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相恋于五十年前的西子湖畔，却因他与发妻的婚约在先，她选择微笑着离去。半个世纪里，他们一个在中国厦门，一个在法国里昂，千山万水，直到2010年4月…… 八十多岁的丹妮老人回忆起去年四月份，那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天，她在法国里昂安静的家中，忽然收到了装在两个信封里相同内容的五封信，寄信地址是千山万水之外的中国厦门。内容简单，祝福和问候一共四句话，署名是袁迪宝。
亲爱的丹妮，愿上帝祝福你健康长寿，愿上帝保佑你还是健康长寿，请给我一封信，永远思念你的袁迪宝。
“拿着信的时候，这个字我认识，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我也知道是谁给我写信的，我一分钟都没怀疑，他怎么会现在给我写信?”
几十年的岁月往事，像响箭一样飞过眼前。千万种思绪涌上心头，让人不知是醒是梦。丹妮走到自己的小院子中，怔怔拿着信，一遍一遍地看，就怕忘了重要的某件往事，一直坐到半夜。
“我一直未嫁，里昂第三大学的学生和同事都不相信我没有人追，可是我跟他们说：
‘我这辈子只有一个人爱过我，他一直住在我心里。’”丹妮说。
她在回信里写道，“我看了不知多少遍了，每次的感受是无法形容的，你的信和照片都放在床头，收到你的信的头天晚上，半夜里醒来发现还穿着白天穿的衣服，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我干脆起来喝了一杯水，坐在窗口望着天空做梦，我感到你的心在跳，我听到你在跟我低声说话，我突然醒来知道是你在叫我，叫我跟你一起数数那些错过的年月。”
沧海桑田，这思念竟能这样顽强地蹒跚过漫长岁月，一点一滴凿穿世间最顽冥的时间之石。
西子湖畔，落日熔金
时间回拨至半个多世纪之前。一个眼神如清泉般明澈的混血女孩，在西子湖畔的浙江医学院执鞭授课，讲授俄文，她的父亲李树化，曾与同乡大画家林风眠先生辛亥革命后一同留法学习艺术，并各自娶了一位法国妻子，于上世纪20年代中期归国任教。翌年，女儿在北京出生，李树化为其起名叫“李尘生”，法国名字叫“丹妮”。林、李两家不久齐迁往风景如画的杭州。
精通法俄英汉四门语言的丹妮，集美貌与聪颖于一身，每个见过她那时照片的人都会由衷地被她的魅力所吸引。
也许是因为每次俄文成绩都拿满分，来自厦门鼓浪屿牧师家庭的青年袁迪宝引起了丹妮的注意。那是丹妮教过的第一批，也是人数最多的一个班，整整120人。后来当上班长和俄文课代表的袁迪宝，第一次上课时的微笑面容，给当时的丹妮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个学生一定很聪明。
袁迪宝一个月前刚在家乡举行完毕婚礼，然后负笈杭州，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公共卫生学科的大学生。
袁迪宝回忆说：“我们宗教信仰相同。再加上她经常给我拿字典、借参考书给我，甚至还有生活用品……”杭州的冬天，看到上课时迪宝冻得直打哆嗦，丹妮下课后悄悄地塞给他一个包，迪宝后来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件蓝色的毛衣。
丹妮说：“我们接触得很多了，无意中我常找他，我想当时是我比较主动吧。”迪宝则回忆：“当时我们已经有一个什么感觉呢?我们两个很像，我们是一个人。”
年少时的爱，清澈得不沾染丝毫欲望，纯洁如雪，深远若天际。两个年轻人时常执手漫游西湖畔，沿熟悉的路线一路走完，袁迪宝记得，“两人坐在保?塔下面，谈天，谈恋爱。一个钟头左右，才慢慢跑回来，送她回家我再回学校自修。”
然而美好的日子只持续了一年多。1955年，随着全国高校院系大规模的合并调整，浙江医学院被并至华西医科大学，心事重重的袁迪宝不得不奔赴成都。临行之时，他终于鼓起勇气将自己已婚的事实告诉了丹妮。
突如其来的事实让丹妮冷静下来。都说爱情是自私的，但丹妮无法想象自己的幸福会建立在另外一个女人的痛苦上。责任心很强的迪宝也无法忍心抛下结发的妻子。二人心境之惆怅，恰如林徽因《偶然》中所说的那样，“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芒。”
两人只能以苏堤三潭印月为背景匆匆留下一张临别合影，丹妮剪下一缕金发，并一枚戒指一起送给迪宝。谁也没想到，这一别，竟然就是半个多世纪。
千里赴法，柳暗花明
“我正在热烈地爱着你，我正在热烈的爱着你，日夜思念正像你也爱我一般，假如我在为你郁闷，祈求得到你的爱冷，为了得到你的爱怜，我宁愿粉身碎骨……我祈求上天赋予我们，赋予我们，赋予我们。”这是一封袁迪宝在成都思念侵袭、百感交集之时写给远在杭州的丹妮的信。尽管两人被现实分离，然而频繁的信件仍紧密联系着彼此，谁都没想到，更久远的离别即将到来。
也许同时受到中西方文化的影响，纤弱的丹妮却有着非常倔强的个性，经常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她无法理解“除四害”的狂热，也没法理解他人对旗袍异样的眼光：“当时人家批评我爱穿旗袍，我说至少从背影看我是女孩子吧?为什么让女人变得难看，女人打扮对国家有什么坏处?”
