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烛光高考复读学校 高考是长夜后的烛光

　　摸着石头过河，那是因为没有任何先验的蓝本可供临摹。是那一盏豆大的烛光，摇摇晃晃的决绝，照亮了我后面30年生涯的第一步。 　　两毛钱买一包蜡烛，一包蜡烛十根。糊涂的是这个价格，依稀记得是如此，毕竟30年过去，我记不得确切的物价数字了。而清晰的是当年蜡烛的包装，粗糙的马粪纸裹着，呈一个规则的六角形圆柱体。一个晚上用两根，五天买一回，一个月的蜡烛开销是6包，合计1元2角。这份支出，占到我这个国家一级农工一月收入32元的三十分之一强。到黑龙江下乡10年，一以贯之的月薪开销历来是这样“调控”的：12至15元吃饭，农忙多吃，农闲少吃。5元钱零用，平时买点肥皂什么的，还要买些深颜色的染料，北大荒的冬天例行拆洗冬装，棉袄棉裤拆得零件似的，一片一片地要重染重做。棉袄领子难上，棉裤裤腰难缝，而我都已经是老手了。剩下的10元钱里，除去交党费，全年剩下100来元钱，是准备交给铁道部的，那是来回探亲的路费，以及回到上海家中交给母亲的饭钱。
　　狠狠心掏出这份额外支出，是为了温课应考。1977年10月，农场场部十字路口高悬的大喇叭里，高亢地传达了来自北京的“号召”：当年12月恢复大学的入学考试。而黑龙江实行地方政策，要考两次。知青们传说着的理由很是充分，“这疙瘩来了这么几十万知识青年，就考一回，涮下谁谁不愿意，再说也涮不过来呀，考他娘的两回，轮着骨碌下油锅，谁‘抗造’（东北话，忍受煎熬的意思）谁笑到最后。”
　　1968年刚到农场，“旁边”60公里外的七台河是个人民公社，组建生产建设兵团了，七台河成为国家煤炭“特区”。据说这里的无烟煤是生产钢铁用的特等焦炭原料，抗战时候小鬼子都红了眼的。七台河的体制农转工，工人大哥比农民小二要狠，农场就吃了大亏。农场用的电，源头在吉林的小丰满电站，走的线路必经七台河，每逢煤矿生产急了，七台河就拉农场的闸，俺们已经无数次地“回到了一片黑暗的旧社会”。为争分夺秒地温课，一个拥有两万多人，知青占了一多半的农场，蜡烛就这么脱销了。
　　好在当时的我，在团部机关后勤处物资股“当干部”，团部物资大库对我来说，可以直进直出没门槛，整个农场的蜡烛就是缺到天上去，也不会缺我的那份。考语文，作文占分数大头，编点话写上够数就行，可考试里有高中立体几何题目，我这个初中生没学过。虽有蜡烛，还得找老师。团部服务连的指导员是一块下乡的上海松江的市重点中学的高中生，他不嫌弃我，肯教。经过数番指点，半明半白的我，晚上就到没有人的办公室去，点上蜡烛死记硬背、生嚼乱咽，每每熬到半夜。我告诉自己：为了永远不再碰到数学，现在就要撕碎它、啃下它，牢记，是为了彻底的忘却。
　　
　　预考那天，我的数学卷还是有做错的。监考的都是没参加考试的“知青兄弟姐妹”们，平时都在一个锅里搅马勺，交情没得说。一个平时总以农场首席篮球裁判自居的哥们，在教室里兜了一圈，随后走到我身边，用手指敲敲我错了的那道题。我当然闻过则喜，立即改正。到正式考试那天，我就没那么幸运，临时抱佛脚的高中几何题做出来了，初中的平面几何题反倒做错了。辅助线划得不对，一错到底。出得考场，仰面长叹，天亡我也。
　　那天下午考语文，作文题目是“每当我唱起东方红”。有无数考生压准了这个题目，因为考试这一天是12月26日。
　　高纬度的黑龙江严冬，深夜气温零下30余度。星空透彻，深邃无比。“一切都结束了”的晚上，我独自在场部走过了无数遍的唯一公路上“散步”。睫毛上慢慢地挂起了白霜，眼前一派迷惘。我再次开始了等待。等待什么？结果。什么结果？不知道。不知道的我，现在能够做的，是什么？明天早上乘农场的班车，上七台河，再乘火车到哈尔滨，然后转车回上海过年。这个年能过得好么？不知道。不知道也得过。
