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英家人还是得吃‘洋饭’啊!”瞅着英达、英壮、英宁几个子侄辈儿把情景喜剧这只美国汉堡端进中国千家万户,撒上点葱花,放一撮盐,盛出《我爱我家》、《候车大厅》、《东北一家人》这些热腾腾的中式家常菜,英若诚发出过这样的感慨。
从英若诚的祖父英敛之开始,老英家人就开始吃“洋饭”了。
英敛之
创办《大公报》和辅仁大学
英敛之22岁开始便笃信天主教。32岁那年他写了一篇《论兴利先除弊》,议论国是,声援维新,公开称赞康有为的革新主张“实今日之顶门针、对症药,痛快切当,言人之不敢言”。
英宁对这位先人很崇敬,“康梁呼吁变法图存令人景仰,但他们毕竟是汉人,我曾祖父是满族正红旗人,我曾祖母还是皇族,照现在的说法,人家可是体制内的,有这个觉悟多不容易啊!”
英家的满族老姓儿是“赫舍里”,英敛之本名赫舍里•英华,字敛之。
他与梁启超、严复等维新派人士往来密切,1898年前后,参与成立了一个名为“爱国会”的维新组织,袁世凯作为新军首领也参加了这个组织。袁世凯倒戈叛变,英敛之痛恨不已,1902年他在天津创办《大公报》,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对垒10年,这是后话。
戊戌变法失败后,英敛之亦在清廷的缉拿名单上,他带着妻儿先后避难于香港、越南,其后辗转落足天津。保皇立宪的政治主张受挫,他意志更坚,一意西学,希望借助“欧西学术”的引进,“启我同胞聪明”。
他把12岁的独生子英千里交给天主教传教士雷鸣远带到英国去学习强国之术,这个举动至今令英若诚的五弟英若识啧啧称奇,“我祖父这个人意识太超前了,一百多年前能有这样的眼光、气魄,他可就这么一个儿子。”英千里走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8年后,他才第一次回国。
因为主张“全盘西化”,英敛之也闹了不少笑话,被周围的人讥笑为“怪人”。例如他提倡穿西装,不听家人劝告,找了个日本裁缝做了套西服,勇敢地穿上,从天津四面钟到劝业场逛了一大圈,为的是叫“长袍马褂们”好好看看。结果回到家累得不行,脱下西装一看,原来自己连衣服架子一块儿穿身上了。
他不知从哪儿听说,西方绅士星期天必须骑马,特地买来几匹马,每到礼拜天就领着妻儿,到街上跑一圈,这个别出心裁的节目苦了他娇小瘦弱的妻子。英宁家里收集了许多家族老照片,其中就有一幅英敛之一家三口的马上英姿。
他自己穿西服不算,还想在全家推广,苦于弄不清西方女性服装的式样,托人到哈尔滨买了一套,让太太穿上拍照,放大之后挂在客厅里。那张照片英若诚小时候看过,印象里好像是一件俄国人的睡衣,他在回忆录里很是同情自己的小脚祖母爱新觉罗•淑仲,这位满清皇族跟着他祖父这个超级革新家没少受改造。
1924年,英千里自欧洲回国成亲。婚后头6年,他仍然生活在欧洲,偶尔回国探望。英敛之意识到儿子虽精通西学,在全英注册考试中名列第一,拿下了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学位,却连中国字都写不好,中国话都说不利落,更不能指望他干预时政,推进社会变革。
自1902年创办《大公报》到1916年9月意冷心灰将报纸盘售给大股东之一王郅隆,英敛之对西方世界的一心向往和全意推崇早已被现实打破,儿子的教育“失败”,是他“全盘西化”改革的又一大挫折。
《大公报》初创时,大股东是天津紫竹林天主教堂的教友柴天宠和天津本地建筑商王郅隆,严复也入了小股。法国驻华公使鲍渥听说之后,也积极入股。英敛之以为,“余思有法钦使,规模固可扩大,消息亦觉灵通”,他个人是同意法国公使入股的,但他在上海延请主笔时,《中外日报》负责人汪康年再三告诫他“万不可入洋股”,“谓其定受压制”。
果然被汪言中。《大公报》的教会背景虽然在创办之初为英敛之赢得了较为宽松的舆论环境,为报社赢得了“敢言”的美誉,但其间教会和法方不满报人们“御侮图强”的爱国之情,时常召唤总经理兼主笔英敛之面见,对“报上不合诸端”之事进行干预,股东们也都提心吊胆,“不安于位”。
