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如果夫妻双方一方来自东德一方来自西德,看电影时有时是西德人笑,有时是东德人笑,他们互不理解 在台北最有大都会气象的101大楼商业圈,台北诚品书店信义旗舰店,与新光三越百货等知名公司比肩而立。在繁灯闪烁、高楼矗立的迷幻夜色里,如果只看冷酷的外观,台湾最著名的人文书店的气息,哪里窥得见半点一星。
书店的二楼入口,是畅销书籍和杂志的摆放点,6月下旬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被放在最显眼处,封面主题是:“1989-2009――柏林墙倒塌的20年”。
20年,东德和西德,中国大陆和台湾,朝鲜和韩国,这一被冷战铁幕割裂开来的地缘政治现实,是同期开幕的台湾电影节的主题之一。德国导演沃尔夫冈•贝克(wolfgang becker)和女导演贺玛•桑德斯-勃拉姆斯(Helma Sanders-Brahms)也正因此应邀来台。
从凉爽宜人的柏林突然来到台北,身躯高大的贝克,面色红润,红鼻头上不停渗出汗珠。“这里真像个岩浆湖啊”,还好,贝克有日尔曼人少见的幽默感。
这种气候反差,也微妙地体现在德国歌德学院台北中心主办的见面会上。面对这两位除了文德斯和赫尔佐格外、德国最知名电影人的联袂来访,台北人低调安静,没一丁点追星的热闹劲。传媒也同样冷淡,中间立场的《中国时报》、《联合报》,绿营的《自由时报》,发行量最大的市民报《苹果日报》等都鲜有报道,有也只是寥寥几笔,吝啬得可怜。
这与台北文化界对德国电影不熟悉有关,更深层的原因,或许是这批德国电影着力描画的那段历史,已很难引起台北人的精神共振。
我们只是想拍电影同时还不破产
这次电影节集中放映的10多部电影,以“战后德国”和“城市德国”为主线,描述战争给德国民众造成的精神创伤。
《再见列宁》正是此中代表作。它以1989年的柏林为背景,讲述一个前东德共产党女干部心脏病发作,在柏林墙倒塌前住院。为避免她再受刺激,孝顺的儿子给卧床一年的母亲伪造了东德政权还在运转的假相:四处搜求已停产的东德制罐头,伪造领袖昂纳克还在位的电视新闻等。
母亲身体逐渐好转,但有天她从床头望出去,赫然发现一座列宁雕像突兀地在半空中移动――她终于明白了真相。受到惊吓的母亲不久后去世。在对母亲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待中,儿子迎来了新世界。
这部上映于2003年的电影,是继《罗拉快跑》后又一部艺术和票房双赢的德国电影,不仅获得当年柏林电影节“最佳欧洲影片”等奖项,还赢得了世界性的赞誉。
《罗拉快跑》也同样是贝克和3位朋友(两位电影导演、一位制作人)共同成立的公司的作品。“我们没有拯救德国电影的宏愿,只想拍电影,同时还不破产。”
这显露出法斯宾德等“电影四杰”崛起又隐淡后德国影人的困境。受二战战败、德国是战争罪魁祸首的影响,战后的德国社会一直处在难言的屈辱、自责和回避真相的氛围中。电影大师文德斯接受本刊采访时回忆那个时代:“整个德国都在模仿美国,有一种美国化的倾向。年轻人都向往美国,我那时也想到美国去。”
这种状况下,好莱坞电影数十年间独霸德国市场。1998年是德国电影危机的最高峰,本土电影的票房只占到6%。2006年德国世界杯前夕,记者出差柏林,特别去看当地的电影院。正值美国大片《达芬奇密码》上映,就连导演陈凯歌备受批评的电影《无极》也有海报张贴,但已显得衰败的电影院里,几乎没有德国电影放映。
投资者对地皮比对电影更感兴趣
对于中国电影人,除了应对好莱坞的共同压力外,具有镜鉴意义的,还包括两德统一后对东德电影业的摧残和破坏。
