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不无自傲地说道,假如天下有十个盛宣怀,中国便有数十件实业｡可惜,天下人都看到盛宣怀太吃亏,太辛苦,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步他的后尘｡
位于常州闹市区的公园路上,林立的高楼中间,坐落着两个陈旧而低矮的院落｡根据门牌上的信息,院子所在的地方叫做大马园巷｡墙体上刻有几个不显眼的字:“盛宣怀故居”｡
这是盛宣怀家族在常州曾经拥有的诸多产业中的一部分｡然而,盛宣怀家族在故乡的遗迹已经十分难寻｡仅存的两套与市貌格格不入的院子原属同一个大院落,这座大院的多数部分已消失多年｡进入公园路上的一处院门,抬眼可见一条轩敞的长廊｡老旧的房屋尽管保留了原来的墙体和这条长廊,内在结构早已不复原貌｡原先的院子里搭建起了大大小小的房屋,点滴空间都被充分利用,这些草草搭建的临时建筑中的住户竟然有18户之多｡
但这些住户都不拥有大院的产权｡在被征用之前,大院为盛宣怀一位堂兄弟的后裔所有;1950年代初,常州市公安局将其改作办公场所,屋主人彻底离开了这里｡世易时移,行政机关也离开这里后,陆续搬来的住户拥进了昔日幽深的盛家大院｡到现在,这些房屋的产权性质仍然为公房｡
那么,在时代变迁的大潮中不得不离开祖产的盛家后人去了哪里呢?
正在思忖这一支盛家后人的踪迹,有人打开朝南的窗户｡一个女人指着窗下一个小而幽静的院落说,1950年代不得不搬离祖屋的盛家后代并没有走远,他们至今还住在一墙之隔的后院里｡
紧闭的后院大门也对着公园路,屋里的主人听到门铃,半开大门,神色谨慎带着不快｡一位老太太细心检查了证件,确定身份无疑,才打开大门放人入内｡
“我的确姓盛,这两座院子原来都是我家的｡”老太太盛友和一边往里走,一边告诉来人说,“但这里算不上盛宣怀的故居｡”因为,“盛宣怀的故居在常州鲜鱼巷,已经拆掉很多年了｡”
科场失意的读书人
在常州鲜鱼巷的盛宅里,盛宣怀生活了20多年｡读书､应试,侍奉祖父母,娶妻生子,直到1870年,他已经27岁,才到湖广总督李鸿章处充任幕僚｡这27年的生活,是一个江南富户､书香门第和官宦人家的子弟再常见不过的人生轨迹｡
盛宣怀的祖父盛隆是嘉庆庚午年(1810)举人,父亲盛康有着学者的名声,在盛宣怀出世的那一年(道光甲辰,即1844年)考中了进士｡
家族和盛宣怀本人显然对他继续通过科举取得功名抱有期望;在学习儒家经典的过程中,他得到过“颖悟洞彻,好深湛之思”的高度评价｡
沪宁之间的常州文化发达,史有“儒风冠东南”之说｡明末,这里是东林党人活动的基地,有清一代汉学中的常州学派崛起,对中国政治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人本雅明?艾尔曼在《中国文化史的新方向》一书中说到,常州清代文风之盛,一些著名家族如汉学大师庄存与和刘逢禄家族,一族之中进士及第的子弟前后达到数十人之多,其中进入翰林院的都在10人以上｡这些名门望族还通过联姻加强他们在文化和政治两方面的影响力｡乾隆中期,军机大臣､常州人刘伦与他的老乡､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庄存与结成儿女亲家,这桩举国瞩目的联姻产生的长子刘逢禄,是19世纪初期的汉学大师,也是当时的学术领袖｡
清代直到民国,常州文人产生的影响是今天很难想象的｡先是刘逢禄的弟子龚自珍继续扩大常州学派的影响,而其学术方法最终被广东南海人康有为所继承,成为1898年的政治改良的合法性来源｡梁启超说光绪年间的改良派人士无不受龚自珍的影响,“初读龚氏的著作,如受电然”｡刘逢禄的另一个学生魏源提倡“经世致用”,编撰《海国图志》,是一套大型世界文化地理丛书;魏源被称作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不仅洋务派官僚受《海国图志》影响至深,连孙中山早年也深受魏源影响｡
然而,盛宣怀的科举之途没有再现盛氏家族和常州先贤的辉煌,反而与大清王朝的国运一样黯淡衰微;他22岁才中秀才,次年乡试不第,7年后参加了第二次乡试,再次落榜,1876年再次参加乡试,仍是名落孙山｡最后一次乡试不第的时候,他已经因为父亲的官场关系而入幕李鸿章多年,并因为才干突出而得到李鸿章的重用栽培｡洋务兴起,办洋务成了科场失意而寄身幕僚的那些文人的新的晋身之阶｡盛宣怀从此绝意科举而专心洋务｡
尽管如此,盛宣怀对常州先贤保持着莫大的敬意,时刻不忘表彰家乡的文化传统｡他科场遗恨,却于1899年编辑和出版了常州名流文选《常州先哲遗书》64卷｡在他掌权期间,赚钱的职位大多为常州乡党占据｡常州对盛宣怀来说,既是一种文化基因,也有一种集团利益,这两者又互相作用,最后使文化和利益的关联密不可分｡
