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里的中国人民大学西门过街天桥,人来人往。有风吹过,杨支柱需要用穿凉鞋的双脚踩着那张写满字的绿色大纸,避免被风吹走。这让他感到别扭,他先是想蹲着,觉得难受,又想站着,最后还是选择了靠着铁栏杆坐下。人群很快围了上来,神情疑惑地看着这位身着蓝色T恤和大裤衩、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杨支柱满不在乎,脸上偶露微笑。
一位路过的女士看着杨支柱面前的绿色大纸,开始念上面的字:“卖身交罚款……”
绿色大纸上的正文是:
我叫杨支柱,原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因妻子意外怀孕,不忍堕胎,于2009年12月21日生下第二个女儿,我今年4月被学校下岗。现在我工资单上每月应发工资960元,实发工资368元。两个月后再减960元,变负数了。北京市海淀区计划生育委员会又向我征收24万所谓“社会抚养费”,我无力缴纳,只好把自己卖了。考虑到卖身之后不能照顾孩子,我希望多卖40万补偿她们,一口价64万元。谁买我,我就给谁当奴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拒绝好心人的捐助,因为我不想做“超生”孩子身上的寄生虫。
本卖身要约附条件,仅在海淀区人民法院发出执行裁定时生效。
杨支柱请朋友用摄像机把整个过程拍了下来。他其实并不想这么快就将这段视频发到网络上。“拍了视频后,需要在学院里再拍些照片,正好有学院的两位家属走过,她们说,不介意我们也拍一下吧。我说,想拍就拍吧。很快,在网上就看到了我‘卖身交罚款’的照片。”
于是,杨支柱干脆将视频提前发到了网络上。
超生下岗
对于杨支柱来说,很多事情都出乎意料地“提前”了。
自从2006年有了第一个女儿之后,杨支柱就想着再要第二个孩子。但妻子陈虹在外企工作,生孩子意味着丢掉工作。“她是搞工科的,过两年可能就会落伍,她是有顾虑的。”2008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到来,陈虹失业在家,不久,她意外怀孕了。“我们喜欢孩子,还没来得及计划,孩子就来了。”
杨支柱和妻子决定将这个孩子生下来。“其实也不是没想过办法逃避处罚,比如去香港生,或回老家躲起来生,然后带回来说是亲戚家的孩子。可是都放弃了,因为怕麻烦别人,因为觉得没有尊严。”这是陈虹当时的想法。
这个计划最初是保密的。虽然随着妻子的肚子一天天增大,总有一天会被外界知晓,但学校还是“提前”知道了杨支柱夫妇打算要第二个孩子的消息。“这是有人去告密。”在北京,计生委的一项新措施是:举报“超生”可酌情获得奖励。举报箱也挂了出来。
学校的各位领导开始找杨支柱去谈话,谈话的中心是:你作为教法律的教师,怎么能不遵守国家法律呢?“遵守国家法律的意思其实就是让我们去堕胎。”
三番五次的谈话并没有让杨支柱打消生第二个孩子的念头,他的态度很坚决。到后来,有关方面见没什么效果,就开始催促杨支柱签一个保证书,保证为这第二个“超生”的孩子缴纳“社会抚养费”。杨支柱并不打算签这个保证书。“他们想送上门来让我签,我说,你们要是说好什么时候来,我那个时候就肯定不在家,来了也找不着我。”
让学校头疼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2009年12月21日,杨支柱有了自己的第二个女儿。“我们学校的计生工作几十年来都是先进,管计生工作的人年年得奖,这回得不了奖了。”现在,是学校的领导经常被上级找去谈话了。
在学校里,杨支柱感觉到了周围人一种矛盾的心理。“学校这些人的内心是很复杂的,他们其实也想要两个孩子,他们一方面是羡慕我,一方面又很恼火。领导被要求写检讨,经常开会,每个人还要写保证书,要对计划生育进行目标管理,保证不能再出现像我这样的事情了。这些事情让他们很烦。”
