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吕日周为什么上不去 坎坷吕日周

  几起几落      吕日周成为“有争议人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5年前,他担任原平县委书记时。在这里,吕日周首创了“政府搭台,群众唱戏”,即“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此后,类似的叫法如“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等在全国风行。吕日周还让大量干部离开党政机关,去搞经济实体。他受到了当时的两位副总理万里、李鹏的接见。
  吕日周成了山西省的一颗政治“新星”,国内媒体大量报道原平经验,专家学者们认为“搭台唱戏”有深刻的社会内涵,是把潜在的生产力变为现实的生产力。山西各地邀请吕日周介绍经验、作报告的越来越多,以至省委领导对他进行了批评,要他“多做少说”。
  改革激起的尖锐矛盾也很快开始反弹,省、地领导中看不惯吕日周作派的也越来越多,由此长达9个月的审查开始,各种各样的调查组和前来取经的学习组一样多,最后中央调查组也来了。面对空前巨大的政治压力,吕日周感到委屈。在一本自传性的书里,吕日周回顾道:因为地委不公正的调查,当地一家工厂的工人罢了工。吕日周动员他们出来拉煤,但元人响应。吕就带自己的司机、通信员去运煤。他们从晚上9点多一直干到凌晨2点,全变成了“黑人”,吕日周还摔了一跤,脸上流了血。最后,工人们被感动了,全都出来干活了。
  经过前后6次、500多天的调查后,1989年吕日周被调离原平,出任新成立的朔州市市长。他在这里工作了1年零2个月,其间既帮助当地一家国营鞋厂卖过鞋,也写过“为民办教师催发工资歌”;他花费了大量精力调和外商与当地百姓之间的矛盾,也曾带领10名民兵,手提利斧,劈开违章建筑“钉子户”的家门,将其一家5口挟持出去,又将房子轰然推倒。
  在朔州,吕日周拟出了“十大治市方略”,并渐次实行。根据他的说法:这一年,朔州市工业产值、利润的增长幅度是全省12个地市之首,农业也获得了大丰收。但是,1990年的元宵节前夕,吕日周突然被省里免了职。接到免职通知的那天,当地有父子俩打死一只狼,拖到吕日周跟前领赏。得知他被免职后,善良而愚昧的农民们跪在吕日周面前,认为打狼的父子将狼、鬼引到了市政府,将“好官”撵走了。
  吕日周回到太原,也四处打听自己的被免原因,但直到他见了省长、省委书记,也没有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心灰意冷的吕日周想要离开山西,平调到其他省份,为此他还给人送过礼。吕日周说,在这个时候,他常有“灵魂被撕裂的感觉”,“深深感到,官场文化不改造,有时会起到逼良为娼的作用”。
  
  省里没有放吕日周走,1990年后,他在省发改委主任的位子上坐了10年,按他自己的说法,是“10年闹热了冷单位”。他到山西各地调查研究,撰写了大量关于改革的书和文章,这期间,他还经历过两次未成的调动,参加过一次副省长选举,但因省领导讨论时未将他列入候选人名单而“孙山名落”。
  吕日周还在自传中回顾道:“在山西,有领导以我是‘理论家’为由,要让我长期呆在体改委。有一天我在省委党校见到这位领导人,他笑说:日周是理论家,在省体改委正合适。
  
