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成：政府特殊津贴接受者，1918年6月生，广东省中山市人。自幼喜画，1935年发生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时，在北平学联中负责宣传工作，以漫画技法画抗日宣传画，向军警和群众宣传，开始漫画绘画生涯。1942年武汉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入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任助理研究员。1946年辞职赴上海，走入漫画生涯。
方成不像名人，打电话去他家，打算预约采访，方成说，“你现在就来吧。”我迟疑了一下，“我先看看您资料吧。”“你在路上看吧。”话音还往上挑着，一幅逗乐捧哏状。电话里他仔细告诉我，怎么走，他家具体方位。电梯里阿姨说，“你们采访方成吧，他可是个开朗的老头。”来采访的人多了，方成都让记者把名字、联系方式、所在媒体都记录在他个人的小通讯录上，“名片容易丢，通讯本好保存。”方成还饱有传统待客坐姿礼仪，必恭必敬地坐在沙发上，两腿并拢，手放在膝盖上，腰板挺得老直。仔细看他的通讯本，已有一厚摞了。“我还没仔细看您的资料，您不介意吗？”“没事，你说吧。”他拍了一下膝盖，挪了一下位置，反而更凑近记者。
《武大郎开店》
一幅漫画里，武大郎开了一家店，他的伙计也都个头矮小，伙计还对来客振振有词地说，我们掌柜的有个脾气，比他高的都不用，而桌子后面、桌子腿底下还有人。这幅漫画是现年89高龄方成的成名作。他1980年创作的“武大郎”这个词，现今还被人们常常用来比做“妒才嫉能”的人。他的构思来自日常生活观察，“有些领导本事不高，下边有水平高一点的，领导害怕，下面做干部的开展工作不容易。”
后来，《武大郎开店》被改成河北梆子演出，“一张漫画能变成一出戏，全国有名，呵呵。”方成边回忆边乐，这是他活到老记得最深的一件事情。他甚至把当年广播电台播放的梆子戏录音，“电台播放了2回，头一回我没录全，第二回我等着报纸预告什么时候播。”现在方成还保留着这段录音，“只是可惜没有录相。”
1979年，方成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闭幕时，他听到邓小平讲到不要把文学艺术跟政治联系。虽然拨乱反正的文件尚未下达，但方成心领神会，“一听，不反右派了。”开完会，方成跟《人民日报》国际部领导申请二三个月假，准备开个人画展。当时的中国从反右运动到文革结束，已经有二十年的时间没有人敢画国内时事讽刺漫画，方成是文革后开漫画展第一人，他除了《武大郎开店》之外还一口气创作了近百幅漫画，这些画张张直指社会弊端，画展立刻轰动全国，巡回展览十几大城市，“大家都来看我是怎么画的”，各大城市报纸也议论纷纷。
1980年，读者投票评选《人民日报》新闻作品优秀奖，美术作品中只有两件获奖，一件是罗中立的油画《父亲》，还有一件就是《武大郎开店》，这也是漫画作品首次获得该项荣誉。伴随着漫画展的成功和《武大郎开店》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方成这个名字也在中国家喻户晓，他与漫画家华君武、丁聪并称为中国“漫画界三老”。
幽默成家
方成一点都不闲着，我们到之前，他还在给报纸写“有关幽默”的专栏文章，招呼我们先坐，他到屋里保存word文档，关手提电脑。他笔耕不缀，每天工作8小时，十几年来写了十本书研究什么是幽默。方成在幽默讽刺艺术的自耕地上全面发展，不单画漫画，还把漫画的灵魂――幽默当学问研究，他还写杂文、写相声，这点是很多人不了解的。“我50年代的时候就写相声了，我写得不好，没有什么让人记得住,但喜欢写，写简单的，写的不好也发表了。”方成一点不避讳自我评价。