1860年代的湖北气象
盛宣怀并没有辜负常州先贤的诗书传统,“经世致用”的常州学统在盛宣怀追随李鸿章办理军务和政务期间发挥得淋漓尽致｡年轻的盛宣怀以不辞劳苦和谨慎能干著称｡
盛宣怀绝迹科场之后数十年,科举制度被取消,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有眼光的官僚和读书人已经看到,在19世纪这个“非常之世”,科举在维系帝国道统和政统中的作用已经渐渐弥散,但决定不再参加科举,还是需要勇气的｡盛宣怀无意像其他无心科举的隐士那样蜗居故土,做一个闲云野鹤的传统绅士;相反,他想要成就一番功业的雄心壮志,十分迫切｡
追随李鸿章的广泛游历,使他的目光得以在19世纪下半期风雨飘摇的帝国上层决策者和王朝最底层的贫困百姓之间出入,近距离地体认当时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情形｡而游历的重要性甚至在他17岁那年就已经显现出来｡那是1860年前后,在盛宣怀入李鸿章幕之前10年,他曾因兵灾颠沛流离｡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在南京建都数年后,进军苏､常､沪､杭等地｡盛宣怀则侍奉祖父避乱苏北盐城,随后又辗转由南通航海至宁波,再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半年后才抵达当时在湖北主掌粮道的父亲盛康那里｡盛宣怀由此看到了两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军对国家形势的影响｡
这次有惊无险的迁徙,对一个不安定时代的年轻人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历练｡盛康供职的武汉扼中国东西南北的咽喉,使湖北成为当时清政府抵抗太平天国的军事要津,曾国藩等人着力经营湖北多年,总领湖北政务和军务的大臣,无不是清帝国内部的一时之选,这使得湖北的风物气象与常州很不相同｡常州学派“经世致用”的学术观念在这里落实为整饬有序的军政秩序｡流传在湖北军事前线的“同治中兴”时代的名臣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人身处衰世､奋起自救的言行,显然使盛宣怀大受感动和启发｡这奠定了他一生务实的性格和追求事功的作风｡
读书与游历不仅使盛宣怀养成了一般地主知识分子的学识,更渐渐具备乱世英雄人物的才干――这些学养与才干在他长寿的一生中被发挥到了极致,并且影响近代国家的命运｡作为一个科场失意的读书人,盛宣怀活着的时候曾被人嘲笑“时运不济”,也有人说他办洋务乃是“读书不成去学剑”,然而,这些评价如果不是迂腐的成见,就是出于对成功的嫉妒｡美国汉学家费维恺评价说,盛宣怀是洋务官僚和宋子文､孔祥熙等官僚资本家之间的过渡人物,他代表的“官督商办”洋务企业模式,是到20世纪中期为止的官僚资本的代表｡
“对于盛来说,从他的新式工商企业获得一大笔财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达到取得政治权力和官职这种传统中国社会的最高目标的一种手段｡”费惟恺认为,从盛宣怀的人生轨迹中足以看到官督商办体制与后来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系,而这“妨碍了中国在民主体制范围内现代化的努力”｡
“十一个第一”
盛宣怀生前行事多属别开生面,由此也颇招物议,数次被同僚所弹劾｡谣诼纷纷的命运一直伴随到他生命的结束,而死后数十年来对他的评价仍然聚讼不休,难有定论｡
1970年代,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夏东元因为有机会接触到上海图书馆藏“盛档”而开始研究盛宣怀,一反众议,认为盛宣怀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功绩显著,至少有“十一个第一”可以彪炳史册,计有:
1872年拟定中国第一个集商资商办的《轮船招商章程》;1880年创建中国第一个电报局――天津电报局;1886年创办中国第一个山东内河小火轮公司;19世纪70年代在湖北“勘矿”;1896年接办汉阳铁厂逐渐发展为真正称得上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90年代后期修筑中国第一条铁路干线卢汉铁路;1897年建成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895年创办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北洋大学堂,1897年在南洋公学首开师范班,这是中国第一所正规高等师范学堂;1902年创办中国勘矿总公司;1904年在上海创办红十字会并于1907年被清政府任命为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1910年办成私人的上海图书馆｡
这份涉及航运､电报､矿业､铁路､银行､教育和慈善的辉煌履历上列举的事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大多前所未有;盛宣怀不仅开辟一块块新天地,而且长袖善舞,沟通官商,获利颇丰｡
尽管“十一个第一”的评价不乏争议,但盛氏的经营才干,也的确令人咋舌｡
1896年,清政府筹办从卢沟桥到汉口的卢汉铁路,洋务大佬们都属意由盛宣怀办理此事｡张之洞说,可能当此任的人士多有“六病”,“官不通商情;商不顾大局;或知洋务而不明中国政体;或易为洋人所欺;或任事锐而鲜阅历;或敢为欺瞒但图包揽而不能践言”,唯独盛宣怀没有这些缺点,通晓“商业”､“官法”和“洋务”,“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
举凡“十一个第一”中的工商企业,盛宣怀大多投资参股,为盛氏家族积聚起庞大的财富,清末民初盛氏家族被称为“中国首富”｡
这个首富得来不易｡盛宣怀固然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但其中的风险,也是很大的｡1870年代,盛宣怀在湖北开办煤铁矿,历时数年,进展不顺,北洋大员李鸿章的哥哥､湖北总督李翰章写信给弟弟说,盛宣怀办矿“上损国税,下碍民生”,建议裁撤停办｡本来对湖北矿务寄寓了莫大希望的李鸿章十分失望,因此训斥盛宣怀“实属办理荒谬”｡盛宣怀写信为自己辩护,又被李鸿章认为是巧言令色为自己开脱责任,勒令裁撤矿务局,办矿产生的1.6万串亏空,也着令盛宣怀私人赔付｡
1.6万串制钱不是小数目,好在办矿的本钱还余下14.3万串,盛宣怀得到允许,将这笔本金放在钱庄里生息,逐渐弥补亏空｡不料,屋漏偏遭连夜雨,1884年发生经济危机,钱庄破产,盛宣怀放在钱庄里生息的矿务本金中有10万串化作泡影｡户部勒令盛宣怀交钱,盛宣怀只能从自己的腰包里往外掏,加上其时制钱对白银涨价,为了赔这11.6万串亏空,盛宣怀变卖常州家产,以致田产售罄｡他抱怨说,“父年古稀,无田可归｡从此出为负欠官债之员,入为不肖毁家之子｡”
轮船招商总局等企业每次向民间招募股份,盛宣怀总是率先认购,时人都说盛家有钱｡盛宣怀则解释说,商户对新事业都存有观望之心,自己主其事,若不做出表率,就不能取信于人｡当然,不管怎样,他始终是轮船招商局这个洋务运动的样板企业最大的股东,占有四分之一以上的股份,从中获利丰厚｡来自工业的利润一方面作为追加投资进入工业,但盛宣怀将其中的多数变成土地､房产和当铺等传统的产业｡
对此,费惟恺评价说,盛的投资策略和心态影响了这些工业企业的发展｡费惟恺举日本同时代的企业“日本邮船会社”为例,三菱公司的创始人岩崎弥太郎将企业收益源源不断地投入再生产,使“日本邮船会社”获得了迅速而持久的发展,其速度和持久性都远远超过了轮船招商局｡在盛宣怀的榜样之下,招商局的股息收入和公积金都被提取出来,投资于并非现代工业的传统部门生利,成为洋务企业发展的障碍｡
尽管盛的经济思想的现代性颇受质疑,但盛氏贻惠中国甚多;别的且不论,仅盛氏创办的两所大学仍然存世;北洋大学堂即今天的天津大学和南洋公学即今天的上海交通大学,盛氏遗泽不远,校园内还看得到当年办学的遗迹｡
夏东元教授说,盛宣怀是中国第一代实业家,并且是绝无仅有的第一代实业家｡在商业意识､经营才干､政治手段以及创办和经营实业取得的成就方面,盛宣怀的同时代人无人可以与他比肩｡
早在1910年,67岁的盛宣怀已经看到了自己在未来历史上的地位｡在写给孙中山的信中,他提起,世人都说他假公济私,但他历数自己创办轮船招商局､办电报､兴纱厂､造铁路､建钢铁公司的业绩后说,“他人坐享海关道大俸大禄贻之子孙,我则首先入股冒奇险而成兹数事”,他反问道,这是“私乎公乎”?
他不无自傲地说道,假如天下有十个盛宣怀,中国便有数十件实业｡可惜,天下人都看到盛宣怀太吃亏,太辛苦,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步他的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