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生：金中一 毕业时间：1977年 毕业学校：海宁三中 毕业时，我15岁。虽说高中毕业，其实也只上了九年学。那时毛主席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六岁上学，五年小学、两年初中加两年高中，共九年，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初中学制。
毕业时对于自己的未来也有很多想法，当工人、教师、画家、科学家、新闻工作者等等，但是因为我是农村户口，毕业后还得乖乖地回农村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城镇户口的同学有一部分作为知情下乡插队，与我们看似相同；有一部分则分配到城里的工作。
回到生产队以后，我就和其他社员们一起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第一年每天工分只有4分，第二年加到6.8分。当时，一分工分一般到年终可折在6分至1角不等。我所在的生产队，男劳动力最高10分，大多数是9.8分，有的会更少些；妇女最高7.5分，大多数7.3分。按我的工分数可以跟妇女一起干一些轻便农活，但由于我们队的土地处在沪杭公路两侧，常会遇到路过的同学。我又爱面子，怕同学看到和妇女一起干活笑话我，所以不管当时自己身体瘦弱，也跟男劳力一起干活。
当年我的体重还不到100斤，要挑120斤重的人粪、猪粪、羊粪，一口气走一公里多。至今回想，也还是一件很吃力的事。作为高中生，当年也算是生产队里的知识分子，农忙季节也帮助会计做一些记记工分，分分稻谷、稻草和桑条之类的轻便活。在这样的状态下，我有时也会忙中偷闲，到有报纸的人家看看报纸，关心一下天下大事。
我也想过“跳龙门”，参加了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高考，不过是名落孙山。第二年，国家出新政策，可以考高中中专，我便也报了名，当时想只要“户口”前面能加上个“非”字就很满足了。结果成绩出来还是少了两分。又因我非常喜欢地理，也想过去考地理专业，可谁知地理专业不考地理，居然要考物理和化学。我还报考过浙江美院，其实都是解解寂寞妄想而已。
后来，我开始学着写报道，发现身边的好人好事，就写了寄给海宁县广播站、浙江日报。那时，只要你投稿了，不管用不用，编辑部都会有一封回信，里面有稿费通知或者未用通知，有时还赠送一些如何写报道的参考书。由于写稿多了，编辑部寄来的通知也多了，于是大队里的人都知道村里有一位会写报道的年轻人。其实，头一年多时间里，我所收到的通知单全部是“未用”。但渐渐的，我的写作水平也有所提高，到第二年，我的一篇报道上了《浙江日报》，我也成了海宁县广播站的特约通讯员。
因为编辑部的信函，使大队干部发现了我这个“人才”，我便有了到小学当几天代课教师和扫盲夜校教师的机会。
还记得那一年，高中同学卢志明来找我与他合作贩卖养蚕用的竹匾，我当时想，这可是搞资本主义！我一个进步青年怎能做这些事情呢？那时我正在争取当上中国最小的官――共青团分支部委员。现在回想起来，假如跟着卢志明干了，也许蚀了老本，也许会像他一样成为千万富翁。
当初，在农村的同学毕业回家后，除个别学习成绩特别好的考取大学继续读书外，有关系的马上进了社办企业工作；没有关系的就是参加集体农业生产劳动；父亲是工人或国家干部的可顶替父亲进城工作，除此之外，就是参军去。
说起顶替，一些父亲年岁也不大，只为儿子能进城安排工作，不管自己的位置多舒适、多富有，都坚定地提前退休，让位于儿女。
1980年，家里凑了800元 “投资款”，让我进了钱塘江人民公社油漆厂，当上了社办企业的一名工人。第二年，公社又把我们重新分流到了钱塘江边的公社造纸厂。后来，公社要一位搞村镇建设规划的人，领导想起了我。于是我正式调入了公社工作。之后很快，公社改为乡政府，继而镇政府，我也就从此踏上了从政之路。
从政后由于岗位变换多、单位调动多，从事过共青团、规划、建设、土地、经营管理、司法、法律服务等三十多个岗位。职务也从乡政府的助理员、部门负责人、下派村支书到副镇长、开发区副主任、主任、局长（包括援藏局长）、副县级干部。
在这一过程当中也面临了多次选择的机会，但更多的还是服从组织分配。
回顾卅年，年轻时想得太少思想不够活跃，想得太多也是不合实际的。一个人虽要有自己的远大目标，但还是要做好手上的每一件实事，抓住眼前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