方成的研究方向来自一个偶然的聊天话题。1979年的一天，侯宝林来方成家，问他到底什么是幽默。方成一想，唉，自己画了一辈子漫画，搞了一辈子幽默，还真不是特清楚幽默是什么，两人说了半天都没说明白，干脆，又约了漫画家李滨声一起到方成家继续聊。聊了一上午，但最后还是没搞清楚。方成还从人民日报社借来个录音机，录下好几盘磁带，至今他还保存着。方成是个认真的人，从这以后就开始查阅国内外各种关于幽默的资料，这一查便发现了问题。他查了林语堂写的《论语》，包括鲁迅、郁达夫写的，但都是写幽默有什么好处，“林雨堂也说自己不知道什么是幽默”。于是他又查《辞海》，但其中说幽默是一种修辞方法。方成一想，不对呀，我画的漫画挺幽默的，可是一个字没有，从何而谈修辞？他又查《英国大百科全书》等各国一系列辞书，“我有创作体会和经验，它们没有一个说对的。”
方成出第一本研究幽默的书，也颇曲折。当时，方成写了一篇5万字研究幽默的文章投往《文艺研究》，但只刊登了7000字。三联书店的老板范用看见了这篇被删节的文章，想转载在他主管的《新华文摘》上，便给方成打电话。范用一听事情原委，原来此文还有未刊载的内容，决定出书。从而，《幽默?讽刺?漫画》出炉，这本书发行3万多份，在当时发行量很高。在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的图书馆里，还能找到方成有关幽默研究的这本书。方成算是中国幽默研究的第一人了。
不过，后来，学术研究类的书在市场都不吃香了，方成后几本研究幽默的书发行都不好。“出版社都找歌星影星出书，一发就是100万份，卖得好。但出版社出版正经书，才能拿到书号。我的书就给人家搭配的。”方成调侃自己，“书店老板一看我的书，‘方成，这谁？不知道，来一本吧。’”他也调侃现今不读书的社会现象，“有人去书店，想买巴金的书，老板说没有，顶多一斤。”
方成爱读鲁迅的书，读书也很仔细。他读《鲁迅全集》时，根据鲁迅言论的关键词做了一整本索引，比如鲁迅谈论“奸商”，在全集的第几册多少页他都有记载。为给记者看他做的索引，89岁的他嘴里嘟囔着，“我知道你是想让我摔跟头”，一边搬出小楼梯，“噔噔噔”往上爬，去书橱最顶上拿出这本“宝贝”。这本索引记录在当年最常见的硬塑皮小方本上，本中前言后语都记录得工工整整，“方成1979年”。“您这索引可以出书啦。”“谁出啊！”方成呵呵笑。我也着实被方成的藏书怔了一下，客厅整墙的壁柜都是书，而这样的书橱，方成有3个。
平生就爱捧哏逗乐
方成从小在北京长大，少年时的他腼腆内向，见了女孩就不敢说话。虽然从小就爱在墙上画一些涂鸦之作，但方成从未想过会走上漫画这条道路，他从小就立志要做一名优秀的医生。1935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当时17岁的方成带着两大包药品也夹杂在学生游行队伍之中，一心想当医生的他准备抓住时机救治病人。但正是在这个时候，因为抗日宣传需要，他被学校逼着画了此生第一张漫画。
这张漫画特别简单，却成为了方成日后几十年漫画道路的起点。高中毕业后，方成考上国立武汉大学化学系学习制药，仍然准备将来从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着武汉的沦陷，方成随学校一起来到了战争大后方四川乐山。在这个大山深处，方成因为创作学校壁报再一次画上了漫画。这些发表在壁报上的作品主要画的是学校里的艰苦生活，简单却也不失有趣。大学毕业之后，方成到四川一家化工所作了一名普通的技术员，平时要动画笔的时候就是给周围的人画一些简单的素描像，漫画对于他的生活仍然是可有可无。
