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和亚洲崛起的背景下，默克尔推行“价值观外交”意在抢占道德制高点，以牵制中同并维护德国和欧盟的“文明国家”特性，同时在国内挤压社民党和绿党的意识形态空间，打击大联合政府内部的社民党阵营，以便取得对外交政策方向的掌控权。
1月15日，默克尔在德国总理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作为政府首脑，具有所有的愿望，以推进中德两国之间紧密的经济、政治关系发展。”她同时强调了德国反对台湾“入联公投”的立场以及预祝北京奥运会取得全面成功，而且“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在气候大会上扮演了建设性的角色”。
细心的人们发现，这是在经历了几个月的“霜冻期”之后，从默克尔那里发出的最为明显的希望改善对华关系的信息。此前德国外交部内流行一句玩笑话：“总理打碎了瓷器，让外交部长来收拾。”眼看自己捅了马蜂窝，默克尔不得不自己出来圆场。
对于默克尔的举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回应也颇为积极，称“我们重视默克尔总理的表态”、“重视与德国的关系，希望德方与中方一道，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角度看待和把握中德关系，切实重视彼此的重大关切，确保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这些迹象似乎在暗示，经历了几个月的“霜冻”之后，中德关系也许将要开始回暖，德国《世界报》甚至乐观地声称“中国现在又重新喜欢默克尔了”。
然而，如果仔细解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讲话，不难体会到中国政府其实不仅仅重视的是“表态”，而是希望默克尔能够“切实重视彼此的重大关切”。换句话说，德国还得做些实际行动才行。那么，默克尔是否真的像她说的那样，已经具有“所有的愿望”?
实用主义者
联系到默克尔的为政之道，虽然人们习惯根据她的个人经历和家庭背景来分析其推行“价值观外交”的动机，但在实际上，默克尔及其外交团队的工作风格却是纯粹实用主义的。她的传记作者波恩大学政治学教授哥尔特?朗古特曾说：“默克尔完全没有什么思想体系，她处理政治问题从权力意识出发，不受思想体系的束缚，默克尔的政治思路往往是在解决具体问题当中形成的，因此很少被理解为是她的一个基本思想。”在从政之前，默克尔曾长期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她的思维方式是理性和实用主义的，她曾经宣称其从政方式是“小步慢慢走、试错一纠错”型。在基民盟党内，默克尔也属于不受传统价值观影响的人士，她的政治风格是那种时髦政治家类型，这还曾导致她与部分基民盟传统人士疏远。
担任总理两年多来，在国内政治舞台上，默克尔的实用主义政治风格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她为基民盟设定的一系列政治议题均是从别党借用而来，比如说提倡环保原本是绿党的特色，可默克尔现在俨然是德国最提倡环保的政治家；社会政策向来是社民党的传统领地，默克尔在这一领域也与社民党争夺话语权；自由民主党一直提倡现代生活方式，不过他们现在发现这也成为默克尔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德国《时代》周报的评论文章讥讽默克尔是联盟党的首位“盗版”政治家，因为她自己不创新，却总是从别人那里偷东西。
在外交领域，默克尔最重要的顾问是职业外交官出身的豪伊斯根，其人曾经在布鲁塞尔担任索拉纳的主要助手达6年之久，一直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出谋划策，有着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德国和欧洲外交界享有盛誉。据德国媒体报道，豪伊斯根是默克尔会见达赖事件的主要策划人之-，事后也是他向马灿荣大使和我国通报有关情况的。1996年，在中德关系曾一度因西藏问题陷入低谷之时，他正担任德国外长金克尔的办公室副主任。仅就这一点看，有些媒体称默克尔没有预见到中国会如此强烈反应的说法肯定是不对的，因为豪伊斯根不仅熟悉1996年中德交涉的具体情况，而且作为精明老练的外交官，他应该对此次可能引起的外交风险有所准备。
而且即便默克尔宣称要大力推行“人权外交”，她的一些政策也有违所谓人权外交原则。比如据德国《南德意志报》评论说，默克尔政府的武器出口政策就十分虚伪，按照欧盟的规定，其成员国不能向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出口武器，可是德国政府为了能向这些国家出口武器，就自行拟定了一个国家名单来放松对德国武器出口的管制，同时出于规避欧盟法规的目的，德国军工产业通过第三国从事军火贸易。这样，德国仍旧是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出口国之一。在这些问题上，默克尔闭口不谈人权标准。