  强人政治
  
  2000年春节前,省委决定调吕日周到长治任市委书记。就像15年前在原平当县委书记、10年前在朔州当市长一样,吕日周又迫不及待地在长治搞起了改革,并且,因为这一次的“舞台”更宽广、权力更大,可能还因为已是“山西最老市委书记”的时不我待,吕日周推动的改革进程更猛烈,引起的震荡也更大。两年后,他又一次出现在密集的媒体报道中,成了全国最知名的“有争议的改革人物”之一。
  反对改革的人,固然不喜欢吕日周的种种新做法,拥护改革的人也不见得都赞赏他。对吕日周最集中的批评,是他的改革依靠的不是民主与法制,而是“一把手”的无上权威,是“强人政治”甚至“独断专行”。
  关于吕日周的“强人作风”,他自己讲过一个例子:“我在原平当县委书记时,把马路拓宽了,把一栋50年代的2层小楼,拓到了马路中间。这栋楼拆还是不拆?一部分老同志说不能拆,拆了是浪费;大部分同志说要拆,它都跑到马路中间了,不拆怎么能行?思想难以统一怎么办?我就一方面组织不同意拆楼的老干部进行讨论,另一方面,再组织一些人,当天晚上就把楼拆了。到了天亮,楼拆得光光的。老干部们一看,楼都没有了,只好也同意拆了。你要是不拆,把它放到现在,还会有争论。”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2001年,吕日周在长治当市委书记时,市环保局圈定了100多个市区污染企业,要他们搬迁。但企业不想搬,吕日周就下令拉烟囱,他的口号是“烟囱不倒领导倒”!一次拉了100多个烟囱。烟囱一倒,企业不得不停工了。
  对于以上指责,吕日周做过多次辩解。他说:“‘强权’我认为是个贬义词,但在改革的过程中,你否定了它,社会就不能进步了。就像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过程中产生了剥削,这个剥削以后还要消灭,但它当时是进步的,你要说它当时就是反动的,那就没法闹了。”
  吕日周又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在党中央领导下进行的,党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要率先垂范,要艰苦奋斗,要敢作敢为,要旗帜鲜明,那怎么做到这一些就变成‘强权政治’了?你坐在那儿什么也不干,见到矛盾绕道走就对了?我认为那是‘庸人政治’!”
  同为“有争议的改革人物”,吕日周与仇和惺惺相惜。2006年1月仇和当选为江苏省副省长,吕日周发去贺电:“您的荣升,是敢于吃苦、能干事情、自主创新的结晶;是时代进步、认识提高的标志;是人民支持、组织认同的成果。”
  那时,吕日周已经离开长治3年了,他这份贺电的措辞像是经过精心推敲的,但吕日周否认了这一点:“我没有反复推敲,你要现在让我概括这三句话,我还概括不出来。当时我非常高兴。我希望仇和这样的干部,在更大的岗位上发挥作用。你要再问我,我还觉得这样的干部不要当副职,当正职更能发挥他的作用。”
  一个迫切希望改革的人,来到一个思想保守、很不想改革的地方当“一把手”,局面怎么样是可以预料到的:不是他改变了他们,就是他们改变了他。因此,从这点来说,这个“一把手”必须强势,不强势就没人听他的,他的改革方案就永远只能是腹稿。但如果他强势,就会引起很大的争议,他还会很孤独。
  对此,吕日周披露过自己的一段心路历程。1996年,吕日周在省体改委当主任时,因为体改委不是实权单位,他在下乡调研时常受冷遇,“百感杂陈”。一天下午,吕日周到大同浑源县乡下搞调研。乡领导跟他说,要组织民兵到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又不听话、不缴罚款的农民家里抢东西。吕日周问:难道不能研究出一些新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来引导、带动农民?乡领导说必须来硬的。吕日周回忆说:“我无权说服 他们,只好难过地摇摇头。”后来,吕看到一群年轻人扛着抢来的东西往外走,后面一个母亲大喊:“你们是强盗啊,你们跟国民党、日本人一样!”吕日周回忆道:“看到这种场面,我感到很悲愤,也很痛心,心情很长时间都平静不下来。”
  因此,一旦“当了正职”,“更能发挥作用”了,吕日周就迫不及待地行使权力,要建造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社会秩序。但实际上,吕日周还是做了很多妥协的,他说:“地方跟地方不一样。江苏这个地方,经济发育程度高,思想解放程度高,领导支持力度也大。山西不沿海不沿边,黄土丘陵区,靠煤炭资源为支柱,计划经济、封建社会的影响比较多,我们的改革就会较谨慎一点儿。”
  因此,吕日周很羡慕仇和“仇和的运气比我好。他生在了好地方,我就生在了不毛之地。”
  