但是人生的转折点就发生在这个时候，方成初恋，爱上一个比他大一岁的学外文的女孩。这女孩喜欢画像，方成改行就因为她。两人相约去乐山看大佛，没钱就走着去。方成想起这段往事就笑，“她会点广东话，用广东话跟我说：‘明早喊我’，这句广东话听起来就是‘明早爱我’，我说：‘好，明早就爱你。’”最终，女孩觉得她比方成大，不答应和方成结婚。初恋失败，方成几乎每天晚上都失眠，他决定去遥远的上海寻找一种全新的生活。
上个世纪4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漫画界的摇篮，米谷、丁聪等诸多著名漫画家云集在此。与其他上海漫画家大都画单幅讽刺画不一样，方成刚开始画的都是这种模仿英美手法的连环画，凭借这种幽默的连环画，方成逐渐在上海漫画界站稳了脚跟，他的作品越来越多地发表在上海《大公报》与《评论报》上，后来被著名的民主杂志《观察》聘为漫画版主编。但当时的上海白色恐怖加剧，政治空气日益紧张，于是方成又去了香港，加入了由共产党组织的“人间画会”，张光宇任会长，游允常、王琦、黄苗子、黄永玉、廖冰兄、丁聪等都是会员。
在香港时，方成曾与黄永玉住在香港九龙荔枝角的九华村一个农家小院里。同时，这个村子还住着黄薇夫妇、臧克家、李岳南、叶筠夫妇等人。方成回忆，“这期间，穷困的生活，迫使我们合住在一起，生活起来，真的像一家人一样。”同为道中之人，方成回忆端木蕻良和萧红不免叹息。“可能是出于对萧红的同情，大家一般指责端木。在香港生活很困难，大家又都没有钱。萧红得的是痨病，要花很多钱，一切医药费都是端木掏，不知有多难。小两口打架是常事，多事的人拿这些说事。端木从不为这些事辩解，问心无愧。”
解放后，方成与许多内地文化名流一道回到内地，他先是到了《新民报》社（《北京日报》前身）任美术编辑，然后调到《人民日报》任美术编辑。不久，开始反右运动。方成写了一篇国内杂文《过堂》，讽刺教条主义，被划为“右派”，只是内部掌握，对他手下留情，没让他戴帽子。但“文革”开始，他这个“漏网右派”被抓进牛棚，劳改十年。因为“文革”，方成的发妻英年早逝。方成边含泪边发笑，“就因为《过堂》。那现在《过堂》在哪里呢？”方成走到书柜，拿出两本杂文经典集给我看，“在书上呢！”他调侃，“有意思吧，原来反党，现在不反了，成好东西了，成经典了。我不后悔写啊，它不是入书了吗？成笑话了。谁对啊，还是我对啊。”除却《武大郎开店》，《过堂》的前后事也是方成印象中最深的事情。
调皮生活
有人回忆方成，记忆中的他是一个“自行车专业户”，去哪都骑个自行车。他骑车骑了70多年，每天骑自行车出去取信、寄信、洗照片、办事，连外出的机票也是他骑自行车亲自去买的。方成直到85岁才终于住上10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儿子给装修的，他逢人便说自己住上了“五星级”。他以前的房子只有30多平方米，两个小房间、一间卧室、一间“多功能厅”，既是客厅、书房、画室，又是餐厅。
方成接打电话时声音特别洪亮。有个记者托方成的儿子联系采访他，电话打到家里，方成接，记者以为是方成的儿子，于是问：“你爸呢？”方成诧异：“我爸爸早死了，你找他呀？”
方成给自己画了幅自画像，画像中的他脚踏自行车，侧头远望，神态悠然，并配打油诗一首：“生活一向很平常，骑车作画写文章。养生就靠一个字――忙！”他自我介绍，“自谓姓方，但其父其子都是姓孙的；乃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但宣读论文是在中国化学学会；终生从事政治讽刺画，却因不关心政治屡受批评。”
方成常年吸烟，外出期间一般每天要吸20支，在家里因为工作忙每天抽三五支也凑合。有回途中休息，大家吃雪糕，方成抽烟，问他为什么不吃雪糕，他理直气壮：“那点不着！”他的书房放着沙琪玛，他说，“我嘴馋。”