到了2010年3月18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给杨支柱做出了处罚决定,除了给他记大过处分外,还责成法律系解除杨支柱副教授教学岗位聘任,停止发放杨支柱独生子女奖励,要求其退还已领取的奖励费,收回其《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3年内不得参评先进个人,不得提职,并取消一次工资调级。
杨支柱原本并不想这么早就对外说自己“下岗”的事情,但又“提前”了。
在一个“外地孩子在北京接受义务教育”的讨论会上,杨支柱私下里向朋友说到自己“下岗”的事情。“不知道是谁把我的事情放到推特上推了一把,但影响也不是很大。”
不久,《京华时报》报道了杨支柱因为“超生”而“下岗”的事情,报道经由各个网站传播,迅速引起了广泛关注。
接受媒体采访成了杨支柱“下岗”半年以来主要的事务之一。他算了算,在这半年里,他至少接受了五六十家国内外媒体的采访。随着媒体的关注越来越多,学校找过他,希望他不要再接受采访了。
周末,杨支柱在校园里走着,会有人远远地看他几眼,他现在是学校里最有名的人。学生见到他,叫一声:杨老师。他之前上的课,学生挺喜欢。
他下岗之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5位教师联名上书,请求校方收回处罚杨支柱的决定,他们在信中写道:“无论从公民权利的角度,还是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角度,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到了非调整不可的时候。开放二胎生育,是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呼吁,也是中国人口学界多数专家的共识。一个时期以来,杨支柱老师从法学的角度,以言论和行动推进这一公共政策的改变,其识其胆,令人敬佩。”
一向反对计划生育
杨支柱远在湖南老家的父亲只是知道他生了第二个小孩,并不知道他为此而下岗。“他以为我神通广大,花点钱就搞定了。” 杨支柱觉得花钱摆平这件事也不是没有可能性,但他不愿意去做。“我整天批人家,现在花钱贿赂人家,弄个准生证,那不是自己给自己脸上抹黑么?我做不到。”
生于1966年的杨支柱是家里的老三。他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觉得家里有3个小孩是很好的事情。“家里有3个小孩的话,你就会有一个旁观的角度,他们俩说话,我旁观,两个人的话,永远没有旁观的立场。我做为家里最小的孩子也有优势,我以前没事干就看我哥的书,这种自学能力很受用的。”
杨支柱的父亲是小学老师,曾经在部队上待了9年。“他这样在外边闯荡了多年回来的人跟世世代代在山沟里不出门的人的思想是不一样的。”
40多年前,在湖南老家,杨支柱的母亲是当地最早做绝育手术的人。“那个时候是60年代,没有谁要求这样做,她自己去做的。家里人不想要这么多孩子。我父亲还说,儿女双全,两个就够了。他们连我都不想要,我妈怀上了我之后,我的外婆不同意堕胎。”
杨支柱觉得自己作为“老三”的身份影响了他对于计划生育的态度。“我向来反对计划生育政策跟我自己在家里的排行有一定关系,我不是老大,只能生一个的话就没我了,人本能上会有这样的反应,对于消灭自己的政策会有抵触。”
杨支柱在70年代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了“计划生育”这回事。“当时农村的计划生育还没有一胎化,生两个三个是可以的,别生第四个就可以了,后来就越来越严了。”
有一件事情让小学时期的杨支柱印象极深。村里开始搞计划生育的时候,免费给村里人发了许多避孕套,但基本上“没人用那玩意儿”。杨支柱和村里的小孩没什么东西可玩,就用这些避孕套当气球吹。“村里人看到我们在吹避孕套,就前来制止,说,这个东西是用来装小鸡鸡的,不能吹。”
在杨支柱的印象中,当时的人们对于“计划生育”还是很听话的,因为“家里的粮食都是生产队发的,你的饭碗是被政府牢牢控制的,逃不了,逃跑了到哪里去吃饭呢?”