抗战结束后浙大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丹妮却无法理解：刚赶跑了暴殄天物的侵略者，为什么不珍惜时机好好做事情?结果转眼间校园中就贴出了大字报，质问她“是否是一个中国人”。“我当时很难过很难过。”
父亲的言行也对她有很深的影响，比如“君子不党”。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时，大家都要集体戴黑纱喊口号以示纪念，但丹妮对此类活动有抵触心理，不愿戴黑纱，也不愿举手呼喊，甚至有同学怕她惹麻烦拽着她的手举起来。她当了6年的助教后，去找党委书记询问：我的未来是什么?得到的回答却是：你的工作能力很强，但没有“政治觉悟”，不向组织靠拢。身为天主教徒的丹妮感到，既然现实如此，不如利用这个机会与母亲回法国一趟。
1956年4月，丹妮随母亲登上了一艘荷兰货船，离开杭州，经上海、香港辗转回到法国。上船时每人只能带十美元路费，其它什么也带不走，她把迪宝的信件藏在怀中最终躲过了检查。
刚进法国的时候她没有身份证，直至1960年才入了籍。文凭不被承认，没有经济来源，刚开始的生活无疑充满了艰辛，她用一年时间取得了速记打字的毕业证书，寻得了一家进出口公司秘书的职位，在那里一做就是17年。
“我为了要重回中国，所以我在法国想找一个工作可以再次能跟中国联系，比如教中文。那个时候忽然大家都要学中文了，里昂大学也要开班。”精通中法语的她获得邀请后，向公司老板请示争取到了每周5小时的授课时间。由于对当时的教材不满意，她就自己编写教材。边授课，边编书，还要完成自己的硕士论文――她要在7年之内拿下博士学位，以获得一个有安稳保障的大学终身职，来供养父母安度晚年。而开始写博士论文那年，丹妮已经47岁了。1980年她拿到了副教授职称，并在 重新恢复的里昂中法大学担任秘书长，后来因其持续多年来对中法文化交流的卓越贡献，获得了法国政府颁发的骑士勋章，这是一份极其珍贵的荣耀。
没有人知道她在这过程中付出了怎样艰辛的努力，耐住了怎样的寂寞。然而她说，
“我不是一个很孤独的人，因为有个人住在我心里。”
暮云春树，别样水天
丹妮离开中国之后，仍与迪宝频繁往来书信。袁迪宝自华西医科大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厦门市卫生防疫站工作。50年代末60年代初，迪宝的三个儿子相继出生，大儿子曾取小名叫“尘生”。二儿子小名叫“金星”，正是用来纪念丹妮与迪宝年轻时候黄昏漫步白堤路所观察到的金星。迪宝还曾打算过，如果第三胎生的是女儿，就取名叫“丹妮”。
正逢1960年前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得知迪宝生子喜讯和经济状况的丹妮从法国寄来了不少奶粉和衣服。然而随着60年代的来临，政治气氛日益紧张起来。“50年代大家还比较开放一些，没有关系，到了60年代以后的话，那就是意识形态、革命思想占主流，你这个人家叫里通外国，就不得了。而且你很多相片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
文革开始后，袁迪宝全家被下放至福建龙岩山区，接受贫下中农教育，参加宣传队，穿行跋涉乡间，担负起了为百姓医疗的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写给对方的信都被退了回去。而丹妮一封又一封地坚持写着，直到突然有一天，她接到一封从香港发出的匿名信。信十分简短，“你不要再写信了，你在害人。”