英敛之曾多次萌生去意,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甚不快,百感纷集,颇思他去。”
他的信仰世界也在松动变化,自青年时期便对教会无比忠诚的他反思教会在中国土地上的作为,开始斥责一些外国教士的愚民之术。
推行教育、变革精神本是天主教和新教在华传播的宗旨所系,重视向中国上层官员和知识分子传教更是由利马窦开创的一大传统。然而自晚清开始,把持中国天主教会的法国天主教修会渐渐偏离了这个传统。天主教会与枪炮强权深度勾连,法国遣使会主教孟振生甚至说,“在中国,宗教事务上无须用大炮,也不用流血,只要法国命令自己的代理人用法国名义以坚决强硬的词句说话,什么事都可能解决。”此外,教士们奉行向中国社会底层传教的新政,主张“天主教会所应有的首先不是学者,而是宗教信徒”。
反倒是新教后来居上,十分重视高等教育对教会发展的推动作用。1890年新教传教士第二次在华全国大会上,教士狄考文力主把高等教育作为今后教会发展教育的重点,“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是一支点燃的蜡烛,未受过教育的人将跟着他的光走,比起绝大多数异教徒国家,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他提出,“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培养在中国任何一个阶层都有影响的人,使他们能够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
当中国政府开始创办高等教育时,天主教传教士并不支持。1898年,清政府创办京师大学堂,先委托天主教会莫里主教主持,“竟辞不受”,后来只得延请新教教士丁韪良任总教习。
天主教会威逼利诱的做法使其在华信徒人数一度远超新教教徒,但教徒信仰根基不坚,社会影响力欠缺,信徒中流传着一句歌谣,“为什么要信教,为了两块‘北洋造’(“北洋造”是当时北洋政府发行的一种银元)!”
1917年英敛之撰写了《劝学罪言》,上书罗马教廷,力主在中国开办天主教高等教育学校,信徒培养“以文学为第一要务”,“延聘素负盛誉高明特达之教习,严定课程”。
1925年,罗马教廷亲自委派美国本笃会来华办学,英敛之与美方负责人奥图尔发表联合宣言,“绝非用殖民政策,造成附属之品,乃为吸收中国有志爱国之士,本此志愿,同工合作”。
英敛之深刻意识到“介绍西欧新得科学文化之精”的同时,不能舍弃“中国旧有文学美术之最善者”,因此这所大学的办学宗旨必须是“舍短取长,不使偏胜”。
这所大学就是亚洲惟一一所由罗马教廷直接设立的天主教名校辅仁大学,校名是英敛之取的。他的同道好友,晚年捐资创办上海震旦大学的马相伯曾主张以“本笃”为校名,英敛之坚持取名“辅仁”,典出《论语》中的“会友辅仁”。
英敛之还创办了北京第一所女子中学――静宜中学,英若诚的母亲蔡葆真女士刚过门就当了这所学校的校长,时年19岁。北京培根小学也是由英敛之创办的,他的妹妹英木狄任校长,英若诚和英若识都在这所小学念过书。
英千里
与官场格格不入
对于英家人来说,英敛之的故事太过遥远,类似传说,英千里才是真正改变了家族命运的人。他和妻子蔡葆真(晚清山东巡抚、民国教育总长蔡儒楷之女)一共生了9个子女,长女七香、次子若敬患病早逝,其余几个孩子依次为若勤、若诚、若聪、若采(女)、若识、若智、若娴(女)。
英千里回国后先是在辅仁做教授,后又接受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邀请,为两校学生教授英国文学。那年头,教授收入丰厚,同时打三份工的英千里最多时一个月能拿到1000块大洋。
英若识到现在还记得有一次父亲领了薪水,“把大洋往桌子上一堆,让我们小孩儿趴在桌子上抓着玩儿。”
英千里在京郊买了别墅,每年夏天,一家人就坐着马车从城里到温泉别墅度假。后来,他又买了一辆福特牌轿车。英壮遥想当年,甚是感慨,“我爷爷当年那可是真正的大款啊!”