默克尔接见达赖关心的也绝非什么人权问题，相反，这其实是她有准备的对华战略试探。2007年10月23日，她所领导的基督教联盟党议会党团推出一份名为《对于德国和欧洲的挑战与机会》的亚洲战略文件。在文件中，联盟党定义了德国、欧洲在亚洲地区的利益和政策领域，即经济利益、政治与地缘战略利益、全球性利益。文件认为，德国的亚洲政策应该以这些利益为长期导向，寻求和亚洲伙伴国家的合作，“只有在人权、法治、社会公正扩展和稳固建立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期望，在一个可能是亚洲和西方都发挥影响的未来世界秩序中分享对人类未来的认识，德国和欧洲人的利益也才会被适当地对待。”
担心和嫉妒
利益的判定表明联盟党眼中的德国对华政策的出发点已经发生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于德国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在亚洲地区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国，统一以后的德国想要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无法忽视中国。其二，中国巨大的市场对于贸易国家德国有相当的吸引力。同时德国政府也认为，中国希望通过与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合作提升自身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科尔政府和施罗德政府的对华政策正是建立在上述利益判定基础之上，然而近几年来中国的迅速发展改变了双边关系的利益基础，相互依赖关系有不平衡的发展趋势出现。
在经贸领域，―方面双边经贸关系迅猛发展，双边贸易额由1972年的2.73亿美元增至2004年的541.2亿美元，增长了近170多倍，但另―方面，德国进口的增长率一直明显高于出口，以致德国的对华贸易呈现逆差。这一现象在2004年开始出现恶化，德国对华贸易逆差增至9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96.5％。此外由于对中国的不了解，德国企业在华投资面对的障碍相对也较多，尤其是占德国工业企业大约2/3的中小企业不仅在华投资，少，而且已有的投资也往往面临知识产权保护、投资环境等各种问题，以至于在德国流传着“中小企业最好不要到中国去”的说法。
在开拓市场方面，德国企业也越来越多地把中国企业看作竞争对手。2005年5月，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的拉美小组曾组团访问拉丁美洲，回国之后，德国议员惊呼：“为什么在我们住的每一个拉美国家首都的酒店中都能遇到中国代表团?”他们对于中国经济代表团出现在非洲、中东和拉美等地是以担心和嫉妒的心理看待的。在联盟党的亚洲战略 文件中，他们首先提出的就是如何应对亚洲的崛起、尤其是中国崛起的问题，担心亚洲崛起的同时也伴随欧洲衰落的情形出现。文件认为中国和亚洲的崛起已经引起世界的巨大变化，并在经济、政治甚至文化各领域对德国和欧洲构成巨大挑战，同时也带来机遇。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内容是：它强调要改变德国此前亚洲政策的“中国中心”，转向过去的老伙伴日本和民主国家印度。在会见达赖之后，10月下旬，默克尔出访印度，在新德里期间大力推广其“价值观外交”，她的所作所为给人以明显的拉印制华印象。
按照文件反映出来的内容，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不民主、不自由但是经济却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对西方构成了“体系问题”。对于欧盟来说，南于缺乏真正的“硬实力”手段塑造世界秩序，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比较优势素以所谓“文明国家”特点而著称，欧盟和德国对外政策特性中最根本的标志是其价值观要素，而中国的发展模式对西方主导的意图建立在自由民主基础之上的世界秩序构成了挑战。在这种背景下，默克尔推行“价值观外交”意在抢占道德制高点以牵制中国并维护欧盟(德国)的“文明国家”特性，德国国内甚至还有人认为，德国如果现在不打价值观这张牌的话，恐怕将来会更加无牌可打。
