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想户口前面加个“非”|已经上户口孩子想再加妈妈姓可以吗

  毕业生:金中一 毕业时间:1977年 毕业学校:海宁三中      毕业时,我15岁。虽说高中毕业,其实也只上了九年学。那时毛主席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六岁上学,五年小学、两年初中加两年高中,共九年,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初中学制。
  毕业时对于自己的未来也有很多想法,当工人、教师、画家、科学家、新闻工作者等等,但是因为我是农村户口,毕业后还得乖乖地回农村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城镇户口的同学有一部分作为知情下乡插队,与我们看似相同;有一部分则分配到城里的工作。
  回到生产队以后,我就和其他社员们一起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第一年每天工分只有4分,第二年加到6.8分。当时,一分工分一般到年终可折在6分至1角不等。我所在的生产队,男劳动力最高10分,大多数是9.8分,有的会更少些;妇女最高7.5分,大多数7.3分。按我的工分数可以跟妇女一起干一些轻便农活,但由于我们队的土地处在沪杭公路两侧,常会遇到路过的同学。我又爱面子,怕同学看到和妇女一起干活笑话我,所以不管当时自己身体瘦弱,也跟男劳力一起干活。
  当年我的体重还不到100斤,要挑120斤重的人粪、猪粪、羊粪,一口气走一公里多。至今回想,也还是一件很吃力的事。作为高中生,当年也算是生产队里的知识分子,农忙季节也帮助会计做一些记记工分,分分稻谷、稻草和桑条之类的轻便活。在这样的状态下,我有时也会忙中偷闲,到有报纸的人家看看报纸,关心一下天下大事。
  我也想过“跳龙门”,参加了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高考,不过是名落孙山。第二年,国家出新政策,可以考高中中专,我便也报了名,当时想只要“户口”前面能加上个“非”字就很满足了。结果成绩出来还是少了两分。又因我非常喜欢地理,也想过去考地理专业,可谁知地理专业不考地理,居然要考物理和化学。我还报考过浙江美院,其实都是解解寂寞妄想而已。
  后来,我开始学着写报道,发现身边的好人好事,就写了寄给海宁县广播站、浙江日报。那时,只要你投稿了,不管用不用,编辑部都会有一封回信,里面有稿费通知或者未用通知,有时还赠送一些如何写报道的参考书。由于写稿多了,编辑部寄来的通知也多了,于是大队里的人都知道村里有一位会写报道的年轻人。其实,头一年多时间里,我所收到的通知单全部是“未用”。但渐渐的,我的写作水平也有所提高,到第二年,我的一篇报道上了《浙江日报》,我也成了海宁县广播站的特约通讯员。
  因为编辑部的信函,使大队干部发现了我这个“人才”,我便有了到小学当几天代课教师和扫盲夜校教师的机会。
  还记得那一年,高中同学卢志明来找我与他合作贩卖养蚕用的竹匾,我当时想,这可是搞资本主义!我一个进步青年怎能做这些事情呢?那时我正在争取当上中国最小的官――共青团分支部委员。现在回想起来,假如跟着卢志明干了,也许蚀了老本,也许会像他一样成为千万富翁。
  当初,在农村的同学毕业回家后,除个别学习成绩特别好的考取大学继续读书外,有关系的马上进了社办企业工作;没有关系的就是参加集体农业生产劳动;父亲是工人或国家干部的可顶替父亲进城工作,除此之外,就是参军去。
  说起顶替,一些父亲年岁也不大,只为儿子能进城安排工作,不管自己的位置多舒适、多富有,都坚定地提前退休,让位于儿女。
  1980年,家里凑了800元 “投资款”,让我进了钱塘江人民公社油漆厂,当上了社办企业的一名工人。第二年,公社又把我们重新分流到了钱塘江边的公社造纸厂。后来,公社要一位搞村镇建设规划的人,领导想起了我。于是我正式调入了公社工作。之后很快,公社改为乡政府,继而镇政府,我也就从此踏上了从政之路。
  从政后由于岗位变换多、单位调动多,从事过共青团、规划、建设、土地、经营管理、司法、法律服务等三十多个岗位。职务也从乡政府的助理员、部门负责人、下派村支书到副镇长、开发区副主任、主任、局长(包括援藏局长)、副县级干部。
  在这一过程当中也面临了多次选择的机会,但更多的还是服从组织分配。
  回顾卅年,年轻时想得太少思想不够活跃,想得太多也是不合实际的。一个人虽要有自己的远大目标,但还是要做好手上的每一件实事,抓住眼前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