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亚特，最初的意思，是未经官方许可的出版物。这个曾经标志着血性与良知的词，因社会的民主与自由的不断拓展，我们可以理解得更加明亮简单一点，即独立的言论与表达，东欧的萨米亚特随笔，也正是因为当时社会的具体现实――极权与暴力，才有积极的意义。在这些随笔中，你很难见到超越性的思考。但是，字里行间所蕴含的那种对独立的坚守，那种包含着反抗与挣扎的坚守，那种对理想中的自由状态的不懈追求，是动人的，让人刻骨铭心于人性的力量所爆发出来的绚烂火花。
哈维尔根据自己对社会生活的观察说，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能够接受和谎言生活在一起。远处的谎言是不可怕的，因为它们的存在与个体的存在并不发生尖锐的冲突。对谎言的容忍程度的大小，往往可以判断一个社会的民主化程度和开放程度，而极权社会，是最能藏纳谎言的社会，它以强权的力量，推动官方意识形态的扩展，限定思想的范畴与判断的方式，以此塑定人的行事方式，
但是，社会对谎言的容忍度，与单个的人对谎言的容忍度是不一样的。前者，是个人与体制的相处方式，后者属于个人的精神生活
东欧在二战时期，被纳粹极权所笼罩，非正义的国家体制，要求每个人，都必须按照统治者的意愿来生活，个体被淹没在集体之中，而集体被禁闭在极权之下
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更是用一个巨大的谎言来获得人们表面的认可。人们自愿被谎言俘获，无他，只因求生之本能。
苏联红军将东欧国家从纳粹的极权之下解放出来，对伊凡-克里玛来说，这不是善与恶在作斗争，而是两种不同的恶，为了控制世界而斗争。东欧的萨米亚特作品，很多诞生于共产主义极权时期，即二战以后至苏联解体前那一段时间。东欧共产主义极权，是结合了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于一体的政权，它要求人们承认官方制造的各种意识形态，并且，要求人们接受官方的价值判断，有人将其称为伪宗教。
这段时间，也被称为“面包时代”，即人们为了生存，在意识形态的框架下，主动承认各种政治谎言。哈维尔由此提出，生活在真实中，即是对此种极权的反抗，他的逻辑是，如果每个人都从自己的精神生活出发，都不容忍谎言在生活中的存在，那么谎言在社会中也就不会存在。
在中国，经历过“文革”的人们都知道，在人们普遍接受谎言、容忍谎言的时候，单个的人若拒绝谎言便会遭来灭顶之灾。在相类似的生存情境下，索尔仁尼琴的著名言论：“一句真话的分量，比一个世界还重”，才震撼人心。但是，他的这种判断，是偏执的。确实，在接连遭遇两种现代极权的东欧，偏执是必然的。
东欧知识分子对社会秩序的关注，建立在良知与责任之上，因此，把建立一个正义、人性的社会的希望寄托在道德力量、精神力量上，而不言及更为理性的法治、市场等，剧变之后，国家体制急速转型，带来经济发展与法律建设的危机，大家才开始注重法治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
如果一种思想，只是出于对周遭世界的某种抗争性的反馈，那么，这种思想受到的限制其实是很大的。极权下的自由思想、非正义下的正义理论、暴力下的人性诠释，它们都是受限的，逻辑理路带有特殊的令人同情的缺陷。东欧萨米亚特随笔，所体现的此种缺陷更甚，让人不由自主产生一种悲情，以及，对更完整的理性的渴求，也许，这些作品的意义正在这里，真诚坦率地展露缺陷，鞭策人去寻找更优更健全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