一位神父也告诫她说，写信给中国那边很危险。了解了当时的紧张局势后，持续多年的信件来往被迫彻底中断了。而她曾留给迪宝的头发、戒指与信件，都为安全起见而被烧毁。双方再也无法得知对方的音讯，只能将思念和爱意悄悄地藏在记忆深处。
丹妮将迪宝写给她的信件集中放置起来，在外面写上了一行字，请求如果自己死后有谁发现它，就及时销毁。她说，“我那时很少有勇气再看这些信。”
袁迪宝只能在每次赴杭州出差的时候，一一寻找年轻时与丹妮共同行走路过的美丽风物：堤岸、树木、宝塔、丹妮的故居，徘徊沉吟良久，于意念之中遥寄情思。千山万水之外，两个人的命运仿佛沧海之中微渺的小舟，浮沉不定。
朝花夕拾，再续前缘
2010年春节，袁迪宝的外甥前来拜年，无意中提起舅舅与丹妮年轻时的这段情缘，说舅舅年轻时很英俊，差点娶了个外国妻子。晚上客人散去后，儿媳欧阳鹭英向公公详细地询问了这段多年前的故事。
袁迪宝自十多年前老伴去世后，留起了胡子，没有再买一件新衣服，自己做了一个挎包背着满厦门跑来跑去，甚至有时被人误认作乞丐。他说确实有这么一段感情。鹭英便问：为什么不再写信呢?袁迪宝说不知还在不在世，而且信都寄出又退回来。鹭英就鼓励他再试试看。
那一夜袁迪宝失眠了。鹭英看到整个晚上公公的房间灯都是亮着的。
袁迪宝将丹妮的通信地址，记在了自己的《圣经》里面，多少年来，这个秘密一直没有被发现。他凝视着那串熟悉的街道名，犹豫了许久，花了几天时间来写这事隔多年之后的第一封信。他本来打算写给法国驻华领事馆寻求帮助，后来改变了主意，做好心理准备，直接向原地址发了五封同样内容的信，分装在两信封中，信上只写了四句话。耄耋之年的他不敢肯定，异乡土地上那个朝思暮想的人是否还健在。于是便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自此他便每天张望信箱。2010年5月1日，袁迪宝终于等到了丹妮的回信，里面附有一张彩色照片。望穿岁月的老人手捧信件与照片，看着心上人那已被风霜雕刻的熟悉容颜，不由老泪纵横。他认定这是一个奇迹。
年过八旬的两位老人又恢复了年轻时的那种频繁通信。他们有太多的故事和思念想说给对方听。他们说起年轻时的那些老地方、好风光，说起年轻时一起轻轻哼唱的歌谣――《翠堤春晓》的插曲《当我们年轻时》，说起仍保留的那些老习惯，感慨万千。当袁迪宝询问丹妮未来的打算时，丹妮的回答深深地触痛了他的心：她先前已做好了终老修道院的准备。
“我看了这句话，我心里面很痛苦，所以说我一定要叫你来，我不能到法国接你来，我一定要叫我的亲人，我这次就叫我的儿媳，到你那里去，把你请来，把你送来。”“最后我郑重告诉你，我唯一的愿望就是邀你来厦一游或长住。你告诉过我鼓浪屿很美，是你随父母回国时在轮船上看到的。”袁迪宝在信中如此殷切地期望着，“请原谅我的负罪感，我们要重生。你来和我们同住。”
终成眷属，永结同心
2010年9月18日，袁迪宝在三个儿子的陪同下，手捧55朵鲜花，寓意分别的55年，到厦门高崎机场接机。
丹妮由迪宝的儿媳欧阳鹭英陪同归来，鹭英一到法国就称呼丹妮“妈妈”。“从来没有人叫过我妈妈，到了这个年龄，也当了妈妈，好在有她。”丹妮说。
“这么多年没见面应该和他说什么呢?”走向出站口的丹妮非常紧张地问鹭英。“老远就看到他捧着55朵玫瑰，我心里就紧张，非常紧张，后来我说，好，向前走吧，我就慢慢地走向他，他也走向我，结果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是抱在一起，可是这个沉默当中意味很多很多，好像我们又回到了我们年轻时代。”
