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现象逐渐向现代“三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演变，腐败手段智能化、腐败形式隐秘化、腐败收益虚拟化的特征日趋明显。 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是腐败的典型表现和基本特征，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中国作为世界上历史沉淀最为深厚的文明古国之，在快速推进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五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建设过程中，受本土化传统思想文化糟粕的潜在感染，受国际化腐败现象的传导感染，受转型期制度体制机制的缺陷感染，腐败客体呈现出新的变向和特征，突出表现为权力“有形之手”与市坊“无形之手”勾兑演绎，攫取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动产和不动产、有形的和无形的利益，腐败现象逐渐向现代“三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演变，腐败手段智能化、腐败形式隐秘化、腐败收益虚拟化的特征日趋明显。
权力现值
权钱交易，即权钱互换的赤裸裸的现实性简单交易，是权力现值的交换体现。这是一种典型的显性腐败现象。根据经济学原理，现值是指产品现有的综合性能与购买成本之间的比值，主要反映商品的性价比。权力本是一种公器，并不是商品。随着改革的深入、开放的扩大，“有形之手”的权重过大，而“无形之手”的权重过小，在“寻租”的时间、空间、机会、条件不断增加的前提下，市场交换原则由经济领域被移植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人民“委托之权”、“授受之权”常常被少数腐败分子乱用、滥用甚至盗用。
在少数“精明”商人与贪嗔官员的“性价”比对之下，腐败的手段和方式不断翻新，权力的交换介质及其价值不断更新和超越：汽车、电脑等现代工具替代了电视、手机等传统工具；字画、古玩等艺术商品替代了烟酒、服装等传统物质；土地、矿产、股份、资本等要素资源替代了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源，等等。
权钱交易为腐败的初级阶段所常用，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一是变现性。此类交易目的性明确，现买现卖，直接成交，“事”“钱”两清。特别是一些“59”式或“换岗”式腐败分子表现得更加突出。二是“比价”性。按“多大的事给多厚的钱、多厚的钱办多大的事”的潜规则，买卖双方一般心知肚明，权衡比价，有的甚至明码实价，“对等”交易。三是一次性。像单个小作坊一样，办事者和掌权者按“性价比”，一对一分散式交易、一次性完成，即便涉及多人，一般也是单线联系、单独成交，“钱”清“事”了。四是风险性。这种交易由于手法简单，变现性强，因而线索明显，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风险较大，腐败分子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
权力期值
这是一种典型的隐性腐败现象，也是一种新型腐败现象。它包括权力与色欲、情感、信息等非物质形态的复杂交易，是权力期值的持续体现。期值是经济学中的一个产出比指标，一般指产品将来的预期产出与购买成本之间的比值。其主要关注产品使用过程中所能产生的综合收益。当美色、信息、业绩等非物质形态与具有公共属性的权力勾兑时，便会形成几何级数的预期产出和潜在价值。
在市场化和全球化时代条件下，权色等非物质交易已成为反腐败客体的新形态：一是由传统的男女“授受不亲”向嫖娼、一夜情、包二奶、敛财兼收并蓄转变。如成克杰与商界美女李平权色互换，构成利益链。成克杰以权享色，李平靠色弄权坐大，二人疯狂上演一幕长达五六年的“二人转”，着力谋求权力产出的最大化；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浙江省原省委常委、纪委书记王华元不但收受巨额贿赂，还利用职权收受娼妓、出境赌博，并与多个“名花”有染。
二是由权力与款物、值卡等实体交易向权力与信息、股份等虚拟交易转变。如正在接受调查的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涉嫌股票内幕交易，其丈夫、弟弟、弟媳、妹妹等家庭成员借助李启红的职务影响，通过相关上市公司透露的交易信息从股市牟利达几十亿。
三是由权钱两清的现值交易向权力即时支付、回报未来领取的期值交易转变。如浙江省平湖市政协原主席郭跃荣、水利局原局长全保华利用职务便利，不但收受现金、低价店面房、“借款”等巨额现值贿赂，而且收受千万元的干股和“预期贿赂”，谋定退休以后将这笔“预期收益”再入股行贿者公司的好项目。
四是女色、业绩、情感等由自然属性向权力场上的市场特性转变。如湖南第一女贪――蒋艳萍，通过性贿赂，击倒了湖南省计委原副主任陈某、湖南省邮电管理局原局长张某等各级干部达40多人。就连关押在看守所期间，该所副所长万江也被她色诱下水，迫使万多次为其传递信函纸条，帮助其与外界搞攻守同盟，进行一系列反侦查活动。与倒在她石榴裙下的权贵们所进行的一宗宗“权色交易”，不仅助她发迹于官场，使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美女”在短短13年里由仓库保管员快升至副厅级干部；而且她还换取了10亿多元的工程项目和各种荣誉，疯狂敛财千万元。案发后，她总结出自己的“经验”：“在男人当权的社会，只有懂得充分开发利用男人价值的女人，才能算是真正高明的女人。”
