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一个社会总能找到两条线索，一是对所谓“高雅”持续怀疑，把它们视为精英的和反生活的，叫“八卦”，另一条，则是对“庸常”生活时刻审美，叫“文化”。还说，为避免掉入“八卦”的泥潭，须找到“文化”的脊梁。按图索骥，我们为“杨翁恋”找到了几根散落着的脊梁骨。
作家朱文发现“长江晚报”一则“家有恶猫”的八卦背后有着更复杂的机理，于是写了个短篇，叫《老年人的性欲问题》，作者认为，在时间的河流中生物品质不可抗拒的败坏和磨蚀，社会道德无所不在的约束，给老年人的性投上了浓重的阴影，能够正确对待的往往只是少数一些睿智达观的人，“他们完成了对生命本质的最高认识”。
在这篇纯虚构（包括写作动机）的短篇的开始，作者提醒读者，这是小说，不是社会调查。但从阅读效果看，刚好相反。
史上把性写得最直接的小说，评论家们认为，是波兰人贡布罗维奇的《费迪杜克》，虽然书中没有一处直接的性爱描写。贡布罗维奇被称为“高雅文学的现代派”。和所有写性的、有追求的作家一样，“性”只不过是贡布罗维奇的一个幌子，他真正想说的是“我”，所以在《费迪杜克》里，那个变回小学生的成年人坦白了自己难以启齿的欲望。
关于这个幌子，还可以从他最伟大的作品《日记》中得到验证，在写下“星期一，我。星期二，我。星期三，我。星期四，我。”这个著名的开场白后，贡布罗维奇才在星期五的日记中写下自己对刚刚从报纸上读到的一则消息的思考――对波兰文化里的“我们”做义正辞严的辩驳。
在高明的文学家那里，“性”往往是对大一统的“我们”的嘲讽，是作者“捍卫自我疆界”的幌子，和记者这个行当不一样，更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把“文化”作为“八卦”的幌子。一位日报记者，在那幢日夜有保安看守的两层楼别墅外逡巡多时后，在得到清华大学对外宣传部周姓老师的“杨教授说了，不会接受任何访问”的回复后，表达了自己的幽默，我也只不过想请杨老先生做一道最简单的选择题：“我”还是“我们”？
实话说，这位同行的困惑远不及我们编辑部的实习老师。在花了两天时间扒下挂在网上的所有“杨翁恋”的资料后，她很失望，之前她宣称一定要在这些八卦里找到爱。这说明，有一些爱被我们忽视了，所以没有到达公共领域，实习老师最后安慰自己说，一定是在他们的秘密邮件里，这也说明，“杨翁恋”还有八卦的空间。在82岁老先生身上发现爱，这符合实习老师对温暖新闻的定义。
贡布罗维奇的“我”，实习老师的“爱”，这样的主谓结构让人有补充上宾语的冲动，像孟京辉的话剧《我爱×××》里为马雅可夫斯基补充上的那些连绵不绝跌宕起伏生生不息的宾语。实习老师补充说，万物都可以爱，都可以被爱，包括82岁的杨老先生，当然也包括28岁的翁帆小姐。“这份浸透万事万物的湿润，就是幸福。”
更重要的是，2004年岁末的这条“八卦”为我们打开了一位82岁老人的人生历程，出行、游吟、回返，这也几乎是近代中国所有知识分子移民的精神历程。他们行走东西边界，倾听20世纪人类的浩大叹息，他们发现了“我们”的精华和糟粕，如同他们自己身上的精华和糟粕。也许没有比35岁的杨振宁在1957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上的那句感言更能回答那位日报记者的选择题了――“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