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次获得金马奖最佳编剧,号称“吴金马”; 从侯孝贤、杨德昌、许鞍华到拍商业片的朱延平,他给三十余位导演写过故事。有人说,“只要搭上他的金马列车,提名最佳影片或导演就有希望。”
许久前,张艺谋第一次见到吴念真,直言,“很多人说我一脸旧社会,念真,你也差不多。”
台北大直区,这是吴念真首次接受大陆记者专访。但大陆观众对他这张“写满台湾人愁苦”的脸并不陌生,前几年他去辽宁,有女孩一眼认出他,把他吓个半死。
这场专访或许来得有点迟。台湾散文家小野曾说过,“你要了解台湾的小说和电影,竟然不认识吴念真?”
吴念真曾五次获得金马奖最佳编剧,号称“吴金马”。他给三十余位导演写过故事,从个人风格强烈的侯孝贤、杨德昌、许鞍华,到拍商业片赚大钱的朱延平。有人说,“只要搭上他的金马列车,提名最佳影片或导演就有希望。”他饰演《一一》中老实的男一号,在银幕里发怒,“什么都是装的,还有什么是真的?”
1994年,轮到吴念真自己拍电影了,第一部《多桑》便获得意大利都灵影展最佳影片奖。近些年,他的出镜率高得令人叹服,主持人、作家、舞台剧导演……这位“台湾最有魅力的欧吉桑”还是个广告王,小S、陶晶莹的广告总量也比不过他。这事连儿子吴念谦都烦了,“买个饮料,也被剥夺不看到他脸的权利。”
今年,他五十八岁,新书《这些人,那些事》受台湾读者疯狂追捧,短短几个月加印到了八万册,甚至出现团购。有读者说,“我最反对煽情。可每次看他的东西就是要哭。”该书已初步确定将由译林出版社发行简体版。
乡土烟火
个子不高的吴念真,最爱浅蓝牛仔裤,两手交叉抱在胸前。不笑的时候,脸往下一拉,双眉稍蹙。
他出生在九份的矿工家庭,《悲情城市》曾在此取景,吴念真借女主角之口描述故乡:芒花开了,满山白蒙蒙,像雪。儿时,个子特小的吴念真常于伸手不见五指的雨雾中,走近一小时山路,等到了附近的小学,全身都湿了。
吴念真有“全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人”之美誉,这得追溯到入门师傅条春伯。九份矿区里,全是为着黄金而从四方拥至的冒险型人物。条春伯是无数神奇人生的转述者,连当事者听了都涕泪。在条春伯的嘴下数次“身临奇境”,吴念真相信:具有画面感的通俗功力便可让人快乐。一天,条春伯把吴念真叫到一旁,“我会死掉,到时村里就靠你读信、写信了”。写信这事,也让吴念真熟识了人情世故。
“不许念经”,吴念真被叔伯大姨命令,一定要用闽南语讲述报上的故事。到今天,他仍讨厌没有生活感的“国语”,故意在戏中不放字幕,“就是要让观众感受画面。”
全村人靠矿吃饭,日子过得清贫。一日天晴,吴念真带弟弟妹妹到山崖,望着抵达远方的铁轨。身为大哥,他许下未来,“等有一天我们去台北赚钱,家里就不会没钱买菜了。”孩子们脸上全是泪水。
他是心直口快到“不好惹”。《康熙来了》现场,蔡康永问吴念真,“你怎么导了两部电影就不导了?”不到两秒,他呛蔡康永,“你念了三年电影,一部也没导过吧?”蔡康永弯腰大笑。过没多久,他又顶撞主持人,“你很奇怪耶,那么年轻,讲话那么老。”
一旁的吴念谦提醒父亲,“不要这样,有点礼貌。”蔡康永才知道什么叫“一物降一物”,回家发表博文,题为,“治我者,吴念真”。
他自小不惧权威。曾经有段时间父亲沉迷赌博,他认真地写了封信去警察局告发,结果被暴打一顿。
《恋恋风尘》的中影修复版DVD花絮中,侯孝贤道:吴念真本名叫吴文钦,因女朋友叫阿真,他取笔名吴念真,意思是“不要再挂念阿真”。粉丝私下八卦,这究竟是念还是不念?