同父亲英敛之一样,英千里也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孩子们全都受了洗礼,都有教名,英若诚从小就担当教堂祭坛独唱,祷告和赞美诗也是他们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蔡葆真从未离开过中国,她父亲为了让她配得上那位留洋的准女婿,从小就把她送进教会学校,她同样是一名天主教徒,精通英文和法文。
这样的夫妻在同时期的中国并不多见,在英若识的记忆中,“我们家的民主空气一直很浓”。蔡葆真奉行“树大自直”的教育理念,给予子女最大的自由空间。父亲即便给他们立规矩,也“总是很绅士”。印象中父亲只打过一次孩子。
“我大哥若勤10岁的时候,说话冒犯了母亲,父亲让他靠在桌子上,用一根手杖打他的屁股。这个过程他弄得像一个仪式一样,我估计那可能是英国式的打屁股。”
英若识对父亲印象最深的是晚上的“床边故事会”,“我父亲有3间书房,里面堆满了各种书籍,我们从小就在里面胡乱看书。晚上他情绪一高,就把我们叫去,他躺在床上,我们站在床边上。他给我们讲希腊神话,《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基本上都讲完了。每天都讲一段,讲得特别生动,我们特别感兴趣,爱听,太好玩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英家失去了这份喜乐平静。英千里和辅仁大学的一些爱国人士秘密成立了地下抗日组织“炎武学社”,由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兼士任主席,英千里任书记长,直接接受国民政府的指示,在学生中宣传抗日思想,鼓励学生投身抗战。1942年日伪特务机关把他抓进监狱关了3个月,用尽刑罚,一无所获,只好将他放了。
1944年2月,他再次被捕,国民政府起初以为他已英勇就义,还在重庆为他举行了追悼会。英宁为此特别钦佩他,“一个家族出名人不难,出英雄不易呀,老虎凳、辣椒水,那可是动真格的!老爷子一介寒儒,能视死如归,不屈不挠,了不起。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做不到我爷爷那样。”
一年后,日本投降前夕,英千里在社会各界的营救下出狱。英若诚当时从天津圣路易中学毕业,已经获得免试进入剑桥大学的资格。英千里与儿子长谈了一次,“当初你爷爷把我送出去,是希望我从小就学习西方文化,从根本上了解西方世界的科技和文明,将来好为自己的国家做事,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造成我一生无法弥补的欠缺。我12岁出国,24岁回来,完全不了解中国社会,很多应该做又很想做的事情都做不了。”他劝儿子以自己为鉴,放弃剑桥,改在国内上大学,“千万不要从一个外国学校出来,再进到另一个外国学校里去。”
英千里知西不知中,英若识讲了一件趣事,“他12岁出国,像个外国人,中文不如英文好。他当教育局局长的时候,很多人找他题字,其实都是我母亲代他写的。”
抗战胜利后,英千里作为抗日英雄受到国民政府的重用,做过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和南京政府教育部的司长,但他的个性与官场格格不入,这个官当得很痛苦。英若识回忆说,“他很清高,官场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他都不懂,属于一点不会来事的那种人。”
英若识记得有人给他父亲送过一块银盾,银盾上刻了“步步高升”4个字,“我父亲当时就把这个人骂回去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他一直保持着知识分子的人格,对官场很不适应。”
英千里后来告诫他的子女,“长大之后,一不可为官,二不可从艺。”英若诚清华毕业后跑到北京人艺当了演员,后来又官至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这些都是老爷子料不到、也管不了的事情了。
1948年12月,北京已被解放军围城,英千里作为国民党政府“大陆人才抢救计划”中的重要人物和胡适等人从北京东单机场匆匆飞往南京。在此之前,英若诚曾专门从清华大学跑回城里,劝说父亲留下来,不要跟着国民党去台湾。
“我的宗教信仰怎么办?”这是英千里最大的担忧。
