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下一步从心理上看,国力的强弱变化不可避免地使得两国的决策层以及国民心理经历一个逐步调试的过程。 2010年9月7日,日本海上保安厅在钓鱼岛海域非法抓扣中国渔民和渔船这一事件(以下简称“事件”),使中日关系遭遇自1972年成功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为严峻的局面。围绕该“事件”,两国关系出现了新一轮的波动。中日关系下一步怎么走?目前,两国的决策层、学术界和舆论界都不同程度地陷入某种困惑,这种困惑很大程度上来自无法透过纷繁复杂的政策现象来概括当前中日关系的客观现实以及预测未来的走势。
中日关系正在经历着新的转型期,这一时期两国国内参与和影响外交决策的相关行为体都将经历一个国力、心理、战略和政策的复合调整过程。应当说,自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期之后,两国关系就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从国力上看,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与中国的快速“崛起”这一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心理上看,国力的强弱变化不可避免地使得两国的决策层以及国民心理经历一个逐步调试的过程;从战略和政策上看,中日两国均面临着针对彼此的战略调整与相应的政策定位。
对中国而言,今后一段时期将是多重意义上的历史性战略机遇期。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对内创建和谐社会,对外促进和谐世界,就是其基本路径。对于日本而言,未来是按照“普通国家”的道路发展,抑或是选择走“民生大国”路线,今后十年将是决定其国家走向的重要时期。
从理论上讲,中日关系将沿着更加深化的方向发展。同时,中日在发展两国双边关系的前提下,将不可避免地进一步融入地区乃至全球合作机制,两国均将面临如何在全新形势下加强自身参与地区治理和全球治理的相关能力。如东亚区域合作背景下的中日关系、20国集团(G20)框架下的中日关系等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今后中日两国间的重点合作领域。
但与此同时,基于转型期的上述复合特征,价值、主权与利益等因素势必会反复困扰中日关系。“事件”为考察当前的中日关系提供了绝佳的外交案例。客观而言,该“事件”并非不可避免,面对中国政府的抗议及外交交涉,日本决策层核心人物却力图通过宣示对华强硬来实现其政治抱负,即凭借“事件”来达到提高内阁支持率以及自身的从政筹码这一目的。该“事件”充分体现了日本本届内阁在处理中日关系时政治手法的稚嫩和鲁莽,“短视” 的政策后果既激化了国内矛盾,使得菅直人内阁的领导能力备受质疑,同时又给中日关系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因此,当中日关系中出现争议性问题时,两国的决策层应当尽可能理性地选择“恰当”的外交政策方针、“有节”的应对措施以及“有效”的沟通渠道,将冲突置于特定的框架中去处理,以避免与全局利益发生冲突。
此外,应妥善对待中日关系背后的美国因素。在今后一段时期,美国仍将交替使用对华“接触”与“遏制”战略,对日则强化同盟的广度与力度。在中日关系面临冲突与摩擦时,其基本的态度是“扶日抑中”,在“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要员曾公开宣称钓鱼岛适用《日美安保条约》。与之相呼应,战后以来日本外交的基石是日美同盟关系,对华关系常常被置于日美关系的大背景下加以考虑。
可预见的是,日本决策层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仍将继续奉行日美结盟路线,对美关系仍是其外交考量的重中之重。只要现有国际格局的基本结构及中美日三国的国力不发生实质性变化,日本仍会“挟美抑华”,其对华政策可能将日趋保守和强硬,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菅直人政权通过对“事件”的一系列应对措施向美国政府表明了本国立场,美国对此是满意的。但是,作为东亚的两个大国,中日之间因“事件”而严重对立,对抗性措施相互升级不利于东亚地区的稳定,也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显然,美国不希望中日联手,但亦反对中日交恶。中日两国摩擦不断,但斗而不破被认为是最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