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读者对象，我看不要改变，就是喜欢看书、不是做学问的普通人。 7月11日，83岁的范用给潘振平、吴彬写了一封信。搁笔已久的他写道：“今天从《中华读书报》上获悉《读书》杂志‘换帅’，汪晖、黄平交担潘振平、吴彬，实现了我这一愿望。我相信关心《读书》的读者一定都很高兴。”
7月13日，这位《读书》杂志的创始人兼首位总经理，高兴地坐在位于北京二环路边上的公寓里，头发全白，一身精瘦，戴着那个招牌式的巨大眼镜，声若洪钟：“现在的杂志编得不好，我不大喜欢看。前两天换人了，把主编都换掉了。新换的这几个人（潘振平、吴彬）都编了10来年了，就由他们主编，不要请那些学者了。”
2005年，范用就曾在随笔集《泥土、脚印》中纪念《读书》300期一文中提到“希望《读书》办成适合像我这样的读者，不是为了做学问，只是业余喜欢看点书的人。”在范用看来，从1979年到2007年，在《读书》经历了范用/陈原，沈昌文，汪晖/黄平三个阶段的过程中，“内容越来越拔高了，文章又长又深，我看不懂，也都不大想看了。听说发行量也掉下来了，以前一直是稳定在10万份的。现在（新上任的主编）不是请的外面人，就是三联自己的人，特别是吴彬，她已经编了几十年了。希望《读书》能回到以前的样子。”
一定要注意标题
1938年，16岁的范用逃难到汉口，被读书生活出版社(三联书店前身)经理黄洛峰收留，那时，他还是一名仅读过4年小学的无知少年。进三联书店当练习生，开启了他这一生和出版业的割不断的联系。此后，范用在这里入党、成长，直至解放后出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三联书店总经理。
解放前，范用和他的朋友们――陈原、陈翰伯、倪子明等――陆陆续续一直在出版和读书相关的杂志。最早是1930年代在上海的《读书生活》半月刊，被查禁后又先后在沪渝两地出版过《读书与出版》、《读书月报》等杂志。
在范用看来，他操办过的这些读书杂志，都有一脉相承的特点，从内容上讲，“它们不是简单的书评杂志，而是比较广泛地谈文化问题、思想问题的，不限于读书的问题。” 从读者定位上讲，它们针对的是“喜欢看书的普通人”。
“文革”中，范用家里的书全部给抄走了，他不仅失去了看书的机会，还被扣上“走资派”这顶帽子。同时，他还和原商务印书馆馆长陈原、原国家出版局局长陈翰伯一起，被打为“陈范集团”。
“陈范集团”在干校劳动的时候，曾经合计，如果有机会出去，还是应该继续办读书类杂志。出去后，他们真的在第一时间开始筹办《读书》杂志。1979年，宗旨为“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的《读书》月刊正式出版发行。
尽管在范用任上，每期《读书》付印前，他都要亲自过目所有清样，但1979年4月，《读书》创刊号便因为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长李洪林撰写的《读书无禁区》一文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范用被“上面”找去谈话。
“新闻出版局找我去谈话，说你什么读书无禁区啊。我说你看文章没有，这个文章当时有个背景――‘四人帮’的时候不准我们看书，都是封资修，书店买不到书，现在就要打破这个禁区，所以就要写这个文章。而且文章后面也提到了，不好的书、对青少年有害的书是要批评要取缔不要出版，这些问题都讲了。所以有时候，（他们）文章也不看，就看一个标题。后来我们就说，以后注意一些，他们不看文章的，光看标题，光听汇报，所以以后我们标题注意一下。”
《读书无禁区》的标题本来是《打破读书禁区》，是范用在发稿前将它改为《读书无禁区》。从此以后，范用要求编辑部一定要养成“注意标题”的习惯，“直到今天也没有出过什么问题”。
包括著名戏剧家吴祖光的侄女吴彬在内，《读书》在创办初期，范用一共招来了5位编辑，分别是吴彬、杨丽华、贾宝兰、赵丽雅和董秀玉。“5人中，除杨丽华念过几天大学，其余都是高中生。”这5朵金花是范用的骄傲，因为“她们5位高中生办了一份给研究生看的杂志”。
流产的《生活》
在成功创办“给普通人看的”《读书》杂志后，范用也曾经打算再办一份读者定位稍有区别的杂志――半月刊《生活》。
1981年初，范用做了一份《生活》的样刊，在封面的出版说明中，他写道，“要办一个有个性的刊物；我们需要思想性散文；锐气不能低于当年的邹韬奋。”
而在封底的阐述中，范用表示这份杂志内容更广泛：“论述政治、经济、哲学、教育、文艺、历史、自然、社会风尚等等，强调思想性。”
这份试刊拥有相当豪华的撰稿阵容，内容包括李洪林的《发展变化和安定团结》、严秀的《为完全实现“第三样时代”而奋斗！》、钟惦―’的《赵丹绝笔》、姚洛的《岳飞和于谦》以及傅雷的《知识分子与节约时间》等。
这份试刊没有得到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的赞赏，因此最终未能面世。“他说他不赞成，我说你不赞成我就不出了，我尊重你的意见。”
为喜欢看书、不是做学问的普通人办《读书》
范用家的客厅，东西两面墙全是字画、书籍和老照片，南北两墙则堆满了各式酒瓶，威士忌瓶已经全空了，白酒几乎都还未打开，至于红酒，范用几乎是得到一瓶，消灭一瓶。干红、干白现在是他的最爱，用一个带盖子的小玻璃杯装着，他随时都要抿那么一两口。好友丁聪是自己的酒友，“现在他身体不好了，我也不准他喝了。”
退休后，和好友丁聪等对饮两杯，读读“闲书”，几乎构成这位当年人称“范老板”的中国出版业行尊的全部生活内容。
1986年，范用和陈原逐渐离开《读书》杂志，由范用从人民出版社调来的沈昌文接任《读书》主编和三联书店总经理。后来，《读书》的内容开始往更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而当沈昌文退位，三联做出让汪晖、黄平接任的决定的时候，范用并未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么多年下来，范用时代的《读书》杂志留下的痕迹逐渐消隐，保留得最好的“传统”也许就是他一手创立的“读书服务日”活动。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读书》杂志每月都会搞一个读书服务日活动。《读书》的骨干作者――在范用时代包括夏衍、陈原、郁风、陈翰伯、王蒙等众多大家――聚集在一起，“不开会，大家聊聊天，有什么意见就发表发表”。
现在，范用已经不再参加读书服务日，但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他依然会把在三联工作了几十年的10个老同志召集到一起，喝茶聊天。“大家都是十几二十岁就参加三联的老同志了。”
作为资深出版人，范用曾出版过几部重量级图书，其中包括巴金的《随想录》、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和《傅雷家书》。
当年范用出版《随想录》一字未删，被巴金称为“是你们用辉煌的灯把我这部多灾多难的小著引进‘文明’书市”；陈白尘去世后，范用前往其女儿陈虹处取《牛棚日记》书稿时出了车祸，最终拄着拐杖出版了该书；而1983年出版《傅雷家书》的时候，傅聪在国内尚未平反，为了让该书得以面世，范用排除了各种难以想象的阻力。
范用同意《读书》的内容可以随着时代的变迁与时俱进，但是，“她的读者对象，我看不要改变，就是喜欢看书、不是做学问的普通人。内容上可以有所改变。”
在7月11日致潘振平、吴彬的书信的最后，范用说：“我期待《读书》换帅后做到这一点。建议在《读书》编后记中重申我们办《读书》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