英千里到台湾后与政界再无瓜葛,专心教书。先是主持台湾大学外文系,1955年后又全力投入到辅仁大学的复校上。
英家几个孩子中惟有大哥英若勤在那之后见过父亲,“我大哥那时候在上海工作,他跟着他们单位中国石油公司去了台湾,在那里跟我父亲见了面,还帮我父亲买了家具。”
英若勤看到国共两党似有划江而治之势,就离开台湾回到上海,回来之后跟家里人讲了英千里在那边的情况。英若识记得父亲寄过一笔路费给家里,还写了封信,“催我母亲带我们去台湾,他特别惦记我的小妹妹若娴,我父亲走的时候她才4岁。”
英千里走后,蔡葆真带着7个孩子艰难谋生,她卖了一些古董维持生计,凡是在读的孩子,一个都不让他们中断学业。生计艰难,免不了借债度日,她把丈夫寄来的路费都拿去还了债。1950年前后,她写了封信让丈夫再寄一笔钱,这封信下落不明,家人从此与英千里失去了联络。
英千里在台湾收养了邻居家的女儿韩拱辰为义女,1980年她在英若诚访美时设法与他取得联系,交给英若诚许多珍贵的资料和照片。
英千里在台湾恪守着天主教徒的生活准则,一生没有另娶。罗马教廷给他授予了爵位,这个殊荣他的父亲英敛之去世后也曾得到过。
海峡的这边,他的孩子们与他划清界限,放弃了原有的宗教信仰,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却因为家庭出身太差,海外关系复杂,多数被组织拒之门外。
英千里辞世后,蒋介石为他亲笔题写了一块匾额,上书“教绩孔张”4个大字,时任行政院院长蒋经国亲自主持了他的追思会。出殡那天,为他抬棺的全是立法委员。
1993年,英若诚在马英九帮助下终于成行去台湾访问。马英九和余光中都听过英千里的英美文学课,马英九自美国留学返台后,担任过蒋经国的专职英文翻译;余光中曾说,在英美文学的学习上,他从英千里那里受惠最多。
英若诚为父亲扫墓在当时是岛内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大新闻。英若诚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在父亲的墓碑上他看到了父亲的照片,“样子比我记忆中要衰老”。这是他与父亲的最后“团聚”,此后他的身体状况恶化,再没有踏上台湾的土地。
英千里走后
有个潜逃到台湾的国民党要员老爸,对于英家兄弟姊妹来说,实在是个摘不掉的黑帽子。
“那个时候我们都要跟他划清界限,不是嘴上说说,是发自内心的。”大一点的孩子如英若诚、英若聪都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小一点的也都积极要求入团、入队。1949年10月英若识入团了,他回忆说这个政治上的进步对他的鼓舞极大,他从一个成绩很差的私立学校后进生,一跃成为重点中学北京师大附中的好学生,参加了开国大典的学生游行方阵。他很认真地纠正儿子英宁的戏谑,“不是旗杆后面那个,是旗杆西边。”
“那个年代这些东西真的能够对人产生推动作用。”政治生命如此重要,能够激励一个人,自然也能打败一个人。他的哥哥,英壮的父亲英若聪就是被击倒的那一个。
英若聪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当时是梁思成的助教,教师团支部的书记,党组织重要的发展对象,“属于又红又专的那种”。没想到1957年“反右”开始不久,他就被错划成“右派”。
英若识清楚地记得四哥当时的痛苦,“这个事情让他变得很消沉,我母亲劝他,眼光放远一点儿。他对我母亲说,我的生活已经看不到什么希望了。”
英若聪当了右派之后,被人从清华教育队伍中撵了出来,当了工人阶级。这段经历他一直视为人生中的一个污点,很少对子女提及,英壮只知道父亲从抹沙工到架子工,建筑工地上什么工种都干过。
因为这一番折腾,英若聪成了兄弟几个中身体最差的一个。因为教龄被耽误,一直到很晚才评上高级职称,为此他郁郁不欢,1984年还犯过心脏病。自那之后,严重的心脏病一直伴随着他。
1987年,英若聪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这个消息是英壮在单位读报时偶然看到的,他大吃一惊,“我说这事不小啊,这是一个级别很高的荣誉了,对一个无党无派、历经磨难的知识分子来说。”
下班后他带着报纸回家了,想跟父亲问个究竟。写惯了剧本的他,讲话也非常追求画面感,“进门之后的镜头是这样的――我父亲正在厨房切黄瓜。我说,‘爸,你的保密工作搞得可以呀,这么大事儿都不跟家里说一声的。’他一脸茫然,‘你说什么呢?’”
