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是大势所趋，不能将农村视为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阻碍，更不能操之过急。 日前，《中国统计摘要2010》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05年到2009年，全国村民委员会数目逐年减少，平均每天有20个行政村消失。农耕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基，中华文化的灵魂和精髓与农耕文化和生活形态密不可分。然而，进入社会转型期之后，我们这个曾因农业文明而兴盛的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危机，是农村正在消失。
“中国农村未来会消失吗？”当爱新觉罗•蔚然在《粮民》一书中抛出这个抽象命题时，很多读者可能会觉得这位社会学者有些杞人忧天。然而，只要你有空去真实的农村走一走，再看看相关统计数据，定会发现，不仅文化意义上的乡村早已开始消逝，地理意义上的农村也正面临可能消失的危机。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社会转型期，随着社会结构转换、社会机制转轨和利益格局调整向着纵深发展，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农村消失危机”必须有深刻而警醒的认识。
一些农村逐渐消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剧的直接产物。世界经济发展的轨迹表明，随着农业技术革新和农民生产率提高，农村对劳动力的需求将大大降低，这必然会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出现。这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劳动者进入城市之后，经历了一个从农民向产业工人转变的过程，客观上导致农村人口逐渐减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如今的新生代农民工很多已不再留恋父辈们固守的乡土，在城里买房置业的愿望远比回到农村强烈。
这种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社会心理的变化，从深层次加以分析，根源于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我们的发展思路一直都是城市主导型的，资本和资源严重向城市倾斜。这种有失公平的社会资源分配格局，拓宽了城乡差距，加剧了马太效应：一边是各级城市赶欧超美和持续大发展、大繁荣，另一边却是“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只要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不改，城市对很多农民来说，就会一直是一块蕴含着无限机遇和财富的磁铁，其结果必然是农村的衰落。
按照常理，如果农村消失仅仅只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推进的自然产物，这种结构变革应该是一个非常缓慢且温和的历史进程。但是，目前令人担忧的地方在于，中国农村消失的速度已明显超出社会所能承受的合理区间。
这其中固然有历史方面的原因，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在推进新农村建设、小城镇化、拆村并居等行动时，可能出现的政策误解与认知偏差，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农村的消失。据媒体报道，一场让农民“上楼”的行动，正在全国多个省市进行，大量的村庄在撤并行动中迅速消失。以浙江省为例，从2003年开始大规模并村行动以来，浙江的农村数量已经从原来的4万多个缩减到目前的3.8万个，其中丽水有400多个自然村消失，温州撤并了500来个自然村。
之所以说这种因认知偏差所致的农村结构变化，是转型期社会的一种危机，主要是因为农村消失的速度与城镇所能承受的规模失调，不仅给城市发展带来了新问题，也给农村发展制造了新危机。很多农民在“被上楼”之后进退失据，既失去赖以安身立命的耕地，又缺乏城镇居民所能依靠的福利机制，这些“新市民”的处境十分尴尬。而城市管理者短期之内又难以拿出周全之策，不将这些人安置好，他们很可能会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危险因素。
从长远看，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是大势所趋，但社会结构的变化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能将农村视为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阻碍，更不能操之过急。相反，鉴于社会转型期的复杂形势，中国农村的城镇化速度必须控制在一个全社会都能承受的合理区间，当前的乡村治理结构也必须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加以调整。只有这样，才能为统筹社会转型期的城乡发展赢得充足的时间和空间，让社会结构变得更富活力和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