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们让在同一个伊朗长大的小阿里和小玛赞在同一时空里相遇，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玛赞会问阿里，你每天都吃一只烧鸡吗?此时此刻的自由与民主又会是一个怎样的问题?
一朵白色的花瓣晃了晃，从茉莉树上飘落下来，它像是拥有生命，飞过村庄，越上云层，天使为它指引方向；然后它越过高山，让小鸟破壳，飘过海洋，使鱼儿跳跃；经过弹奏乌德琴的小鬼，掠过蹿着火焰的陶罐，伴着星星和月亮从海上升起，飘到一个以新月和星星为荣的国度。这就是伊朗。
2007年的动画电影《荣莉人生》，改编自伊朗年轻女画家玛赞?莎塔碧的漫画《我在伊朗长大》，由它的创作者亲手将其搬上银幕，讲述一个童年充满天真幻想的伊朗小女孩，在伊朗动荡的社会环境成长的故事。
相对目下故事情节较为简单的伊朗剧情片，这部通过漫画形式影射自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以来的伊朗历史的影片是复杂的。然而它的影像风格却非常简约，造型可爱，极富表现主义，黑色幽默的创作手法也与黑白画面相得益彰，一经推出，即风靡世界影坛，获得多项大奖。
中产阶级革命史
《茉莉人生》一片基本可以视作导演本人的自传。玛赞?莎塔碧自述说家境不错，属于典型的中产阶级。父母受过高等教育，有着体面的职业。她小时候在双语学校上学，经常和少年时的伙伴们一起去俱乐部玩耍，打完保龄球后大吃汉堡包。过着非常美国化的童年生活，全家还时不时去欧洲度假。即使在日子最糟糕的时候，也有家人的关爱保护。所以她长大后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能够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这种优裕的生活背景也影响了本片的创作。
与《茉莉人生》可资对照的是1997年的伊朗儿童影片《小鞋子》，两部影片恰好相隔10年。著名的《小鞋子》无关宗教，也远离政治，更没有负载所谓道德说教的深刻主题。同样是从孩子的视角出发，却只拍摄伊朗穷人家庭的日常生活。《小鞋子》的开头，是一双粗糙的脏手补着一对小鞋子的特写。鞋子粉红色，很小很破，镜头不厌其烦地将修补鞋子的过程完整地呈现。镜头切换，一个老头儿把补好的鞋交给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就是阿里。
而《茉莉人生》一开场，即将离开伊朗走向全新生活的女主人公玛赞坐在候机室的大厅发愣。点着的香烟燃出了回忆。玛赞从小就不愁吃喝，生活一帆风顺，波澜不惊。还时常有父母的好友从国外归来，带给她一些时兴玩艺作为礼物。
在迎接父母友人的舞会上，玛赞和她的小伙伴卡泽在互相打闹，而一旁的一个女人却忧心忡忡地对玛赞的父亲说，他们应该放她丈夫出狱。玛赞的父亲说，这个政体维持不了多久了。这个政体，就是巴列维王朝。其时，正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前夕――巴列维王朝在进行了近26年的专权统治后，到了将要覆灭的时候。
玛赞一本正经地告诉奶奶，她要使所有的人都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窗外，正有无数黑压压的抗议人群经过。当父亲兴冲冲地把小玛赞抱起来在空中转圈时，玛赞并不理解父亲口中的经历一个历史性时期的含义。革命，对于玛赞来说，仅仅是头绑飘带高呼口号引起父母注意的玩闹由头。
淘气的小玛赞也许是为了故意要和父亲作对，说她喜欢国王，并说国王是真主指派的。于是她的父亲讲了一个50多年前的故事，告诉玛赞巴列维并不是真主的选择。创作者在这里用中国皮影戏的手法概括而幽默地表现了巴列维王朝的来龙去脉，非常有趣。显示出动画片的优势，如果是真人剧情片，这样处理可能会很滑稽。
作为动画，人物造型以极简练的线条勾勒，表现人物的喜怒哀乐仅仅通过眉毛、嘴唇的向上和向下弯曲、眼睛的睁闭，大幅度的黑白画面强烈对比，正是这部动画片的特色。在欧洲人的赞助下拍片的导演莎塔碧说：“人们谈论伊朗的时候，总是想到1979年前的飞毯和1979年后的飞弹，如果他们看了我们的电影，并从中看到‘人’，那么我的目的也便达到了。”“1979年前的飞毯”，自然是指古老的波斯；“1979年后的飞弹”，是在说两伊战争。
随着故事推进，影片的背景伊朗伊斯兰革命非常清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实际上，独裁的巴列维，在很大程度上，也为伊朗向现代化迈进做出了贡献。在学术界，对于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发生原因众说纷纭，并无一致结论。影片虽然以伊斯兰革命为背景，也并未指出伊斯兰革命的根源所在。只是用艺术的手法再现了这段历史，譬如大规模的抗议、流血冲突、警察的秘密逮捕等社会运动场面。