  党务改革
  
  外界看待吕日周,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新政”上,但都忽略了,吕日周还是个有着坚定信仰的共产主义者。根据他的自述,他所有的做法都是为了强化党的领导,提高党的生命力。
  1984年,吕日周提出过一个新观点:“我们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上搞的社会主义,我把它称作资前社会主义,列宁搞的是资中社会主义,而马克思说的是资本主义发展以后的社会主义,这肯定是不一样的。”他说,毛主席三分世界,我们完全可以三分社会主义。
  他又认为,改革往往起源于基层,党的改革也是如此。他把基层的改革者比喻为“向导”:“党的领导是正确的,但遇到具体问题,可能不知道怎么走,这时不就需要向导吗?毛主席领导人民军队北上抗日,走到草地上,闹不清该往哪儿走,他也要找个向导。向导往往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我认为党的理论是公民实践的指导;公民的实践,是党的领导的向导。”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吕日周在长治尝试了很多新做法,比如“干部福利待遇货币化”、“一个组织民主,另一个组织集中”、乡镇和村的党政一把手“一肩挑”等等。这些做法有的坚持下来了,有的无疾而终。吕日周对此评价说:“现在有个问题:下改上不改,左右都不改,改后没评估,争议四处有,这种改革很难改,要走曲折路的。”
  
  吕日周在长治的很多做法,被人说成是“作秀”,吕日周辩解道:“我领着干部上街捡烟头,干部看见烟头都抢着捡。但是有个市民把一壶尿倒进树坑里,上面飘着十几个烟头。干部一看都不伸手了,我伸手就去捡出来了。你说‘作秀’容易吗?你没‘作秀’的怎么没得个‘全国卫生城市’称号?”
  2003年1月15日,吕日周离开长治,当选为山西省政协副主席。有媒体报道了长治市的新变化:吕日周发起的改革进程被中断,开放的市委大院又设了岗哨,在公开场合提及前市委书记大小官员都噤声,等等。如同吕日周在长治乍起改革时大家不习惯,他这一忽然离去,“带走了全部云彩”,大家同样不习惯。
  但是,吕日周的改革,给长治市留下了一个好的底子。长治的财政收入,以前是全省倒数第一、二名,从2001年开始,跃进到全省前3名,2005年又成为全省第二名,并且比第三名大同多了20亿元。在城市建设方面,长治由一个很脏的城市,变成了山西省最干净的城市。
  现任的长治市委书记郭海亮,正在将吕日周未完成的改革继续推动。郭海亮在吕梁当市委书记时,也是一位改革者。吕梁设市时的经济状况,在山西省几个地市中倒数第一,到郭海亮离开时已经上升到第六位。但郭海亮为人低调,知名度远不如吕日周;他性格谦和,从不训斥下属,上下左右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好。近几年,长治市每年财政收入增长20多个亿,市区十几个公园,200多亩湿地,是山西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省会太原都比不了。吕日周现在还经常回长治,他非常赞赏郭海亮的做法,说“应该为郭海亮写篇大文章”。
  吕日周刚到省政协当副主席时,向媒体描述过他在政协听到的一句顺口溜:“什么都不干没有意思,那就干一点意思意思,你要是干得多了,人家就问你是什么意思?”但现在他更爱说另一句话:“政协没有决策权,它还有监督权;没有表达权,还有夸奖权。”他认为自己在有实权的时候干得多,有虚权的时候就应该说得多。到省政协当副主席后,吕日周每年1/3时间还在下面跑。他走到哪儿,就要在哪儿上党课。有一次,昔阳县人武部请吕日周去讲党课,到那一看只有3个人。吕问:你们还有人没有?人武部把戴着白帽子的炊事员也叫去了加起来是6个人。吕日周就给他们讲了一上午党课,讲的是“任何工作重在抓落实”。
  对于现在的吕日周来说,他更在意历史对他的评价。
  
  责编:宁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