在物欲、权欲、色欲的躁动下，不仅女色成为某些人换取权力、谋取利益的介质，就连业绩、情感也带上市场交换的色彩频频上场。如江苏省盐城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祁崇岳在担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期间，一名干部并不直接给其送钱物，而是长期为其办许多私事，“甚至经常给他擦背”。结果这名干部来宣传部不到5年，就从非党员当上了正科长。
与权钱交易相比，这种非物质化交易属于腐败现象演变的第二个阶段，有其自身特点。此类交易是一种隐秘性腐败，隐藏较深，潜伏期长，不急于变现，不那么露骨，因而也不易被人发现。并且多属于一种渐变式的“温和腐败”，隐利性强，常常带着感情色彩和温和面纱，以温水煮青蛙式的渐变积累，使权力渐渐变异，谋取的是更长远更重大的利益。一旦被腐蚀，则涉案很深。一旦上钩，就被层层缠绕，环环紧扣，步步紧逼，次次中招，难以解脱。进行多次交易，预期收益更大，且有的将收益分成若干份若干人，如秘书、子女、亲属等。此类交易具有炮弹延迟引信的特点，比权钱交易危害大，穿透后爆炸性和破坏性更大，且呈易发多发之势。从近些年来已查处的典型腐败案件来看，90％有“生活腐化”的定性。色案之多、危害之重，为中国反腐倡廉史所仅见。
权权交易
权权交易即权力与权力隐性互换，是权力借助虚拟手段无限放大并急剧升值的一种无形腐败现象。这种腐败现象，不仅隐蔽性更强，更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蜕变现象。
政治学上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具有体现公共利益的社会功能，必须以明文规定为限。但是，随着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以及政治民主进程的加快，腐败分子也进行方法创新，以权换权的虚拟交易日渐见多，权权交易成为一种亟待高度关注和 科学应对的新型腐败方式。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执行权领域的权权交易到决策权、监督权领域及其相互间的权权交易。从这些年来已查处的典型腐败案件来看，政府系统的规划建设、资源审批、资金管理等掌握行政审批权力的部门属腐败高发区，同时党委、人大决策系统和执法执纪监督部门的腐败案件也明显增多。
二是从经济、社会领域的权权交易到政治领域的权权交易。如由于“一把手”监督制度的缺失，在一些地方实际上形成了以“一把手”为主导的“管理层内部控制”问题，逐渐实现了对区域内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到政治资源的全面垄断和控制，“一把手”成为腐败的高发岗位。如河南省2006年换届以来，已查处的县委书记达22人。
三是从财权、物权的权权交易到干部人事权的权权交易。如张书记提拔李局长的原任秘书，李局长提拔张书记的儿子，形成“官选官、大官选小官”的“小圈子”。“造假骗官”的石家庄团市委原副书记王亚丽就是靠交通局长、区委书记、市委副书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一批官员的权力对接和运作，一路过关斩将，一路造假升迁，从一名普通农村女子跃升至团市委副书记。更令人深思的是，案发前，面对被害人的多次举报，相关监督部门累累失察失语。
与前两种交易形式相比，权权交易主要表现为一种以虚拟交易为手段，以更隐秘、更长远、更巩固的期权利益为目的的无形腐败，是腐败现象演变的第三个阶段。从一些典型的腐败案例可以看出，不同的权力“受托者”巧于权力资源的算计、运筹，实现权力之间的对接、整合，积聚、提升权力的内生价值，转化主要是无形权力的交换价值，以谋取其个人、家庭或利益集团的深层和长期利益需求。
权权交易还带有集团性。通过构建经济、社会、文化尤其是政治利益纽带，借以形成巩固联盟或既得利益集团，逐渐实现从对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控制到对政治人控制的转变，从经济利益集团到政治利益集团的转变，以谋求未来政治利益的最大化。这种以“权力”为主导形成的“管理层内部控制”问题，从表面上看，出现了让人诟病的“官二代”、“知二代”、“艺二代”、“富二代”；从深层次上看，是造成一些地方政治生态恶化，党群干群关系疏离，显性冲突和隐性暴力积聚的主要诱因。
权权交易主要表现为权力市场上的一种虚拟交易，无需变现，但一旦时机成熟，权力对接耦合所实现的政治价值大大超过现值和一般期值，且具有发散性、膨胀性、选择性特点，以既得利益集团现有人员为骨干依托，有选择性地扩编收徒，不断强化政治上的依附性、组织上的紧密性和利益上的虚拟性。这种新型腐败形式借助权力的虚拟交易无限放大并急剧升值，对党和国家政权具有肢解性和动摇性，是一种隐秘性更强、危害性更烈、风险性更大的高级腐败方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与权权交易中所形成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有深刻关联，甚至至今俄罗斯的相当一部分核心权力仍然被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所把持。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三权交易”是从简单到复杂、再到“管理层控制”的渐变性腐败交易；是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层面的递进式腐败交易；是从一次性、单对性、单层性到多次性、多人性、多层性的集约型腐败交易；是从经济腐败到生活腐化、再到政治蜕变及融三者于一身的复合性腐败交易；是从显性化、隐蔽化到期权化、虚拟化的智能化腐败交易；是从物质所有权的一次性交易到非物质使用权的多次性交易，再到彼此都拿不属于自己的标的物(权力)进行的瓦解性腐败交易。
对权力资源进行交易的三个阶段，隐蔽性越来越深，潜伏期越来越长，投机性越来越强，对政策法律的规避和肢解越来越大，社会危害性越来越烈，其实质体现了人性对权力的占有、放纵和滥用之本能。正如一位哲人所言：一旦人被定格在权力关系中，利益权衡就成为他们的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