刮掉了长胡子的袁迪宝回忆说：“虽然变老了头发白了，但是在机场门口她的样子我还是一下子就认出来了。我来的时候也没讲话，拥抱在一起。语言无法形容，千言万语。”
三天以后，厦门市民政局迎来了这一对特殊的新人。新郎82岁，新娘83岁，他们跨越了55年时光和万里海天终于结合到了一起。9月26日，他们举办了隆重的婚礼，83岁的丹妮平生第一次披上了婚纱。两位“新人”，虽然一个眼睛不好，一个耳朵不灵，但“他是她的眼睛，她是他的耳朵。”。
“很多人间我，为什么我一直没有结婚。因为他在我心里，让我忘记他，不太可能。我们是同一个人，很多事情我们都是同时想，同时做，即便不在一起。”
“我父亲91岁去世的，我母亲93岁去世的。陪着我妈妈的时候，她经常有时就坐着看我，看半天，她说，你爸爸不在了，至少还有你陪我到最后，可是你呢?今年我们恢复通信的时候，这些回忆都回来，我们都相信这是天意。我也常常想到我父母，能看到那一天该会有多高兴。”丹妮这样回忆道。
袁迪宝说：“上帝要我来爱她，让她来爱我。让我们五十年后再遇到。现在有人来问我，你们要活到多久。我说我希望她先走，我没关系，我能承担悲伤。她对我太好了，我希望能佑护她走完人生路。”
如今，老两口每天早上都牵手去厦门环岛路上散步，在海风中唱起当年的谣曲，“当我们还年轻／在美妙的五月早晨／你曾说你爱我／当我们还年轻。”他们还经常去鼓浪屿音乐厅听音乐，礼拜天到教堂听牧师讲道，沉浸在唱诗班的歌声中，感受时光飞舞，年华似信笺翻动。
诚如经典中发光的字句――“爱是恒久忍耐”，岁月打磨，直至透亮，凝成水晶。生命正因为这种独一无二的忠贞与信念，在阳光下闪耀着生生不息又如梦似幻的希冀。
记者手记
厦门冬日的下午阳光安静，丹妮老人坐在院中等我们，袁迪宝老人还在午睡，三儿媳欧阳鹭英接待了我们，她是积极推动两位老人重聚的功臣，去年8月份是她到法国陪同丹妮回到了厦门。她还帮忙整理了两位老人的陈年书信，那些发黄的纸页里的词句干净美丽，在她看来，徐志摩的情书相比都不算什么了，这才是真正的情书。
聊了一个小时后，袁迪宝慢慢下得楼来，和丹妮依偎坐在一起。他听力不好，问他的问题都需要一旁的丹妮再向他大声转述。大部分时间里，他都静静地坐着，微笑地看着丹妮，拉着她的手，为她整理衣服，怕她着凉。他原来独自居住，不修边幅，在外面走很多人还会给他钱，请他吃一块钱一串的臭豆腐。现在新婚不久，住在儿子家中，身体和精神都好像变了一个人。
丹妮老人的口齿非常清楚，据她说在法国也坚持每天说中文。她的记忆力尤其出色，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事情，她都能对应到具体日期。采访将要结束时，她拿出一本别人为她撰写的传记《混血儿》，这是她为之贡献过的中法事务协会送给她的八十岁生日礼物。书中全是法语，印有很多老照片。
她指着每幅照片一一回想当时的情景与人物身份。我们不得不感慨两位老人年轻时的容颜。一个英俊潇洒，一个美丽端庄。年轻的眸子闪耀着这个时代已少见的神采。
书的封面是一幅水墨画，出自林凤眠先生之手，一只孤独的鸟，与风、水、流云相逆飞翔。她说这是自己和袁先生以前的心灵写照，如今他们终于飞到了一起。丹妮认为，“这一切都是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