“有些事情永远也不能放下。”情感之于吴念真,是大过一切。吴念真的矿工父亲,最后只剩十分之一可呼吸的肺部,在医院跳楼自杀。年老的叔伯们,坚持要给老友扛棺木。崎岖山路上,吴念真盯着眼前肌肉紧绷、一步一抖的数只瘦腿,一路大哭。不是哭父亲,是哭这生死友情。数年后回忆起,他脸部总僵硬,眼泪又出来。
念完初中,十六岁,吴念真到台北半工半读。半夜牵着老板的狗散步,遇到一位在牛肉店里洗碗的小孩,两人站着聊天便熟了。“人就应该是透明的。”他坚信。
“私人”故事会
在台北混生活,吴念真读到当时流行的存在主义及司马中原笔下的“狂风沙”,特别“无感”。直到他去当兵,黄春明的作品《锣》让他一下子醒了,“啊,原来文学讲的是我们自己的情感”。
吴念真开始一种与周遭一切热烈交流的写作,“我要表达我的情感”。从小在矿村生活的叔伯阿姨,及到台北讨生活时看到的众生相,一点一滴入了他的小说和剧本。
1977年,吴念真第一个剧本《香火》,引起“中央电影公司”总经理明骥注意,找他进“中影”。当时台产电影票房已陷入谷底,“中影”一改按资论辈,起用年轻作家小野、吴念真组成“二人小组”负责选材编剧。
“二人小组”想了个 “快速制造导演”的策略:由几个导演共同拍一部电影。1982年,新电影开山之作《光阴的故事》即为该模式。正如《台湾新电影》作者、影评人焦雄屏所说:“新电影在中影内部卷起浪潮,虽然有一些客观条件,但无疑编剧家小野和吴念真是其中煽火者。”
那时,吴念真跟侯孝贤、杨德昌等人混了个烂熟。侯孝贤刚拍了些成功的商业电影,成天穿着布鞋,头发长长的,像个小流氓。杨德昌刚从美国学了一堆理论回来,穿着一件T恤走来走去,上面写着Herzog 、 Bresson and Yang,“意思是,我杨德昌以后也要跟赫索伯格、布列松一样等级。”
这帮人是台湾新电影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常常,晚上十点,侯孝贤、杨德昌等人念头一起,便从台北出发,开四十多分钟的车到吴念真在郊区山上的家。
大半夜的,一伙人凑着脸,观摩托人从四处搜集的电影。吴念真刚结婚的太太有洁癖,为防烟灰乱飞,只好拿个大花瓶,装上水,供这帮“不务正业者”使用。
奇怪,为什么大家都不喝酒?时隔多年,吴念真绞尽脑汁,想不明白。
这些人中,数杨德昌英文水平最好,常给其他人讲解无字幕的外文片。有时他们看到日本新导演的电影里只有对话没有音乐,集体叹服。看完电影,便疯狂聊天,各谈各的生命故事,内容无所禁忌。
意料之外的是,这些人的私人故事大多被拍成之后台湾新电影的代表之作。
侯孝贤不经意回忆童年,大伙说你拍吧。观众便看到了《童年往事》里整个时代的记录。吴念真的初恋受众人怂恿,被拍成《恋恋风尘》。凑过这场私人故事会的,还有香港导演许鞍华。她吐了一连串复杂的家庭身世,吴念真写下《客途秋恨》,电影里张曼玉演女主角。
这帮朋友有着迥然不同的叙述风格。侯孝贤爱举一反三,容易从生活片段扯到小说文本,而杨德昌偏理论,对话中常要丢很多东西给他抓感觉。“‘唉 ,这个猛。’说明你刺激到他了。”
从吴念真“超级台语腔”出来的,更多是父亲,以及父亲那一代受过日本教育,却在一夜之间必须变成中国人,所遇到的认同问题。他想找侯孝贤拍,侯孝贤只撂下一句话,“你自己的故事,你自己拍。”
1994年,吴念真拍了《多桑》。许鞍华评价《多桑》,“父亲性格的描写细致又动人,技术部分也十分老练。”但她却认为,影片后半段从父亲病重、跳楼自杀,身为人子的吴念真,完成父亲生前一览日本的愿望,影片“失掉观点,变得太私人且太情绪化”。
吴念真坦然,自己的故事当然有私人情感。但他也说,生命经历,最多是提供素材。“我在《多桑》中讲我爸爸,可那也是很多人的爸爸。”或许,如焦雄屏所言,疏离、静观从来不是吴念真的本性,他的电影就像他的人,是积极卷入,又热切动之以情的。
这场“私人故事会”跟台湾新电影的写实主义有莫大关联。在原本以武侠、琼瑶片为主的台湾电影市场,写实风格得到极好反响。“观众坐在电影院,突然看到了屏幕中出现很丑的人,顿感熟悉亲切。”
对于新电影运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衰落,吴念真说,“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发生,几乎是靠着一帮走得太快的人,而台湾观众,至今也没赶上他们的脚步。”
世界很奇怪
在台北呆了四十几年,吴念真还是非常不适应。
“台北人很冷漠。”他想起二十几年前的台北,随处可见为梦想而努力奋斗的乡下人脸孔。近年,吴念真到上海去,一位学洗头发的河北女孩对他说,要努力,日后回家开一家有四张椅子的店。吴念真顿觉似曾相识,眼泪都要流出来。
大多时候,他对这个世界不能认同,蹦出口头禅:“这很奇怪耶!”
Facebook上有十多万粉丝,他每天会在上面表达感激或分享。可他又难以理解,“这个世界真是很奇怪,我写得再悲伤,你都按‘赞’?”