在国内政治中，默克尔的“价值观外交”也具有非常实用的策略目的，即通过强调“价值观”而起到排挤社会民主党的效果。在德国政坛的意识形态光谱上，社民党和绿党等中左翼政党原本较为强调人权政策，但是默克尔以更加极端的人权政策挤压了社民党和绿党的空间。以默克尔接见达赖为标志，她不仅划清和施罗德政府外交政策的界限，而且也在德国国内造成社民党外交不重视价值观的印象。由于现任德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施泰因迈尔曾是施罗德的心腹顾问，所以默克尔也以此举打击了大联合政府内部的社民党阵营。在10月份召开的社民党汉堡大会上，施泰因迈尔批评默克尔的人权政策是“橱窗政策”，还不点名地暗示默克尔在人权问题上玩弄党派小伎俩。然而，由于默克尔在人权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受到德国公众的追捧，社民党政治家对默克尔的批评反而给他们带来不利影响，被认为是“不道德”的。默克尔接见达赖后的国内支持率大幅上升，而社民党的民意支持率则萎靡不振。面对这种形势，施泰因迈尔不得不做出让步，表示说将全力维护大联合政府的对外一致。从国内政治斗争的角度看，默克尔对接见达赖事件的利用是富有策略性的，通过对社民党这一回合的打击，她不仅成功地取得了对外交政策方向的掌控权，而且布下进一步牵制社民党对华政策的一着棋，即让属于基民盟的外交部人权专员宣布，他可能将于次年在外交部内会见达赖喇嘛。从目前的发展情况看，虽然默克尔的“价值观外交”在国外屡屡碰壁，但她本人在国内政治上却已经大大获益。
默克尔接见达赖的举动不仅是推行联盟党亚洲新战略的一种姿态，而且也有影响欧盟对华政策调整的意图。
意在牵制中国
默克尔接见达赖的举动不仅是推行联盟党亚洲新战略的一种姿态，而且也有影响欧盟对华政策调整的意图。如同1993年科尔政府率先在欧盟国家中提出“亚洲政策”概念一样，此次默克尔政府也以“价值观外交”充当着急先锋的角色。只不过科尔政府是把欧盟对华政策向积极方向引导，而默克尔却意在牵制中国。
2006年10月，欧盟委员会发表了第六个对华政策文件；同年12月1欧洲理事会通过了《关于欧盟一中国战略伙伴关系的结论》。对比上述欧盟对华政策文件和德国联盟党的亚洲战略文件，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具有很多共同性。首先，都强调中国实力增强，已构成欧盟和德国外贸政策、制造业的“严重挑战”，中欧关系中的竞争面加强。第二，都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确保在劳工标准、知识产权保护、原材料供应等方面的中欧竞争“平等性”。第三，都声称要在人权和价值观等方面对中国施加影响。2007年，欧盟的另外两个大国法、英都进行了政府换届。伴随着萨科奇、布朗的上台，欧盟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对待欧洲一体化的态度都发生了转变，他们的欧洲政策将更加以实用主义为特征。在具体的欧洲政策各领域，欧盟面临非常大的困难，而默克尔强调人权、价值观外交，其用意还在于能够加强德国在欧盟政治中的话语领导权，成为欧盟国家对华政策上的“意见领袖”，在两位新人主政伊始就可敞到先声夺人。另外，中国举办2008年奥运会前夕，国际舆论出现了借机向中国施压的风向，利用这股势头对于默克尔来说是个非常有利的时机。
由于默克尔会见达赖喇嘛的行为隐含着既定的战略意图，而且也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达到目的，所以她再适时表示对华友好的态度符合政治逻辑。更为重要的是，从德国的利益出发，默克尔推行“价值观外交”有其限度，因为她在高估德国外交的道德影响力的同时也低估了中国对欧外交的实际影响力。实际上，德国和欧盟的政治家都明白，如果欧盟想要在能源问题、气候问题、非洲问题以及伊核问题等一系列重要的世界政治议题上取得进展的话，那么和中国的合作就必不可少；忽略了这一点，默克尔建立在“价值观外交”基础上的对华战略就注定无法成功。由于中国既坚持对德外交斗争的原则性，又能够灵活处理在欧盟层面上的问题以及对法国的关系，自萨科奇访华和中欧峰会之后，德国国内对默克尔对华政策的批评之声也逐渐增多。在德国国内，几乎所有的中国问题专家无一例外地批评默克尔的对华政策。随着双边关系趋冷对经济界的影响越来越大，默克尔对华外交的“旗帜效应”有可能向反方向发展。最近正值德国黑森州大选，默克尔在基民盟内部的重要盟友，同时也是德国著名的“达赖之友”和对华强硬派代表科赫的选情吃紧，一旦科赫落败，不仅基民盟内部的政治力量对比会发生变化，而且也将影响基民盟和社民党之间的力量消涨。
在这种背景下，默克尔出于实用主义目的会对中国示好，但事情的实质并非仅如她所言“中德之间的利益没有发生变化”，而是她的“价值观外交”背后所隐藏的战略意图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对于默克尔而言，如果要求她做进一步表示的话，恐怕也只能援引1996年德国总统赫尔佐格处理对华关系的旧例。当年赫尔佐格为消除德国错误行为对中德关系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撰写了一篇阐述人权观的文章发表在德国报纸上，其中有些观点借鉴自中国官方，主张以实际态度对待中国的人权问题。同样，默克尔现在也需要系统阐述其对华政策的指向，以进一步打消北京的疑虑。在这点上，仅仅依靠一些善意信息的传递显然不够。对于北京来说，由于迄今为止的中德政府间机制化对话渠道大都是由施罗德政府建立，而且在现今的德国大联合政府中，对华对话的渠道也依旧掌握在社民党主管的政府部门之中，因此从改善关系的角度看，化解矛盾的关键依旧在于社民党。
(作者系外交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