“我把报纸给他,我爸就看,看完不说话,把刀一放,坐在沙发上,大概20多分钟不说话。据说这天晚上,他失眠了。等了20年,他终于得到了认可,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体制的认可。”
英若聪被打成右派只是英家几个子女遭难的开始。很快他弟弟英若识也被群众专政了,原因是他托同事的朋友打听自己的父亲英千里是否还活着,革命群众给他定下了“妄图和海外联系,图谋不轨”的罪状。
英若识的双胞胎弟弟英若智在天津日子也不好过,他是搞水利的,偏偏喜欢画两笔漫画。有一天他画了一只猫蹲在窗边看月亮,被革命小将发现,认为“猫”与“毛”同音,认定他是在攻击伟大领袖。
这事过了没多久,他惹了更大的祸。他所在的海河治理工程队要搞一个庆祝活动,他热心地揽下了布置标语的活儿,让其他同事早些回家休息。谁知当晚刮了一场大风,第二天集会庆祝时,大家发现“毛主席万岁”变成了“毛主席万夕”。这事被当作一个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英若智作为“现行反革命”被投进监狱。3个月后释放,工资却一直停发。
“洋墨水”喝得最多的英若诚,遭遇比几个弟弟更坎坷。父亲是国际俱乐部会员,与诸多外国使节往来密切;他自己成长于教会学校,同学也都是外国人,刚工作那年,他按照组织要求如实填写自己的海外关系,别人最多也就是两三页纸,他整整写了10页。
1952年起,时任北京市长彭真直接授命他利用自己的海外关系,了解西方动向,为组织搜集情报,他还获准可以阅读大量英文读物。结果,1968年他以“美苏双重特务”的罪名被捕入狱,经过多次审讯,他才意识到自己被捕的真正原因是曾经为彭真工作过。
他在北京、河北等几座监狱过了3年牢狱生活,他的妻子吴世良在他被捕的第二天也被抓了。他们16岁的女儿英小乐被送到内蒙古插队,7岁的英达先是跟奶奶生活,后来被迫流浪街头,住在下水道里。
蔡葆真因为有个跑到台湾的丈夫,自己又懂法文,被安上一个疑似“法国间谍”的罪名,造反派不许她跟子女同住,把她隔离到一个只有7平米的小矮房里。
多年以后,英若诚把自己的牢狱生活作为个人自传的第一章,因为这是他一生中“最离奇”的事情。
英若诚
我为什么热衷于中西文化交流
1980年,51岁的英若诚第一次出国。先去伦敦,又去美国访问了几所大学。他是陪曹禺同去的。后来,他对自己的传记合作者、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康开丽女士说,“头一次出国一开始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后来又时常陷入内疚之中,因为国人中能够亲眼看到外面世界的人太少,也因为国外物价太高,我们花这么多钱感到不自在。”
他和曹禺都喜欢喝一口,但他们每人每天只有1美金的零花钱,连一瓶啤酒都买不起。于是有一天晚上,他跑出去买了一瓶发酵的苹果汁拿回来,与曹禺当酒喝。
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访问时,东道主发现了他们的拮据,请曹禺做了一次演讲,英若诚做翻译,学校方面给了他们1000美金作为酬劳。
用这笔钱,他买了台德国产的彩色电视机,曹禺买了套音响,他们奋力把这两个大件扛回了北京。后来,他得到机会去意大利拍摄《末代皇帝》,他用剧组给的酬劳买了台热水器,也把它托运回了北京。
改革开放后,他精通的洋文终于派上了正经用场,《推销员之死》、《哗变》、《请君入瓮》、《芭巴拉少校》、《上帝的宠儿》都是由他翻译、引进到北京人艺的外国戏。
英达的好友阿忆至今记得自己在大学时代,跟同学一起观看话剧《上帝的宠儿》时的情景,“那时我在北大上大二,跟孔庆东一起跑到人艺看话剧,从那时到现在,俺再没有看过如此震撼和精湛的话剧表演!”
