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后，国际反恐行动已进行了九年。虽然世界大多数国家依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与措施倾力反恐，但恐怖活动仍有增无减，其中一些具有相同“诉求”、“旗号”、“土壤”的恐怖势力相互呼应、融合，不断以各种形式在不同地区疯狂报复，逐渐上升为全球形态的恐怖主义威胁，成为伴随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浓重阴影。
现代恐怖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从历史的角度看，恐怖主义作为多种矛盾的极端表现形态由来已久。从1948年到1973年，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因巴勒斯坦领土归属问题爆发了四次中东战争。从四次战争的后果看，“六?五”战争最为重要，美国始终坚持执行偏袒以色列和压制阿拉伯的中东政策，激起了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强烈不满。中东暴力恐怖活动开始出现增长态势，并与地缘政治、大国争夺的社会现实紧密联系起来。
70年代末，苏联入侵阿富汗。这场战争既是阿富汗人民反对苏联军队入侵、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场战争，又是美、苏两强为争夺在中亚的战后利益，通过代理人而进行的一场决斗。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暗地里训练来自世界各地“圣战者”与苏联军作战，“圣战”者逐渐形成自己的力量――“基地”，组建分支机构或网点，逐渐形成遍布世界的恐怖活动网络。
90年代初，美国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并驻军沙特。尽管美国把海湾战争美化为“善与恶的决战”，但许多伊斯兰国家却把美国驻扎在海湾的军事力量视同当年侵占伊斯兰领土的“十字军”。由于苏联解体，使得“基地”组织找到了新的战略目标，在海湾地区和世界各地连续发动多起针对美国利益的恐怖袭击，此后小规模的流血冲突和暴力恐怖活动从未止息。
“9?11”事件后，为了维护本国的全球性霸权，美国根据国家安全利益与战略需求,发动了“全球反恐战争”，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再度卷入痛苦的深渊。美国将三者捏为一体，这种斗争形势必将影响到周边地区安全形势。尤其是美军事行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成为“基地”招兵买马的资本，并在可预见的未来会变得更加复杂和艰巨。凡此种种，均是现代恐怖主义及其影响膨胀的重要条件。
时至今日，世界上许多国家正遭受不同类型的恐怖主义危害。从全球恐怖袭击数量及伤亡人数看，反恐形势依然严峻。据美国国家反恐中心统计，从2004年至2007年，恐怖袭击事件从3254起上升到14434起，造成的死伤人数大幅上升。2007年之后，发生在全球的恐怖袭击事件和伤亡总数略有下降，但南亚却沦为恐怖活动的重灾区。巴、阿恐怖与极端势力空前活跃，袭击方式由隐蔽转向公开，表现出更残忍、更血腥的特征，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不仅极大干扰了当地的社会经济经济发展，还导致一些国家关系紧张。
中东的也门和索马里、非洲的乌干达、东南亚的印尼、中亚国家和俄罗斯等地区和国家的恐怖活动，表现出了明显的地区特征。也门和索马里乱象持续，恐怖活动凸显；2010年世界杯决赛期间发生在乌干达爆炸事件炸出了美国当局对地方性伊斯兰组织“青年党”的担忧；印尼“伊斯兰祈祷团”沉寂一段时间后再度激活；中亚的恐怖袭击主要是阿巴部落区恐怖分子“返乡”所致;车臣问题没有解决，恐怖分子纷纷转往达吉斯坦与西边的印古什等邻邦伺机作乱。
另外，“基地”在欧美等国家策划新的恐怖大案的图谋没有间断，既涉及民族分裂主义诉求，也涉及极端意识形态诉求，诸如“埃塔”、“爱尔兰共和军”、“红色旅”、“红军派”，等等。越来越多与“基地”目标或理念相同的恐怖与极端组织，或结盟，或入伙，最终以基地为核心的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得以全球化。
伴随2010年国际反恐行动的，是世界各地不胜枚举的重大恐怖袭击事件。“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继续使用高性能自杀性炸弹疯狂报复，就连恐怖活动一度沉寂的俄罗斯和印尼等国家也再遭恐怖袭击回潮。
国际恐怖活动新动向
随着国际社会反恐力度的加大，国际恐怖主义在力图巩固策源地的同时，其恐怖战略也因应国际反恐大环境的不断变化加以调整，组织形态和技术手段都出现一些更具危害性的新动向。
首先，与世界各地的跨国犯罪组织结成共生、融合的战略同盟。以“基地”和塔利班为首的国际恐怖组织为了壮大实力，加大了与其他族裔极端势力的联合，尤以突厥分量最重。一方面，与“乌伊运”、“伊斯兰圣战联盟”等中亚恐怖组织密切合作，结成盟友关系。另一方面，利用“伊斯兰圣战联盟”等组织在世界各国突厥裔人群的人脉网络中加强渗透。据德国反恐专家透露，目前“基地”中乌兹别克人、土耳其人等“突厥”背景人员比例大幅上升。“基地”在德国、土耳其、中亚等突厥裔人群聚集地获得大量同情与支持。