看政治人物表演,他想,少来了。朋友跟妻子因蓝绿问题吵架,深感荒谬,他拼命摇头,离婚吧。常常,他在电话里大骂记者,“你畜生!我是跟你分享耶。”
年轻时,他读克鲁泡特金的《面包与自由》、《互助论》,极为感动。他承认自己是克鲁泡特金的信徒,有社会主义情结。“连动物都有相互关怀的本能。”
他遇到一位牛肉面老板,竟是当年半夜路上熟识的洗碗工。两人兴奋得不得了。这种友情,四十岁以后,吴念真再也找不到了,“人跟人认识 ,再也不是因了解对方的过去。”
2002年,吴念真二弟连碧东欠下千万赌债,于车内引废气自杀。过了三年,长期患有忧郁症的大妹连翠萍遭诈骗失财,烧炭身亡。
从那时开始,有些东西彻底失落了,吴念真开始认不得自己。一天早晨,他睁开眼,一个念头闪过,生命为什么这样重复啊。厌倦得连牙齿也不想刷。
忧郁症来了。他再也不回去九份,怪自己对画面的记忆力太好,那雾气、味道直扑而来,没办法承受。直到2010年11月份,因《这些人,那些事》出版,他才带着四十多位读者回去,“有责任在,我起码不会沉浸在情绪中。”
他想,这个世界是无法被改变的。只好做比较有趣的事情。连商业广告片,他也要拍出感情,很多观众看了都哭。2003年后,吴念真导演了舞台剧《人间条件》的四个系列,每次上演都满座。演出前,他不忘提醒演员,“你们何德何能。”
他要透明,连悲观也不掩饰。以揭露知识分子弊病为题的《人间条件》之四谢幕时,他明白地对台下观众说,“我知道,回去后,你们也不会变。”
吴念真还想拍电影,名字都想好了,《一清专案》,讲台湾上世纪八十年代黑帮社会的故事。他坚信电影是给多数人看的,不过没把握,只好“说说而已”。
除了跟观众在一起,他也需独自疗伤。从晚上十点到半夜三点,他总关自己在书房。为防失眠,临睡前他总喝点威士忌。
南都周刊×吴念真
杨德昌很绝望,侯孝贤讲感觉
南都周刊:当时你们在家里看的电影,有偏好哪些片子?
吴念真:也没有,都是各自喜欢的。比如我比较喜欢意大利新写实的,像《偷单车》。侯孝贤一直想改变主流商业电影模式,他听到很多国外留学回来的导演在讲理论,他想,妈的这个我早就已经想过啦,自信就来了。到了拍《风柜来的人》,爸爸看着小孩去上学,镜头回来,眼前的小孩已经长大,这在以前不会出现。杨德昌很绝望,从社会存疑到完全否定,最后《一一》比较温暖一些。这个可能跟他看到的社会环境有关。
南都周刊:你跟杨德昌合作的电影有多部,有什么感受?
吴念真:杨德昌很清晰自己的理论框架,并能找到社会故事去填满。他的观点很清楚,而且不能被打破,我们必须尊重他。但他的很多对白写出来都像西方翻译小说,有时我会帮他改得口语化,比如《一一》、《麻将》。还是很怀念他,他EQ不好,但很聪明,是海峡两岸最厉害的导演,能将自己的创作意图表达得很清楚。
南都周刊:朱天文与你一起编剧《悲情城市》,这部后来引起巨大反响的电影,你们当时的真正拍摄意图是什么?
吴念真:《悲情城市》创作的出发点其实很简单,“二二八事件”是个很可怕的敏感话题。我们想,如果这个话题可以拍成电影,其他讨论就可以出来了。当然,我们不能在电影里作定夺。对我来讲,“二二八事件”,是一种认知冲突,大陆人来的时候是想说台湾人被日本人奴化,要教育你们。台湾人想说离别很久的妈妈回来了,结果竟然杀我们。
南都周刊:你刚刚提到侯孝贤的作品偏无情节化,你怎么看?
吴念真:他后来是越来越这样了,常常讲求感觉;但我对这个存疑,我觉得电影还是给大多数人看的,要跟群众在一起,我们的看法不一样。
南都周刊:近来还有跟侯孝贤联系吗?
吴念真:很少见面,见面都很有礼貌了。但人到了一定年纪就会很清楚,人生某一个时期的某一些朋友,后来消失了就不要去想了。当然还是有点遗憾,当初很好的一群朋友,现在都很少联系,当然这里可能牵扯到一些复杂因素,他们不喜欢我,这个是可以尊重的。
南都周刊:怎么看待今天台湾本土电影的市场能力?
吴念真:人可能会怀旧,这几年台湾卖得最好的,都是跟台湾文化有关系的,像《海角七号》、《艋》。但如果太多了又泛滥了,台湾这么小的地方很容易有浅盘作用。
南都周刊:一直以来,你跟大陆这边的导演有什么联系?
吴念真:会啊,现在比较少。以前影展常常碰到。那时张艺谋等刚出来,巩俐第一次到香港的时候,我们凑钱送她一个包包。我们现在讲,她可以送我们每个人几百个包包了。后来陈凯歌、王小帅,都接触过。
那时在香港看电影,发现大陆大导演也拉到一个比较写实的调上。看完《如意》,我们所有台湾导演站起来鼓掌。因为担心回来被政府审核,一堆人偷偷见面,包括谢晋,大家会谈谈彼此对电影的看法,我们也对大陆公营影厂的作业流程感到好奇。杨德昌当时讲了一句话,说未来两边彼此都是创作上的竞争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