柏林墙垮塌前后,已具有国际声望的女导演贺玛•桑德斯•勃拉姆斯怀着责任感,只拿象征性薪水到东柏林的电影厂工作,因此见证了丑恶一幕:曾获奥斯卡奖的知名导演掠夺别人的剧本拍片扬名;貌似对电影有兴趣的外来投资者进入后,原有2800名电影专才的电影厂一下解雇了2400人――他们哪里是对电影业有兴趣,分明是看中了东德电影厂升值潜力绝佳的地皮!几年后这个电影厂迅速衰败,很多看不到希望的电影人迷茫自杀。
女导演说到这儿当众落泪。这位年轻时风华绝代、被誉为“德国最美丽主播”的女导演1960年代后期进入电影界,被认为是“德国新电影运动”先驱之一。1980年,时年40的她以一部描述一对德国夫妻历二战摧残而重逢的史诗电影《德国,苍白的母亲》创下事业高峰。该片带有浓郁的自传色彩,片中以小女儿观察真实世界的视角就来自她的个人体验。
这位5次入围戛纳电影节、以表现女性意识著称的导演的再次流泪,是讲述她费时12年才筹措到一半资金拍摄《克拉拉》的遭遇。另一半必须在售出播映权后才可能收回,代价是丧失了剪片权(后来争取了一年多才要回来),以及电影命名权。《克拉拉》描述的是音乐大师勃拉姆斯和他热爱的女人克拉拉的故事,导演本人是勃拉姆斯家族后裔,取名《克拉拉》以示尊重,却被投资商强行改为略带暧昧色彩的《琴恋克拉拉》。
“就像孩子被砍了一只手,可她还是我的孩子,我的电影。” 她眼睛湿润地说。
也许了解了这段德国影人艰难求生的背景,才能理解《再见列宁》、《罗拉快跑》等片的创新价值。
“我30岁才进入电影界,那时同行们大都崇尚作家电影,不考虑票房和市场,大部分导演自己写剧本,都有很强的个人色彩。可是几乎没人要看。”
“不要再谈法斯宾德能否复活了,要关注现在的年轻导演。”在这种心态下,贝克和朋友联合自救,成立“作者电影出版社”公司。他们的努力收获颇丰,除了《再见列宁》等外,最新作品《白丝带》也在今年戛纳电影节上获奖。
“惟一问题是,由于公司英文名字比较黄色,”贝克开玩笑,“参展时他们总把我们公司的作品放在黄色电影公司那列。”
贝克进入影坛比较曲折。他出生于德国西部鲁尔工业区偏僻乡村,19岁高中毕业后追随女友来到西柏林,先进柏林自由大学读历史系,后转入电影学院,1997年才拍出第一部剧情片《生活是你的一切》。
当时的柏林是楔入到东德阵营里的一个孤岛。两条狭长的公路和西德相连,沿途都是持枪的大兵、铁丝网和检查岗,“就像一个很大的笼子”。
“笼子”本身也被柏林墙一分为二。西德东德,美国苏联,北约华约,两个截然对抗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体制。连电台播报新闻都一个是“这是来自自由世界的报道”,一个是“发自民主德国的首都”,谎言和真实,战争与和平,无所不在地孤悬于小岛之上。
“那时在西柏林散步,经常没走多远就看到‘不准再走’的标识,再走就是分界带。”青年时代就感受到政治现实的错位和荒诞,这根深入心扉的“刺”,成了激发贝克创作电影的心理动机。“我越来越认识到,我想揭示现实问题,这促成了欺骗和谎言的题材在我电影中反复呈现。”
听出30年隔离带来的细微差别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西德人,为什么要拍跟东德有关的题材?
贝克:柏林墙不仅是墙,更是象征。我最早没想过拍反映两德统一的大题材,而是想拍一组三五集的小电视剧。我是学历史出身的,有人说我喜欢历史题材,其实用历史这个视角解读电影不合适,我关心历史怎么影响普通人的生活。
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信,有3页纸,讲了一个故事,就是《再见列宁》的梗概,讲政府欺骗人民的故事。这给了我一个机会,不描述大的历史事实,只描述普通人民的遭遇。
我接下来想拍的电影是讲1945年大战快结束、和平来临前的故事,也是关于欺骗的题材,不过这个大欺骗,目的不是骗人,而是拯救很多的生命。
人物周刊:你电影中的细节很真实,是怎么做到的?