英若诚把自己认为一流的西方大师之作引进到中国,同时也把中国戏剧文化传播到西方。作为密苏里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给美国学生排了两部中国话剧,《家》和《十五贯》。他是当时北京人艺海外影响最大的演员之一,《忽必烈》、《末代皇帝》、《小活佛》、《马可•波罗》等影视作品为他赢得了一大批海外观众。
有人把醉心西方文化的他称为“假洋鬼子”,他不以为耻,还让四弟英若聪给他刻了枚“假洋鬼子”的图章。
1991年他与《英若诚》一书作者柯文辉有过一次长谈,完整地讲述了自己的“文化交流观”。
“弘扬民族文化,并不是取消外来文化。……无论是洋奴、假洋鬼子、里通外国,什么文化侵略、黑干将之类的帽子都吓不倒我。……关门主义是代替不了艺术规律和人类渴望相互理解的规律的,……用艺术去感动朋友比说教更有力。
“我们提倡爱国主义,首先要让青少年知道中国与世界的现状,加以对比,祖国才可爱。有的人认为应当把中国说成好而又好,革命灯塔、世界乐园、人间天堂,这便是爱国……这种说法太片面,经不起比较和事实的检验,往往连真正的伟大之处,也被后代轻易否定……
“什么叫爱国?就是‘要在他的领域里赢得他的尊敬!’……世界上什么事都有一套公认的规则,不能关上门做皇帝。
“我经常遇见双方的无知,我们对外国的无知和外国对我们的无知。……我会点儿外文,能看些洋书。……我看了好些书,对咱们中国有用的书,什么爱森斯坦哪,斯坦尼呀,以至于《推销员之死》、《哗变》哪,我觉得它是外国文化的精华,但是光我一个人知道有什么用?我得让中国人都知道,我得把它翻译出来。直到现在这还是我的动力!”
1986年,他从一名股级干部一跃成为文化部副部长,主管艺术院团和艺术院校。曹禺送给他一幅字,“大丈夫演好戏当好官,奇君子办实事做真人。”
他同自己的父亲一样,在官场也不失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他说自己在官场上看了太多喊着“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的人,他把这种来自上面的极左势力幽默地称为“左上方”。当副部长的时候,他竭力改变这样的状况。退下来之后,他翻译导演了萧伯纳的名作《芭巴拉上校》,这场戏的第三幕有一句经典台词,父亲对干什么都不行的儿子说,“在这种情况下,搞政治也许是你惟一的出路。”
身居高位时,他也没有离开过舞台。1990年6月,他卸任了,锁上办公室的门,交出钥匙,轻快地与同事们握手道别,“欢迎明天到首都剧场,看我的戏。”
晚年,他躺在病榻上,严重的肝硬化时常令他陷入幻象,有时他甚至会用英文发表长篇演说。英达、英壮、英宁哥儿几个轮流值守。有一次他对英壮说,“演出快要开始了,咱们对对词儿吧!”还有一次英达刚走进病房,他激动地对儿子高喊,“唉!你来了!他们(护士和大夫)都是外国间谍,我跑不了了,他们把我的裤子拿走了。”
神志清醒的时候,他对康开丽说,自己这一生因为会洋文遭了些罪,但是“在我的生命结束之前,回想我的一生,在我所有的经历中,我决不会放弃学习外语的机会,这是我从我祖父、父亲那里继承的财富之一。他们把这个知识分子家庭的重任传递给我。……中国人狭隘的爱国精神在政治危机中被利用。现在国际关系舞台上最重要的事实是: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已不再闭关自守。中国的门已经打开,这是自最高领导层到街上的普通老百姓一致的共识。历史不会再开倒车了。”
自由选择的第四代和第五代
老英家人才太多,英达他们哥几个成名后,在天上晕了没两天就落地了。英宁说英达跟自己说过好几次,“有时想想我真觉得自己挺牛的,再一想,还是不行,老几辈儿人那种文化地位和历史作用咱还是真没达到。”
英宁小时候每每背不下课文,父亲就拿爷爷英千里的博闻强记激励他,“确实觉得自愧不如,还真能起到激励作用。”
“不骄,不躁”是英宁总结的家族传统:不骄,是因为跟老几辈差太远了,“不敢骄傲,但求无愧对前贤,这是家族历史给我们的动力。”不躁,是因为打爷爷去了台湾之后,一家人就开始过苦日子。用英壮的话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抬不起头来,有各种各样的头衔和帽子”。英宁笑着说,“我们英家最艰难的日子都熬过去了,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了。”
英壮直到上高中才对自己的家史有个比较清楚的了解,“小时候,家里人都不爱说这些,一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这个家庭的历史并不光彩,二是怕小孩听了出去乱说惹祸。”
小时候他问父母,“我怎么没有爷爷呀?我爷爷在哪儿呢?”爸妈都支支吾吾,后来他写剧本就用这个素材编了一个段子:
“我爷爷是怎么回事?”