到了后来,计划生育政策越来越严,反抗也越来越厉害。反抗的形式很多,大多采取“逃跑”这样的“非暴力不合作方式”。“当然,有超生的人回来发现家里房子被扒了,拿刀去砍计生干部的也有。”
杨支柱认为“超生”的情况愈来愈多与家庭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有关。“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后,粮食是自己种的,不需要你生产队给我发粮食,在经济上控制个人的力度下降了。另外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收紧,导致人们对这个政策非常不满,反抗力度增强了。”
杨支柱向来反对计划生育的一个原因是:强制节育、强制堕胎使得人没有尊严,尤其是母亲没有尊严。2004年,杨支柱和妻子陈虹结婚,他曾经对妻子说:“你生多少个我就养多少个,我肯定不嫌多。女人生孩子要付出更多,身体上也遭罪,女人都愿意遭罪,你男人不愿意养就太不男人了。”
到了2006年,也就是杨支柱的大女儿出生的那一年,他看了人口问题专家何亚福、易富贤等人的大量文章。“这些东西对我震动很大。”杨支柱对中国人口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计划生育政策更加反感,他开始撰写大量的批评计划生育的文章。
“从我与老杨登记结婚那天起,我就知道他是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他说他不反对计划生育,但计划应该是夫妻两个人的事,国家没有理由插手,更不要说用各种强制手段。”陈虹说。
“布票、粮票没了,人票还在”
“十一”长假已经结束,但杨支柱的“长假”还没有结束。早上,他会去法律系的信箱拿自己的邮件。这天,有他的邮包,里面装着杂志,上面刊登有他刚发表的文章――《“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辨》。杨支柱在文章里写道:“虽然孩子在短时期内确是家庭负担,但暂时‘越生越穷’的首要原因并不是生孩子本身,而是高额的‘社会抚养费’。”
下岗在家的杨支柱主要靠写稿来获得收入。其中关于计划生育的稿子越来越多,“占了一大半”,他主要关注的是计划生育带来的人权问题和对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威胁。
杨支柱从来不把自己视作经济动物,他没有过多考虑在北京养两个小孩的经济负担问题。“我一直不富裕,但一直也没到穷苦潦倒的地步。现在我们两口子都下岗在家,每个月挣的钱也够开销。我现在不用上课,写的东西多,一个月有6000多块钱稿费。以前有教职的话,学校给的钱也是少的,不到5000块。我的岗位级别定得很低,拿的收入是教师里最少的,比讲师还低,我不愿意跟人竞争,干嘛啊。”
一些律师事务所想请杨支柱去做律师,但他不乐意,他喜欢的是写东西发表言论。写时评似乎是非常符合他性格的一件事情。“我是很容易得罪人的人,说话不经意间就得罪人了,口无遮拦,了解我的人也不计较,知道我就这么个人。”
杨支柱说话时带有湖南口音,而且容易激动,语调一下就上去了。在他的博客留言里,经常能看到他和网友“抬杠”。
“卖身交罚款”的事情就是他和网友“抬杠”弄出来的。他因为“超生”被海淀区计生委催交罚款的事情出来后,有人在网上留言,说他怂,哭穷。杨支柱很不爽,说,我还希望他们多罚点呢,越多越好。但到哪里找这么多钱呢?几番“抬杠”的结果是:把自己给卖了。
有了“把自己卖了”的这个想法之后,他就找到了一直给他拍记录片的朋友。“他们从我的孩子出生时就开始拍了。”朋友给他想了法子,先去踩点。“过了两天,他们告诉我,点踩好了,开始干吧。”
“卖身交罚款”的小单子用A4纸印了100份,还用一张绿色的大纸手抄了一份。这些都是道具。
拍摄的第一个地点是在“计划生育举报箱”旁边。“在箱子旁边贴了一张小单子,然后就在那里拍。”
第二个地点是在工作栏边上。“这个工作栏上什么都有,有独生子女奖励啊,有老年人补助啊,有征兵啊,要解说这些的话,都可以扯到计划生育上来。在这个地方又拍了一小段。”重头戏就是让杨支柱拿着那张绿色大纸,在中国人民大学西门的过街天桥上“卖自己”。
选择此地拍摄是经过大家周密讨论的。“要找个人多的地方拍,但是不能上天安门广场这么敏感的地方去啊。这个地方不怎么敏感,人也比较多。挑的时间是周日,周日没什么警察。即使警察知道了,过来也需要一段时间,我们就走了。我们做这个事情堵塞交通也不合适,选在天桥上不堵塞交通,咱们不想给社会造成实际的麻烦,只是拍个片子。”
杨支柱原本打算11月底才将此视频放到网络上去。“因为那个时间我要到海淀区法院去为这件事情起诉。我起诉不是为了指望――赢,而是指望――拖。我是想着把这件事给拖黄了。要拖黄的话,我是起诉得越晚越好,他们审理得越慢越好。拖几个月,2011年‘两会’至少就拖过去了。说不定‘两会’之后,计划生育政策就有变化了。我要让法院感到压力,要他们感觉到这是烫手的山芋,他们何必把社会的唾沫引到自己身上来呢,对吧?搁上两年我肯定赢了。到时候计划生育没有了,你还找我收什么钱?”
杨支柱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改变”这件事情很有信心,他认为这取决于大家的努力。“大家努力一点就快一点改变,大家没这么努力就慢一点。”
采访结束的时候,杨支柱把过来他的名片递给本刊记者,“杨支柱”的名字上面印着:布票、粮票没了,人票还在。“人票是什么?”“准生证。”杨支柱笑着说。
他是一个乐观的人。从头到尾他都在用快速、激动甚至略带搞笑的语调说话。他说他除了觉得采访多了有点累之外,这半年来没什么好紧张的。就像他“卖身交罚款”会被人认为是多么的“惨”,其实,当他踩着那张绿色的大纸,坐在天桥上被人围观时,心里想的是:很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