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一朝，禁了大约三百出戏，禁戏的严厉程度，为有清一代之冠。清廷对民间戏曲的禁毁，也不仅发生在乾隆朝。同治年间，江苏巡抚丁日昌也主持过一场雷厉风行的禁戏行动，查缴“淫词唱本”数百种。
在电影、电视、卡拉OK等现代娱乐方式被发明出来之前的古代社会，受众最大、影响最广的娱乐节目大概要算戏曲。
戏迷皇帝既禁戏又限戏
清代的戏曲业非常发达，这里有两个观察指标：其一，随着戏曲娱乐业的兴盛，从业人员的增长，在优伶云集的城市，通常都建立了地方戏曲界的“自治组织”――“梨园公会”。其二，戏曲在清代社会的受欢迎程度也是空前的，当时的阔绰人家、达官贵人办个喜庆、宴请个贵客什么的，如果没有叫来戏班子演戏助兴，简直就显不出排场。就连乾隆皇帝也是出了名的戏迷，他曾指令大臣编写“节戏”与“宫廷大戏”，创立宫廷演戏的“月令承应”与“庆典承应”制度。
但就是这么一个热爱戏曲的皇帝，又非常热衷于禁戏、限戏。乾隆四十年（1775年），皇帝钦点戏文《喜逢春传奇》有“不法字句”，谕令地方官“查明所有纸本及板片，概行呈缴”，拉开了乾隆朝严厉禁毁戏曲运动的序幕。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十一月十一日，皇帝又在上谕说，“因思演戏曲本内，亦未必无违碍之处，如明季国初之事，有关涉本朝字句，自当一体饬查。”十一月二十八日，乾隆再次下发“禁戏令”，要求各省督抚：“再查昆腔之外，有石牌腔、秦腔、弋阳腔、楚腔等项，江、广、闽、浙、四川、云贵等省皆所盛行，请敕各督抚查办。”
乾隆一朝，禁了大约三百出戏，禁戏的严厉程度，为有清一代之冠。清廷对民间戏曲的禁毁，也不仅发生在乾隆朝。同治年间，江苏巡抚丁日昌也主持过一场雷厉风行的禁戏行动，查缴“淫词唱本”数百种，当时流行于江南地区的折子戏片断、民间小戏、时曲唱本，如滩簧、花鼓、弹词、五更调、鲜花调、码头调、河船调等，都有戏目、曲目被列为必须禁毁的“淫词唱本”。
西厢牡丹亭都在禁演之列
有意思的是，几部戏曲史上著名的爱情戏目，如洪?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王实甫的《西厢记》、汤显祖的《牡丹亭》，都在禁戏之列。因为在官府看来，“《西厢记》、《玉簪记》、《红楼梦》等戏，近人每以为才子佳人风流韵事，与淫戏有别，不知调情博趣，是何意态，迹其眉来眼去之状，已足使少年人荡魂失魄，暗动春心，是诲淫之最甚者。”也就是说，当时的官府是以老百姓的“精神保姆”为己任的，他们禁戏其实有着良苦用心：防止愚昧的老百姓被不健康的娱乐节目毒害。
“禁戏”只是清政府净化、控制戏曲的“组合拳”的一部分。除了将那些“不健康”的戏目禁毁之外，清政府还加强对剧本的修改，如乾隆特别交待地方督抚，对“有应删改”的戏曲，“务为斟酌妥办”，并且“粘签解京呈览”。当过内阁中书的徐时栋还提出了一整套非常有建设性、针对性的戏曲创作指导意见――戏班所表演的戏目，要“以忠孝节义为主”；如果剧情涉及“山海之荒唐，鬼怪之变幻”，则“要以显应果报为之本”；戏文中凡是有“忠臣义士之遇害捐躯者，须结之以受赐恤、成神仙”，凡是有“乱臣贼子之犯上无道者，须结之以被冥诛、正国法”。总而言之，就是要增加道德教化、正面引导的内容。
戏曲在清朝还是“贱业”
戏曲业在过去一直被当成“贱业”看待，这当然是一种毫无道理的歧视。到了清代，从表面的一些迹象看，似乎戏曲界的社会地位已经大大提高了――不但有了本行业的“自治组织”，连皇帝都成了戏迷，一些出色的伶人甚至获得了相当大的“隐权力”，如清末的“伶界大王”谭鑫培。但实际上，戏曲业的“卑贱”地位并没有根本改观，大清皇帝对他们讨厌的戏目，想禁毁就禁毁；官府对从业的伶人，也视之为权力的附属品。可以这么说吧，在清代，戏曲其实还是被权力随意玩于掌股之上的“贱业”。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