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大经济规模掩饰下的脆弱的经济结构和较低的工业化水平，决定了中国不具备挑战世界强国的实力，更不具备制定国际规则和领导世界的能力。中国要走出危机，实现工业化，则必须改变对国际体系的片面依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与西方公然决裂。
G20峰会召开前夕，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撰文，提出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作为未来国际储备货币，以取代币值不断下滑的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这一主张引起了海内外广泛关注。
周小川提出，IMF的特别提款权应当根据各国GDP的权重，以各自现有的外汇储备规模为准备金来发行。然而，除了俄罗斯和巴西在会前支持中国的主张外，主要大国对此建议反应冷淡。美国、欧盟和日本均明确表示反对动摇美元的地位，欧盟甚至指中国提出的增加在IMF表决权的主张不切实际。鉴于此，中国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没有进入此次G20峰会的议事日程。
中国在过去30年，埋头于发展本国经济。在国际事务中一向低调。此次高调提出改革现行国际经济制度的主张不同寻常。而且，中国提出改革主张的时机又恰逢西方资本主义面临严重危机，全世界似乎都在翘首以盼一个崛起的中国拯救世界的时刻。但是，在超主权储备货币之说无疾而终后，中国在G20峰会上没有就挽救世界经济提出任何可行的政策主张，因而完全没有展现出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的领导世界的能力。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垄断着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和相关国际组织的话语权，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只是被动接受，这种国际经济秩序无疑是非常不合理的。超主权货币的主张是否意味着中国有意图挑战美元霸权，以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NIEO)?
事实上，中国提出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是源于对美国政府政策的不满。中国担心，美国政府通过印钞方式回购国债，将造成美元的“无序大幅贬值”(余永定语)，从而使中国在美国的外汇资产进一步缩水。但奇怪的是，中国政府一方面提出要改革国际储备货币，另一方面却在继续增持美国国债。中国官员一再表示，购买美国国债是中国的唯一选择，中国不打算改变现行的外汇储备政策。世界银行高级副总裁林毅夫也认为，中国并无意挑战美元的霸权。那么，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上将扮演何种角色、并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失败的挑战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曾在1980年代支持和声援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含义是构建民主的国际经济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建立公平的贸易体系，以及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投票权。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从二战结束前的帝国主义时代延续而来的，在前殖民地国家战后陆续摆脱宗主国的控制实现独立，到1970年代初――联合国大会发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时，占全球人口70％的发展中国家仅占有全球收入的30％，这种贫富差距被认为是一种不正义和不平等；而在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体系下，这种财富分布不合理的状况还在进一步加剧。因此，从1970年代初开始，发展中国家发起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史称“南方的挑战”。
发展中国家成功地把世界贫困问题纳入了国际议程，但是南北方就贫困责任的争论迄今没有终结，究竟是发展中国家应当为自身的贫困负责、抑或发达的北方国家应对此承担责任?无论如何，战后国际政治的发展，特别是大批新独立国家进入联合国，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能够引起国际社会的适当关注。新的国际机构的建立，如联合国贸发会议(1963年)，无论在话语还是在国际制度上。都对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秩序构成了挑战。
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设想深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它强调国家对经济的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