　　积雪在我的脚下吱吱作响。我为什么参加这场考试？1966年初中毕业后，在我应该参加高中入学考试的年龄，考试取消了。1973年，国家招收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我得到了农场机关同事们百分之一百的推荐率，这让我排在机关推荐上学名单上的第一位置。上海派到农场的招收老师见我，告诉我去报到的学校是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内燃机专业。只是，当农场某位副书记阴阳怪气教育了几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之后，我知道一切已成泡影。原因是后来知道的，我父亲是中共地下党员，在“文革”中受到审查，虽然当时已被解除隔离，但尚未作有政治结论。我无比愤怒，我已在1972年1月通过了入党政审，成为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一年前的我能入党，一年后的我却不能入学。有温和的领导来谈话，我也温和地“理解”说：不是我的政审不清楚，而是我父亲不清楚；不是我在政治上不进步，而是我父亲不进步。
　　第二年，我再次要求上学，依旧得到推荐。结果与上年相同。我彻底失望。接下来的两年盛夏和初秋，在繁忙的季节，我请假回上海探亲。我的工作业务，是负责全农场几千台农业机械的油料供应，每年受到嘉奖，多次立功，现在我“撂挑子”了。地球离开谁都还是转的，而我要表达的，是我的消极。我不知道我的农场生涯究竟有多长，我这一生就不能消极一次么，我为什么不能消极一次？
　　回到上海，父母对我的沉默还以沉默。上海的马路上，时有打着“我们要回家”标语的游行队伍。这是在不同年代中安排到不同地区的知识青年们。我站立街头，我熟悉和不熟悉的同命运的朋友们，离去已是现实，现在却在为能够回家而疾呼。
　　春节后发榜，留守农场的哥们发来电报：被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录取，速归。返回黑龙江，场部商店仓库外的院墙上，贴着这次“文革”后恢复高考的本农场考生录取情况，大学本科录取生约有30多个，我排在第七；在我前面的6名，都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当时，一个富有文化气息的讯息，在黑龙江农场系统迅速地传送着：这次高考，上海的上海中学、育才中学等学校的学生，都考出名了。我是上海市育才中学的1966届初三毕业生。
　　现在称以老三届的学生，其实大多未必像以后的历史性述说那样，当年就具有超常的政治醒悟和明确的人生目标。我自己是混沌的。一张大红纸写就的喜报，贴在弄堂的墙上，我就被送走了；在这张喜报的旁边，就是打倒我父亲的黑体大字标语。父亲和母亲同时被关押在互不知晓的地方。身陷红与黑同时翻滚的浪涛，我不可能有所反抗，我也没有多大的力量和可能来挣扎。逃离恐怖的“风景”，成为我远行的心理安慰。而现在，面对病退、困退，我没有这样的途径，也懒于、更羞于这样的途径。我始终以那个年代最传统的方式幻想着，我要以国家发一张批准我离开农场（读书、当工人或者当兵）的“证明”，以证我离去的正当性质和光明正大。我是愚蒙的，别的方式，老师没教过的，我也就不会。
　　我得到了国家的大学入学通知，然我依旧身在异乡读书。4年后，拿着国家批准我毕业回家就业的公文，回到上海，继而走访有关部门，祈求安排工作。一切再从头“赤脚”开始。
　　看着今天的报纸，有以“愿自由开放的旗帜高高飘扬”为题的文字，黄钟大吕般地概括着：“三十年前的月亮，照着一个国运彷徨、民生凋敝的中国。一个大钟停摆了，另一个闹钟响起来。饥肠辘辘的人民，突然都红光满面起来。”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日子里，在第一次高考后中国发生的天翻地覆的无数大事，是当时的我根本想象不到的。摸着石头过河，那是因为没有任何先验的蓝本可供临摹。是那一盏豆大的烛光，摇摇晃晃的决绝，照亮了我后面30年生涯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