在灰白色的城市背景下，抗议人群和宪兵队发生了武装冲突。所有的人都是一抹黑，仅用轮廓和动作区别他们的身份是群众还是军队。一辆辆浓重的黑色坦克从画面的左上角冲出来，配以紧张的音乐，气氛煞是可怕。巨大的黑色齿轮从画面左方碾过整个画面，直到荧幕变得一团漆黑，紧接着，一颗黑色的子弹射穿黑色的抗议者，倒地的人流下黑色的血，黑色的人群把血流了一地的死难者高高举起，站成一座不朽的群雕――最后，这个场景渐隐在一团黑色中。
自由与民主
或许正如莎塔碧所言，的确没有多少人了解伊朗。人们有兴趣了解美国，却没兴趣了解伊朗，甚至在很多人眼中，“那些在伊朗生活的人就是一帮未开化的疯子”。
然而影片中的小女孩玛赞有忧无虑，虽然身处离乱的时代，生活还是快乐的。她有良好的家庭，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关心社会时局，经常和各种社会活动家往来。长辈们希望玛赞长大后记住一些不该忘记的历史，记住家庭和自己的根。
阿鲁什，一个共产主义革命者，在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被捕入狱，玛赞去看望他时，他并未给他的小朋友以意志消沉的感觉，见到玛赞的第一句话是赞扬她的裙子真漂亮，临别时再次赠送玛赞一个代表自由的折纸天鹅。
玛赞的奶奶，一个文雅而有教养，坚强自尊的独立女性。玛赞为自己的伊朗人身份感到难堪，在国外回答别人问她来自哪里时说是法国，奶奶及时“出现”，让她不要忘记做表里如一的人；由于违反伊斯兰关于女性穿着的规定，不戴面纱、浓妆艳抹而遭到街头宗教警察的盘问，玛赞耍小聪明嫁祸于身边的男人，奶奶得知后诘问她这样做与流氓有什吃分别?
在严苛的法律约束和政治高压下，玛赞与家人想尽办法寻找快乐。玛赞在外套上写下“朋克不死”的字样，“大摇大摆”地去黑市购买摇滚磁带，与卖磁带的小贩讨价还价，刚成交，女“纠风队”员飘然而至，盘问玛赞为何一身朋克打扮，玛赞辩解无门时立即大耍滑头说自己如何可怜如何悲惨。
一次全家人偷偷地饮酒作乐，开完派对返家被拦截，警察要求去家里搜酒，奶奶装病和玛赞慌忙上楼将酒全部倒进厕所，等到父母进家，才发现是虚惊一场，警察们原来只需几个小钱就能打发；玛赞在课堂上反诘宗教课老师和现实完全相反的谎言；在国外 寄宿于教堂时，由于修女们羞辱伊朗人没有教养而反唇相讥她们曾做过妓女，这些让人忍俊不禁的场面都丰富了玛赞的性格，也增强了影片的趣味。
影片后半段表现的是玛赞在异国他乡独立艰辛的生活。在这个段落里，导演还是不忘幽默。玛赞在维也纳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她真命天子的男人，居然是一个同性恋，而让玛赞觉得自己的生命放出光彩的第二个恋人，其实是个喜欢寻花问柳的混蛋，这就是生活，可以让人哭笑不得：革命和战争无法伤害她，爱情却要了她的命。
国外的挫折迫使玛赞回国。长大的玛赞却发现自己在国内变成了外国人，这其实是一种无法再适应本国文化造成的疏离感。于是在影片最后，玛赞再次离开家乡前往自由的法国。正像现实中的莎塔碧，“我尽量让自己徘徊在两者之间：我是个伊朗人，却想要像西方人那样，这就让我的生活变得艰难。”
《荣莉人生》没有逃避的话题是信仰。当阿鲁什被投入监狱，小玛赞喊叫着让真主滚开，而不久前，玛赞刚刚接受真主的教诲，原谅了曾经屠杀过很多人的秘密警察的儿子。信仰，对伊斯兰人民来讲，本不应该是问题，但当掌权的宗教狂热分子面对电视采访说出“对我们来说，只有鲜血才是法律”时，它就不得不被质疑。
客观地说，本片确实带有一定的西方视角，片中涉及的伊斯兰宗教人士的确不太光彩。也许这正是本片刺痛伊朗政府，遭到伊朗官方诟病的原因。伊朗官方新闻机构公开指责该片是“一部没有真实描写伊斯兰革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影片”，是一部反伊朗的影片，称影片的获奖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事件。
10年前的《小鞋子》并不被伊朗官方认为“反伊朗”。在这部电影里，为了一双鞋子而奔跑的贫穷阿里所生活的世界，已经基本远离了玛赞童年时经历的动荡不安。阿里可能根本没有听说过伊斯兰革命，也从未见过什么踌躇满志或者失意满怀的仁人志士。然而，贫穷的阿里和优越的玛赞所处的不同阶级在伊朗―直存在着。
假如我们让在同一个伊朗长大的小阿里和小玛赞在同一个时空里相遇，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以玛赞从小就要为成为先知，让老年人不再忍受不幸遭遇的“志向”，她会怎样同阿里交谈呢?从来不缺鞋子穿的她会问阿里：你每天都吃一只烧鸡吗?
此时此刻的自由与民主又会是一个怎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