其次，在组织体系上注重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发展。随着国际恐怖组织的生存环境逐渐被压缩，本土化已经成为恐怖主义赖以生存的基础。从西方国家最近发生或提前破获的一些恐怖袭击事件来看，主谋者和行动者很多是长期生活在西方甚至本土出生的年轻人。据“9?11”调查委员会公布的一份报告称：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人更广泛地参与“基地”组织并在其中担当重要角色。2009年11月制造美国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的哈桑，2010年2月被捕落网的意图制造纽约地铁爆炸案的扎齐，以及策划2010年5月1日纽约时报广场汽车炸弹阴谋的沙赫扎德，三人都是美国公民的事实也都佐证了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第三，依托巴阿部落区的社会基础，构建全球恐怖活动策源地。目前，“基地”组织主要盘踞在南亚的巴阿部落区。随着美军反恐联盟清剿力度的加大，“基地”组织在强化协助塔利班势力，巩固扩大自身发展空间的同时，开始向周边国家扩散。其中，中东的也门地理环境独特，边境地带存在大量难民，可能成为“基地”组织的另一个重要据点。美军方负责人说，目前该组织已经把也门作为他们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从事恐怖活动的预备性战略地点。
第四，谋求核生化及电磁炸弹等高新武器。为了重创美国和西方，制造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事件，“基地”组织从不曾放弃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图谋。如“9?11”事件后的美国炭疽热病菌事件、巴基斯坦核科学家扩散核技术事件、萨戈达核导弹储存设施遭遇恐怖袭击事件、卡姆拉核空军基地遭遇自杀式袭击事件、“巴塔”袭击巴基斯坦核武主要组装基地事件，等等。另外，主要用于摧毁美军驻国外的通讯指挥中心的电磁炸弹，体积小、威力大、易携带，也成为恐怖分子热衷的重要武器之一。
以上动向表明，国际恐怖组织拥有很强的自我调适和渗透能力，保持着在世界范围内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的能力。当前的国际反恐形势依然任重道远。
国际反恐面临的困境与前景
国际社会早已把反恐提升到关乎人类安全的战略高度,并从多层次、多方面、多角度加强反恐斗争，但要实现其战略目标仍面临一些重大困难和障碍。既有恐怖主义定义和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性问题，也有国际社会自身矛盾等制约因素。
一是国际反恐战略走偏。对于国际反恐战略而言，美国既是最有力的推动者,又是最大的阻碍者。美国“例外论”根深蒂固，不愿受到国际机构及国际法束缚，在其主导下，一些国际规则绕开联合国重新制定，如《防扩散安全倡议》、“反恐海关贸易伙伴计划”等，都是以反恐为动力，紧紧围绕美国家安全与战略利益，挑战现存国家主权原则的“国际新规则”。联合国在国际反恐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因美极端利己的“反恐”做法而遭取代，正是这种取代制约着国际反恐战略的健康发展。在此状态下，国际社会很难在反恐斗争中有所建树。
二是“文明冲突”假象导致国际社会与恐怖主义矛盾扩大化。回顾历史，部分国际恐怖主义产生于宗教极端主义、宗教压迫、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是客观事实。但把恐怖主义的产生归结于“文明冲突”，把国际反恐合作的矛头指向某种特定的民族、宗教或文明本身，即便那些跟“基地”组织只有微弱关联的冲突也被硬塞入“反恐战争”之列。这种强行制造的“文明冲突”假象，为恐怖组织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土壤。
三是国际反恐合作步调不一致。国际社会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总体看有所加强，但也引发许多新问题。奥巴马反恐新战略只是基于经济危机导致的自身实力下降和恐怖主义现状而进行的策略性改变，获取现实利益的战略思想隐含其中；其次，双重或多重标准极大地制约了国际反恐合作；再次，处于同一地区的邻国，因为边界、领土争端等固有问题难以解决，在反恐问题上分歧和摩擦不断。加之，各国司法制度和执法程序不一，国际政治利害关系及国家间关系亲疏有别，使得地区间反恐合作难以与国际反恐合作同步。
四是“三大反恐战区”安全形势难有根本改善。随着美军从伊拉克撤出，恐怖组织蛰伏后反击猛烈，伊内政部、外交部、财政部、联邦法院以及巴格达省政府等先后遭到猛烈袭击，极大地打击了马利基政府的威信。“阿塔”2005年重组后，作战力不断加强，2009年进入活跃期，袭击目标主要围绕政府机构、美军及西方目标进行。尽管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历经漫长而颇具争议的选举后终获连任，但其政权依旧脆弱和不稳定。“巴塔”自2009年进入活跃期，袭击目标主要围绕政府机构和西方目标进行，这种指向集中体现了反政府、反西方的特点。
必须指出的是，目前国际反恐最大、最根本的困境仍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关系中“走钢丝”。恐怖主义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方式，早已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从破坏和伤亡后果分析，恐怖主义的确同传统的军事威胁具有某些共性,兼有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双重特征。目前，由美国军人主导的这样一种传统的“以暴制暴”的做法，促生了更多恐怖分子和恐怖事件。相比2001年发动阿富汗战争以来，美国官员们也应该意识到收起野心，寻找退路的时候到了。
因此可以预料，随着国际反恐斗争的不断深入，以及各国打击恐怖主义力度的不断加大,未来出现“9?11”之类的大型恐怖袭击事件的可能性不大，但更加隐蔽、分散并以新形势出现的恐怖袭击将有所增加。国际社会只有在联合国的领导下，齐心协力，减少分歧，共同行动，才能逐步遏制恐怖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否则，国际恐怖与反恐的僵持状态难以打破。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警务战术研究室）
（责任编辑：李瑞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