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