“爷爷?爷爷,当然,一般人都有爷爷是吧。你呢?也应该有。有归有,但是不好说。”
英达流落街头的时候,他们家的日子也过得很惨,祖业被挤占,一家四口被撵到一个9平米的小屋里。父母都是双职工,每天下班回家都很晚。他要照顾妹妹,还要做一家人的饭,“据他们说,我7岁的时候自己杀过一只鸡。”
1968年出生的英宁是英家他们这一辈年龄最小的男丁,他热情爽朗,心直口快,自封“英氏家族总联络官”。海外亲友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给他打电话,“安排吃住,张罗饭局,这些都是我的事儿。”
国门打开之后,他们家与海外的亲戚渐渐联系上,“中国人就爱串糖葫芦嘛,家里有个海外亲属,就会一个一个往外接。”
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20多年过去,这个家庭已经完全国际化了。他小姑姑英若娴最先去了美国,现在美国从事物理学研究。其后英若勤的儿子英健和女儿英明、英达的姐姐英小乐、英壮的妹妹英凡、英宁的妹妹英悦等人也都出国发展了。
英家第五代有十余人,一半以上都在国外成长。英达与宋丹丹所生的儿子英如镔(满族名巴图)已经长大成人,从英国留学回来,也宣布要进入演艺圈。英宁哈哈大笑,“我们这两代最大的特点是让我们老英家从一个文化世家变成了梨园世家。”
英达与梁欢所生的小儿子英如镝运动天赋出众,9岁时作为主力和北京“虎仔队”的队友们在加拿大的贝尔首都杯(全球规模最大的12岁以下少儿冰球比赛)中夺冠。
英达为了不耽误孩子的前程,干脆把家搬到美国,小家伙现在是芝加哥使命队青少年俱乐部的队长。英达坚信儿子将来能成为出色的职业冰球手,影响力会超过姚明、丁俊晖。为了培养好下一代,他比以前更加忙碌,国内国外来回飞。
英壮和英宁还坚守在情景喜剧生产第一线,巩固着英家的文艺阵地。接受本刊采访时,英壮正把自己关在京城一家小旅馆里修改《地下交通站2》的剧本,英宁自编自导的新戏《桂花打工记》今年春节前后也要播出了。
英宁在他们家的阳光书房里给记者翻看家庭老相册,书房东面的墙壁上挂着英敛之的墨宝:“文辞清妙世少比,胸次广博天所开。”他笑呵呵地跟老人家开玩笑,要父亲英若识为我们“痛说革命家史”。
糟糕的家庭出身、复杂的海外关系让英若识他们这一代很长时间都不敢大声说话。英宁7岁的时候,听到大人们在家里压低了嗓子议论什么事情,小小年纪忽然冒出一句话,让一屋子大人都愣了,“爸,别乱讲,‘文化大革命’不是一次啊,可能还有第二次第三次!”
“现在的环境多宽松啊!他们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己的天赋去发展,”英若识的总结非常经典,“我觉得一个社会是不是合理,就看能不能让每个人自由地发展。他们是赶上好时代了,我们那个时代是畸形的,现在说‘性格决定命运’,我们那时候哪有这个,什么样的性格都是一样的命运!”
(感谢英宁、阿忆提供采访帮助,感谢中信出版社董曦阳提供资料图片)