他也爱喝黄酒，偶尔也喝干红，席上常念念有词：“葡萄美酒要干杯。”一口气喝上一瓶，回了房间则“醉卧沙发君莫笑”。
饭桌上，他会频频举杯，有时说：“您随意，我干了。”一饮而尽。有时说：“您随意，”停一下，“我也不干”，碰杯。
有次去酒厂参观，厂长见到方老，疾步上前：“久闻大名。”方老与对方热情握手：“大闻酒名。”没想到，这脱口而出的妙语后来竟然成了酒厂的广告词。
他饭量不小，但有节制，不论饭菜好歹不挑剔也不过量，吃到一定程度他就用手在腹部前方划弧线，呈西瓜状，以示“饱”。
有人请他题字，他为难：“我没练过字呀！”推辞不过，于是挥毫泼墨，写道：“没正经临过帖，下笔歪歪斜斜，横不像横撇不像撇，谁敢要我敢写。”
出门坐飞机，有些飞机不靠廊桥，要乘短途大巴车，大巴车上的座位很少，抢到的难度很大，方成老吃了面相年轻的亏，既抢不到座位，又没人给让，正巧有人问他高寿，他马上应到：“我还不到90呢，站着没问题。”
他时常还会嘟囔两句，一次和朋友乘电梯，大家要往上，不知怎么被下面叫下去了，不由得抱怨两句，他漫不经心地说：“还是电梯好，能上能下，我们有些干部能上不能下，还不如电梯呢。”
他出门不喜欢带拖着长线的大助听器，他说那样会让人觉得“像个老头儿”。他总说：“当老头儿真没劲！”他看见我穿着靴子，又嘟囔着，“你们都穿摩登鞋，我只穿布鞋，20块钱一双的布鞋。”他说他生日时候别人老请他吃饭，所以他不告诉我他什么时候生日。我再三问，他挺绅士地笑嘻嘻捧着我的脸，亲了一下，以示谢意。
不亦乐人乎
方成有两拨朋友，一拨是漫画界的，一拨是杂文界的，和两拨朋友在一起，最大的爱好都是吃饭。他有不少照片都是和朋友在餐桌上照的，而且都是在家里吃，“在家比在外面吃饭有趣，可作长谈，酒饭只是遣兴而已。”
候宝林在世时，方成常到侯宝林家吃侯家菜，侯宝林也常到方成家吃方家菜。有一次方成去他家，见候宝林的老伴在晒米，方成说：“这米长虫了。”候宝林说：“这是我家养的。”还有一次，方成到候家，该吃饭了，候宝林说：“今天吃活鸡。”等拿出来尝了几口，都像罐头鸡。方成问：“不是说活鸡吗？”候宝林说：“它原来是活的。”
方成爱拿候宝林的幽默做例子。“有一次，‘造反派’在体育场批斗周扬、田汉、阳翰笙、夏衍时，侯宝林先生也被揪到体育场。于是，他心里想，能和这些高级官员一道挨斗，机会难得。造反派开始对台上的周扬、田汉等人逐个地展开批斗，侯宝林一直耐心等着喊他的名字，没想到斗完了前几位后，斗争会结束了，于是侯先生便大声说：‘嘿，我白等啦！’”
方成一和人聊候宝林，便口若悬河。听客要走了，他挽留，“再坐一会儿，再谈谈候宝林，我给你买票回去。”
他和漫画家钟灵也是通家之好。方成的两次婚姻都是钟灵在其中撮合点拨。上世纪50年代，方成和第一任妻子陈今言相互有了好感。钟灵问：“你俩怎么样？”方成说：“挺好的。”钟灵又问：“亲了吗？”方成说：“亲了。”钟灵说：“都亲了，就快点办了吧。”就这样，在钟灵的操持安排下，方成和陈今言就结婚了。
钟灵和方成的友谊深，钟灵爱喝酒，每喝必醉，出门骑车，没看路，北京马路上的井盖被偷走，钟灵没看见，掉进井里，受了伤，还要去看方成。方成说，“钟灵最灵，有一次骂江青，被抓进监狱，呆了7天，‘四人帮’就粉碎了，否则，他也会成为中国的‘反革命分子’。不过，也算坐过牢的人了。”
研究幽默，方成和钱钟书也有交往，两人经常通信。方成出书就给钱钟书寄，“钱钟书爱看小人”，两家也会打电话。回忆故人，方成总会伤心。钱钟书去世，杨降都不让熟人去送。方成硬去了，“就我去了，我说我可是代表邵燕祥和舒展去的。”说完，方成呵呵地笑，眼里却是泪花。
临走，他给我两本书做参考。我回家一翻，都是当天采访内容的补充资料，方成很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