贝克:确实,我没有在东德生活过,也没有亲戚在那边,所以花了一年时间体验日常生活。我和编剧一起,每周两天,邀请和剧中男主角年纪差不多的小伙子去酒吧聊天。往往只问一两个问题后,他们就会热烈讨论起来,我们只在一旁听就好了。口口相传,很多人自己就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有了敏锐感觉,我能听出30年隔离给他们带来的细微差别。
我也看了、听了很多东德时代的电影、书籍、照片、唱片,比如《少先队之歌》。还给男主角安排教师,学习当时的语言、腔调等等。剧本截稿前仔细检查用词,剔除那些东德人不用的(比如“饭很好吃”,那时的东德人就不用)。总之,我是在用拍历史电影的态度做准备。后来有德国媒体问:为什么是两个西德人拍这部电影,而不是东德人?我听说确实有东德导演自责。我想说其实好念头都很单纯。
人物周刊:电影中的母亲形象既有干部的正统、又有母爱的真挚,看起来很真实,你怎么构思这个角色的?
贝克:这位母亲不是很典型的共产主义女干部,不是顽固派,她相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理论,但不激进,只想渐进改革。那时不少东德人认为两种社会制度可以并存,而东德的问题就是政治老人太多,只要把领导人淘汰掉就好了。这位母亲就是这想法。我想把这个角色塑造得有责任感,如果她只是认同西德的资本主义社会,母子有冲突,那就意思不大了。
人物周刊:东德和西德的观众看电影时,有什么不同反应?
贝克:东德人不只是在看,而是尝到了以前生活的味道,他们会觉得错误制度下的生活没有价值。在柏林,如果夫妻双方一方来自东德一方来自西德,看电影时有时是西德人笑,有时是东德人笑,他们互不理解,会问:刚才为什么笑?
正式上映前,我们会找观众做测试,一般是在(德国南部的)慕尼黑,我就躲在观众中观察他们的反应。有一对十七八岁的情侣看完后填写表格,其中一个问题是“你来自东德还是西德?”男孩问:“我该怎么填?我来自南德啊!”(笑)现在东西德的问题已经不是最主要的了。
人物周刊:中国观众对那个列宁雕像被吊起来的镜头印象深刻。
贝克:那个镜头的确很难拍摄。首先要申请街道管制,还要租到那种能载5吨重的老式苏联直升机。有一天总算申请到了,直升机也租了,可那天却来了暴风雨,把我们做好的列宁像模型给摔坏了。只好再次申请,没想到又发生直升机故障,最后紧急租了一台小飞机,但还是很困难。电影上的画面其实是后期用数码做的,真正现场拍摄时列宁手里拿着的不是《共产党宣言》,而是《数码使用手册》(笑)。
人物周刊:领导人的雕像,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存在过,比如大陆有毛泽东雕像,台湾有蒋介石雕像,还引起很大的社会争论。
贝克:我觉得可以参考俄罗斯,有一个公园,堆积了很多列宁、斯大林的雕像,都是手势固执僵硬的那种,很滑稽。
为电影院而不是电视台拍电影
人物周刊:你的电影在艺术和票房上有很好的平衡,贺玛•桑德斯•勃拉姆斯刚才几次流泪,显然她的电影观念和你不同。
贝克:刚才她描述的事,任何一个导演都不想看到,这是很羞辱的经验。还好我自己没有经历过。电影工业耗资巨大,而且很难评价说电影好票房就一定好。我自己是坚持有艺术表达,同时也争取票房好,观众愿意买票,这样才能形成良性循环。
我觉得在德国拍电影,类似法国的国家赞助制度是需要的。德国的电影赞助制度太复杂了,这跟联邦制有关,比如你申请某州的一个项目,他就规定你必须要在当地拍摄,那你就必须改剧本。
在德国,电视台常常会投资拍电影,以在电视播出。但电视台的负责人为了收视率,总试图干涉剧本,这很不好。我们公司很明确:为电影院而不是电视台拍电影。当然,不接受电视台的资助有风险。不过,我们已有4部电影没有电视台参与,其中有两部是他们不要我们,有两部是我们不要他们,最近《白丝带》在戛纳得奖,电视台负责人失望得很。(笑)
人物周刊:你从没到过中国大陆,为什么?
贝克:其实北京奥运前,有奥委会官员邀请我去北京拍摄宣传片。2006年我为德国世界杯拍的片子,北京看到了,他们很客气,愿意提供资源,并且活动自由。那次在柏林见面,是德国外交部和歌德学院安排的,我感觉他们很想我去,但我觉得他们是为了德国的经济和利益考量。我放弃了,迄今不后悔。
人物周刊:想过让《再见列宁》在中国大陆上映吗?
贝克:其实上海放映过,不过片名改成了《改变》。能与观众见面我就很高兴了,别的不是我所能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